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家战略思想的历史与国家战略概念
国家战略作为一个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的概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它反映了战后的世界政治现实和国际冷战体系中大国新的国家利益竞争思维。国家战略思想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更加受到重视，这是因为信息化知识社会的形成和经济的全球化扩张使得国家利益竞争更加具有隐蔽性、综合性和总体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日益改变着传统国际关系的政治生态，民族国家之间的全方位密切交流和传播能力的竞争正在建构着新的国际权力体系和利益格局。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总结国家战略思想，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把握中思考国家战略路线，有益于一个国家在全球化权力利益格局中建构主体性立场，决定着能否避免被边缘化、工具化、形式化而导致国家失败的命运。
一、国家战略思想的历史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以政治单位的组织形式在相互竞争中发展，这种竞争的基本形态就是战争，尤其以国家为政治单位的国家间战争。战争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决定性作用，而克敌制胜需要全局性、前瞻性思考，这种思维观念从古代的战争中产生，所谓“战略”（strategy）在西方文献中就源于希腊语的“将军”（strategos）。现代意义的战略概念最早是在1825年由《牛津词典》定义的，也就是说，直到近代，西方军事政治话语中才有战略、战役、战术的层级区分：“战略级涉及在国家安全的整体上使用国家全部的武装力量；战役级涉及在战役或军事行动中使用军队；战术级涉及使用与敌人直接接触的军队。”德国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1780－1831）更明确地指出：“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战略”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出现过，如《宋书》中“授以兵经战略”。但现代意义的“战略”概念是日本学者从英语和德语翻译进入汉语语汇的。
一般说来，战略作为军事术语是指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在近现代的国际政治领域，由于涉及国家间政治、安全、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竞争，战略观念和战略研究受到重视，战略思想超出战争和军事范畴，出现了“大战略”、“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国际战略”、“世界战略”、“全球战略”等用语和概念，被应用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国家发展和竞争领域。作为大国竞争的整体性思维，英国的政治、学术话语使用“大战略”（grand strategy），法国则有所谓“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美国则使用“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先正式使用“国家战略”术语，国家战略研究和国家战略思想也最为发达；美国的政治家和国家战略研究者往往具有身份的同一性，他们指导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文化等各方面走在世界发展的前沿，在冷战政治斗争中挫败苏联，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超强大国。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使用过“政治战略”的概念。如斯大林在论述集体农庄运动时曾经指出：“我们党的政治战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它善于在每一个时机找出运动的基本环节，抓住了这个基本环节后，它就把整个链条拖向一个总的目标去解决任务。”在现代中国，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无论对于战争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政治斗争中都使用过战略概念，其最经典的论述就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而且，毛泽东、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论述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世界战略的概念了，例如毛泽东在1940年评论苏联不加入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动时说：这“是世界人民拥护苏联的结果，是苏联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世界战略上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不但保护了苏联，而且保证了世界革命的胜利。”刘少奇在1941年论及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时强调：“共产主义事业，是一种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需要全世界的统一的行动与斗争。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已开始了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统一的战略新阶段。
因此，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战略，都不是离开其他各国而孤立的，而应服从统一的世界战略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后，与国际政治和外交有关的战略概念使用大大增多。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中，世界战略多被用来谴责美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在世界的称霸扩张，全球战略也往往用于美苏两个在世界上有扩张能力和称霸野心的国家，外交战略用于多种国家，而表达中国战略思想使用较多的是国际战略。“国际战略”最早公开见于20世纪70年代《人民日报》报道外国政党或政治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帝斗争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赞颂。如1971年7月1日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称赞：“在这半个世纪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阁下的正确和坚定的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胜利。”又如意大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领导人在1977年9月9日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晚会上赞颂说：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制定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走向解放和社会主义指明了胜利的道路”，是“工人运动国际战略原则的总结”，是“不可战胜的武器”，“谁不承认或反对这个理论必将遭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再如巴拉圭共产党总书记克雷依特1978年3月2日以巴拉圭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称赞他在中共十一大报告中“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阐明了国际战略路线”。再如法国《红色人道报》1978年5月12日发表了阿根廷共产党（马列）和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联合声明，说：毛泽东同志基于对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正确分析而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规定了今天世界无产阶级正确的国际战略”。
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意见时就已经开始使用国际战略概念讨论中国外交了。1962年春，他针对当时中国外交“四面树敌”导致对外关系全面恶化的严峻局面，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等文件报送中央，建议纠正在处理国际问题方面一些不切实际的思想和做法，其中他把“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称为“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国际战略思想”，认为“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一向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国际战略，高举起反帝的旗帜、和平的旗帜、团结的旗帜、革命的旗帜。”但他明确反对“把社会主义力量夸大为可以决定一切”，反对“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说法，反对“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反对“号召别国人民起来打倒本国的统治者”，强调争取和平共处，强调和平运动的目标“不是推翻帝国主义制度”，强调武装斗争并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强调支持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共产党“在执政前和执政后，在支持别国革命的问题上，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很显然，他其实是在主张中国国际战略的重大转变而批评毛泽东当时的左倾思想，于是被毛泽东、康生等批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对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王稼祥“逆流而行”、力图在对外关系全局上防“左”纠“左”的尝试夭折，并给自己带来厄运。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王稼祥所主张的国际战略转变在邓小平时代逐步得以实现，而邓小平和王稼祥一样也使用了国际战略的概念，而且在论述策略上也是在肯定毛泽东的国际战略的前提下展开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转变时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与实践推动了有关研究的进展。1979年年底，中国成立了有军方或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和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国际战略逐渐普及为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和学术用语。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已基本明确将新中国50年代的向苏“一边倒”、60年代反美反苏的“两面作战”、70年代的反苏“一条线”通称为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并认为80年代邓小平主持制定了新时期的国际战略。1995年12月12日，江泽民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说：“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他要求我们的外交工作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明确指出，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邓小平同志外交思想指导下，我们在外交上进行了两个重要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为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客观科学的依据。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态度和对策。”
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会上又指出：“邓小平同志科学地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领导我们重新确定国际战略，调整对日、对美、对苏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打开新时期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自己的努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以国际战略概念回顾中国外交和表达外交政策总体性构思的历史脉络。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作为中国思考和平发展总体路线的“国家战略”思想逐步明确起来，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形成热潮。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中，我们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面临着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压力。能否加快现代化进程，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取得主动，将决定我国在下个世纪的地位和前途。”国家计划要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把增加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国家战略重点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更明确地谈到：“坚持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努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相应的，学术界的国家战略研究出现大批研究成果，涉及国家战略理论、世界大国的国家战略以及中国国家战略等各个方面。总之，国家战略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学术主动思考国家现实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之总体性、前瞻性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