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举国关注“大国崛起”
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当时，《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说：“15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标尺。站在21世纪前沿的中国领导人把视角向这个时空延伸，颇具意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主讲人之一的钱乘旦教授说中央领导的提问“非常敏锐，非常有洞察力”。
三年后，一部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中央电视台12集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学习的主要内容，以鲜活凝练的电视语言，以直观生动的视觉冲击，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在开篇时，该片解说道：
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500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大国崛起》全景式展示了国家兴衰的历史画卷，气势宏大，内容丰富，论说精辟，很快就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作为一名电视观众，笔者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看完这部纪录片，深有感怀。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国运昌盛的时期，如盛唐气象、康乾盛世等，但是在近现代却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曾被鄙视为“东亚病夫”。对比考察世界各国在这5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国家崛起的身影，以及背后推动的力量，这里面有许多值得世人思考、学者研究的问题。何为世界性大国？大国如何崛起？崛起后又如何？这里面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的今天有何启迪？面向历史兴衰的诸多发问，可以说触动了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自平民百姓、芸芸受众的关注和思考。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由各种各样的因素共同作用，从不同的视角能得到不同的逻辑结论和启迪。在该片最后一集《大道行思》里面，有不少学者和政要都有各自的精辟的回答：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
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
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吸引力。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皮埃尔·罗桑瓦隆
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定的内部凝聚力。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
学者往往是从其治学的专长和角度，政治家往往是从其政治经验和切实感受中总结回答历史提出的疑问。这实际上启发笔者：是否能从传播学的视角来探究国家兴衰的历史奥秘呢？这可以说是本书写作的灵感缘起。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的学术传统
对于传播与帝国兴衰的命题，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经济学家、传播学大师伊尼斯就在其经典之作《帝国与传播》中有过精辟的论证。他在对自古希腊以来的一些文明与帝国的兴衰史进行深刻分析时，就敏锐地发现了传播和媒介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传播媒介究竟是“羊皮纸、黏土、石头”还是“莎草纸、纸张、印刷品”，居然会与帝国兴衰命运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传播媒介的时间与空间的偏倚性质，悄然影响了帝国的生命。他的学术思想给后人带来深刻的启迪，至今还在传播学界留有余响。
然而，伊尼斯以及后来的一些学人的研究还留有诸多未解的问题值得探讨。特别是，传播和媒介究竟是通过什么机制或者力量关系影响到经济运行，并最终影响到政治、军事乃至整个国家命运的？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传播究竟与国家命运有何内在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这更具有启发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本选题意义的探讨
本选题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将密切关注传播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复杂精微的相互关系和力量作用，不仅是要采取以往学者惯常采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也不仅局限于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和历史洞察的直觉判断，还希望借助于自然科学对于复杂系统研究的数学思维方法，来廓清历史宏观演化中的某些量化规律，揭示出传播与国运兴衰结局的不确定性中的某种系统效应。
本选题前承世界历史脉络，后接当下社会现实，需要充分调动起有关传播学、政治学、世界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才能破解“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这一命题提出的学术挑战，从而在传播的视域下全面回答国家兴衰的历史发问。这一命题的研究本身具有复杂性，因而其学术挑战性不言而喻。通过对这一选题的深入研究，能够从传播学角度洞察历史发展规律，扩大传播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影响，还能够将传播学研究视角扩大和提升，可以开拓出传播理论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本书所做的或许只能算是一块起步的铺路石。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这个选题，现存相关研究的中文文献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分别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的学术考察。一种是从传播现象、媒介现象的研究入手，考察人类传播行为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与作用，运用的是传播学的视角；另一种是从国家兴衰现象的研究入手，考察其内在的原因、机制和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的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关于本选题的现存研究实际上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一些现有成果基本分散于多个学科领域的文献当中。
传播学领域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加拿大经济学家、传播学大师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两本经典著作可以说是最为系统地研究了传播媒介与帝国、文明兴衰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一个一时难以超越的传播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其基本的观点是传播介质影响了文明兴衰。他把媒介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倚重时间的媒介，一种是倚重空间的媒介。在他看来，“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Innis，1950：33）。伊尼斯敏锐地发现，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羊皮纸、黏土、石头，性质耐久，能够保证持续性和思想传承，有利于非集中化；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纸张、印刷品等，质地轻巧便于传输却不耐久，适合广袤领土的治理和贸易，适于加强集中。因此，依赖于不同传播介质进行政治控制的国家或文明就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帝国在地理上的扩张与维系需要“倚重空间的媒介”发挥作用，否则，就容易崩溃；宗教在时间上的持续影响需要“倚重时间的媒介”，才能长久经受考验。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Innis，1950：25）。据此可见，伊尼斯无疑是开创了从传播视角来研究帝国与文明的历史演变规律的学术范式。伊尼斯的思想与理论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在邵培仁的《传播学》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1-214）中被归纳为“媒介偏倚论”。
除此之外，在传播学研究文献中对这个选题涉及的相关现象和问题进行过较为深入分析的还有美国传播学者、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席勒一生出版了许多著作，主要是专注于研究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尽管其学术取向基本是“批判”的路数，但是，他的一系列著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甚至击中了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问题之靶心，只不过他大多数的时候是以美国历史为例罢了。他的第一本书，即其成名作《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就深刻地分析了大众传播与美国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本书“研究了美国军事和工业综合体和传播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美国传播产业在美国建立世界霸权中的关键性角色”（赵月枝、邢国欣，200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看来，该书揭示的“经济实力与信息控制、形象制造、舆论构建的融合是新权力的本质”（赵月枝、邢国欣，2007）；而这种传播融合经济、政治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影响着国家未来的命运。该书第一次出版于1969年，在1992年再版的时候，席勒增写了《二十五年来的回顾》，开篇就列举了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美国的信息垄断和控制达到的某种登峰造极的程度——“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于波斯湾发生的事件及其意义的理解实际上都来自美国这个单一的信息源”（Herbert I.Schiller，刘晓红译，2006：1）。这不能不启发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海湾战争的另一交战国伊拉克的命运岂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吗？2003年，美国直接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期，伊拉克的命运基本是被美国完全操控着。本书在第五章“传播与国家认同危机”一节中还有对伊拉克战后国家命运的相关分析。对于传播在军事上的作用，席勒在一些章节例如：《第三章 国内的传播联合体——第一部分：政府部门的军事化》，第五章的《空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军事通讯使用的资源》等。中有专门的论述，而军事力量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交战国之间的胜负命运，由此可以发现，传播力量对于美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外交战的军队战斗力的一个组成成分。这些论述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伊尼斯在20世纪50年代论及的传播介质对于国家统治控制时所能想象的传播技术能量。
席勒在他的另两部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信息和危机经济》（I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中把研究的视角都转向了信息控制的问题，论证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在其论述中涉及对信息传播与美国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命运关系的分析。这可以看作是对信息传播与国家命运主题的一个重要侧面的研讨。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主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就把研究的主题放在了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同样涉及传播与国运问题。
除了论及美国之外，布莱第（Brady，1937）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一书在研究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市场经济、尤其是垄断市场的关系过程中，比较了纳粹宣传和当时在美国新兴的公关业和商业宣传的异同。布莱第在论及宣传机器在纳粹德国的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无疑是从一个极端的反向案例涉及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的主题。
事实上，有一批学者，以席勒为代表，还有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Smythe）等人，专注于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上，切入到媒介、技术与国家社会的权力运作过程进行研究，这些论述或多或少把传播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从总体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的批判取向，往往疏于探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内在机理，所以，究竟媒介或媒介组织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影响到国家命运，尽管其理论批判精神十分犀利，但是其理论解释力还远未解开国运之于传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