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策的国家战略研究，有些中国学者根据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阐述提出了由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创新与开发战略等各理论组成的中国国家战略问题报告。所谓经济平衡发展战略，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和发展失衡的经验教训提出的经济战略概念，这一国家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协调、平衡的发展，具体目标要求保持供给与需求平衡的发展，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以调整就业结构，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保持全国区域发展的平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以城乡发展总体战略保障城乡协调发展和缩小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可持续发展战略则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提出的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迈向21世纪的共同发展战略的指导原则，根据中国政府的具体行动方案，提出了关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相关的资源、环境问题的具体论证。科教兴国战略强调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发展轨道上来，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落实到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和普及，以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并实现向生产力转化能力的目标。国家安全战略根据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形势从以军事国防安全为主向经济、科技、信息等多方面综合安全的转变，提出了国家安全综合战略的概念，认为：经济安全是国家的最高安全，而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这种国家安全综合战略中对国家金融安全战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等，都有详细的阐述。创新与开发战略所强调的是从战略的高度建立中国的创新体系并积极实施“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方针，要求使创新成为国家内生的制度安排，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提高中国国家的竞争力。
鉴于传播全球化对中国外交造成的国际政治压力，中国学者还提出了作为国家战略的传播外交概念。这种国家战略思想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深刻改变着传统国际政治生态的今天，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其国家形象是有文化主体性的塑造还是被他国的学术文化塑造，其外交是能够通过传播手段有效地获得他国的理解和共鸣，还是被动地受到反传播的牵引和重构，越来越多地决定着它们在全球化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国家自身的命运。简单地说，是能够有效地传播自主观察世界、解释自我的知识思想，还是处于被围观、被解释的反传播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方面。但中国的传播外交意识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挑战，尤其是在外交理解和传播实践中，低水平重复的传播形式与技巧往往受到突出的强调，对外传播的形式主义分析和工具主义目的理解占据主流。这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负面“中国观”不断地积累，并使中国的“问题”纠缠于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建构自己关于中国研究和世界研究的知识体系，只有这种知识体系在外部世界获得了有尊严的学术认同，中国叙事者才能确立思考和传播的文化主体性，中国的知识思想才可能进入其他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国传播才真正能获得有效的和积极意义的受众。只有这样的传播，才可能逐渐对改变西方负面的“中国观”产生作用；只有这样的传播外交，才可能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更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尊严。
第四节 国家战略的性质、特征、地位和作用
理解国家战略，树立国家战略的思想，确立国家战略的原则，必须在理论的层次深入思考国家战略的哲学。作为治理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总体性方略的国家战略，与军队从事战争的军事战略、党派参与选举的政治战略、企业竞争利润的商业战略等等是完全不同的，国家战略具有它独特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
一、国家战略的性质
（一）国家战略的政治性
近代以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国际关系体系是一个相互竞争的无政府体系，民族国家之政治共同体乃构成这一体系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政治单位。因此，作为决定国家生存与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手段的国家战略，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所谓国家战略的政治性，可以从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政治性质决定其发展战略、决定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目标来理解。国家战略根据国家的政治目标制定，政治是战略的灵魂；而国家战略行为主体的政治目标集中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根本利益和奋斗方向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层总是按照自己的国内政治秩序设想和利益分配原则、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国家利益认识来制定国家战略。1991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曾经在西点军校的讲演中指出：美国珍惜自己的价值观、道德准则，热爱自由的美国人推动着美国的发展，也为世界自由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创造出了人类高度发展的财富和科学技术，也表现了其高度的责任感。1985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参议院作证时也谈到“我们的价值观、品性和精神，不断追求有自由的和平”等意识形态因素对美国政策的决定性，他说：美国所追求的国家利益目标，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去，自由地保持我们的生活方式，维护加强民主国家大家庭，生活在一个稳定和平的世界”。同样，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国家战略的政治性反映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中国共产党领袖形成的理论传统，反映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反映在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交政策原则等方面。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过许多经验教训。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回答了这一国家战略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而提出“超英赶美”之类国力所不及的战略目标，结果造成错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归根到底都是和党中央的战略指导分不开的。
国家战略的政治性还可以从国家制定、实现战略目标的决断能力和国家的政治运作能力来理解。西方学者指出：物质实力和外部的威胁等狭隘的现实主义构成要素并不能解释国家所实际做出的行动。相反，社会观念、宪法的特征、经济因素的制约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中起着重要的、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在决定国际冲突与合作前景方面，国内力量的范围和重要性正在增加。中国学者在论述国家战略的依据时从多方面提出了国内环境的决定性影响，诸如经济发展、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民族主义的膨胀、民主化进程的滞后、社会分化加剧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等等。日本研究者的认识则更具有经验性、操作性特征，中曾根康弘认为：首先需要有准确率极高的信息收集能力，以经常保持对现在和未来情况的强大理解力和决断力。同时，非常需要最高负责人头脑冷静、不感情用事，坚持考虑力量均衡的合理主义。要顺利完成这些决策，还要通过公开信息和说服来长期保持强大的国民支持，并尽全力与国会、在野党、记者保持沟通，获得他们的支持。
（二）国家战略的全球性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它经过了殖民主义国际体系、冷战国际体系发展为当今的全球化国际体系。全球性的国际体系要求国家战略具有全球性的知识视野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目标，这可以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获得列强地位但在与美国、苏联的战略竞争中失败的历史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中国皇族官僚集团拒绝改革而导致国家衰败，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后由于对苏联力量的错误估计而“一边倒”但中苏同盟很快发生分裂的历史中得到证明。
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家战略的全球性更加突出和鲜明。有西方学者指出：战略缔造是一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中国学者强调：当今的时代是区别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即真正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使相互依存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任何国家的战略制定若不考虑全球化主题与背景，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战略。因此，中国的国家战略制定应当在全球化视野中决定基本原则：第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这一主题区别于战争与革命，突出了求和平、谋发展从而更强调对话与合作的时代特征，尽管战争与冲突仍然存在并有现实的合理性，但在价值上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和平与发展。第二，两种基本社会制度的长期并存与竞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争并未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消失，但两者斗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从体制外的对抗转变为体制内的较量，并且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务必把立足点放在加强与发展自身而不是试图简单消灭或取代对手上。第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从硬实力还是从软实力而论，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必须理性地承认这一基本事实，防止、克服各种情绪化的政策，坚持国家战略的务实性和有效性。第四，国际机制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必须认识到，国际机制的领域拓展、数量增多、强制性加强，同时注意由于西方大国对国际机制的主导而使其公正性受到局限。第五，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与崛起。全球化时代的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不可忽视，非国家行为体正在从多领域、多层次上影响国际关系的议题、程序和进程，因此必然制约着各国的大战略。
另外，还有中国学者在“国家战略体系”的整体框架中提出了“全球战略”概念，对此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国家战略全球性的认识。这些学者指出：在经济战略上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在安全战略上以新安全观为战略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的维护；在文化战略上坚持文明多样性，促进普世性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归结起来，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全球战略的目标就是：维护、营造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维护、扩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性国际制度并促进其完善。
（三）国家战略的历史性
著名国家战略学者钮先钟在其《国家战略论丛》中指出：“从古到今，战略研究几乎都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最近有若干新进之士高唱历史无用论，但这些言论若非立意鸣高，故作惊人之笔，即本身对历史缺乏了解，遂不知其所见之陋也。”那种以为人类进入核武器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就忽视历史与现在、未来的联系的说词实为梦呓。“过去与未来不特没有脱节，而且由于科技发展对时空所产生的压缩作用，反而变得更为密切。所谓未来学（futurology）的研究实际上是历史学的延伸。”总之，分析未来的基础“是历史而不是幻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历史研究对于国家战略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当然也就可以认识到作为国家战略性质的历史性了。
国家战略的历史性首先是指国家战略制定时评估战略环境、分析国家利益、确定战略目标、研究战略部署等环节所需要的知识体系来自基于历史研究的对现实的理解。中曾根康弘在研究日本国家战略的著作中提出的基本原则就是理解历史的原则，他说：立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分水岭之上，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清算”、“继承”和“发展”这三个领域内严格检讨人类的文明和日本的历史。在回顾日本古代和近现代历史的知识基础上，尤其是在总结了关于“大东亚战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教训的基础上，中曾根康弘提出外交四原则：不做超出自己国力的事情，外交不能搞赌博，内政不能与外交相混杂，必须顺应世界史正统的潮流。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具有宣示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的功能，这种报告一般也都是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的一系列战略规划。在1997年9月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先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强调：“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各项工作、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政治战略，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则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以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规划，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战略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