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对中国网络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过程中，一直贯彻的是合理化的基本立场。合理化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美好期待，而中国网络国际新闻报道作为社会行动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实现自身的合理化。也只有实现自身的合理化，中国网络国际新闻报道才可能真正地实现对于信息的流畅报道，才可能消除社会中各种垄断性因素对国际新闻报道的限制与干涉，同时摈弃那些损害国际新闻报道的有害因素，才可能复原生活世界的本来面貌，也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间真诚而内在的沟通和理解。
一、关于合理化的解读
当人们看到合理化概念的时候，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而这些现象需要合理化，正是通过合理化的追求，我们这个社会才可能变得更加合理。实际上，合理化或者合理性有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一般行动的合理化是这样描述的：“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韦伯的合理化包括两个方面：目的合理化和价值合理化（形式合理化和实质合理化）；但他所说的合理化是为了比较东西文化的差别，并认为西方文化是合理化的，东方文化是非合理化的，所以，其合理化真正所指的仅是形式合理化或目的合理化。
而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给予合理化的表达是：“每当我们运用‘合理的’这个词时，我们总是认为合理性与知识是有密切关系的。……合理性很少涉及知识的内容，而主要是涉及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如何获得和运用知识。”从对知识的运用角度而言，哈贝马斯将合理性分为两类：一类是“表达的合理性”，亦即“论断的合理性”，它表现为交往者依靠论证能力，能针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态达到彼此理解；另一类是“行为合理性”，亦即“合目的的行为的合理性”，表现为行为者依靠行为规则，能“卓有成效地干预世界”。哈贝马斯将“合理化”也称为“理性化”，并且是这样解释的：“理性化意味着根除这样一些力量关系：它们恰恰是在交往结构中不惹人注目地建立起来的，并凭借存在于人头脑中或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交往屏障，去阻止冲突的自觉平息交感式的理解。理性化意味着克服这些被系统扭曲了的交往，在这类交往中，凡涉及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被行为所支撑的交感——特别是涉及意向表达的真诚性和基础规范的正确的交感——都只能在表面上被承认，因而这种交感只能是反事实的、被扭曲了的交感。”
合理化首先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既然现实社会存在着问题，就应该允许批判，因为社会只有在批判中才可能走向进步，人类社会也正是在不断抛弃落后的东西和不断获得新的存在价值中前进的。任何社会都是有缺憾的，而缺憾需要不断地被扬弃，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对美好社会的规划。真正伟大的思想家绝对不仅仅对这个世界进行消解与解构，必然也充满着谋划。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其中包括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新闻的批判）的立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异化现象，从而主张扬弃异化，使社会走向合理化，所以合理化必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种具有社会和人文关切的理论形态。因为哈贝马斯是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入手谈论合理化问题的，那么消除合理化的障碍自然就是消除交往行为的障碍。哈贝马斯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合理化理论思想路向，他的理论仿佛是社会病理学的诊断，让人们看清楚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
任何社会都是有问题的，都需要诊断，现代西方很多思想家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工作，而中国也如西方社会一样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样就特别需要合理化理论来完善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使其更加美好。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仅仅用赞赏的态度观照这个社会，而应该运用批判的思维把握和感受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能够让我们发现社会症结所在的重要思想，而从实践论的立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有利于发现中国现实社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克服狭隘的教条主义给我们的行动所造成的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让我们时刻牢记人的理念，牢记对生活世界的关怀，同时要求我们看到在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抑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生活合理化的诸多不合理因素。我们处于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并且已经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之中，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改革的成功一定是因为我们首先发现了问题，并对问题给予了批判，合理化理论必须坚持这个基本理念。
其次，合理化是一个理想性的概念。对于社会仅仅进行批判是不够的，也是不严肃的。如果在对社会进行合理化批判的同时，并没有对社会进行一种合理化的规划，那么就不是彻底的批判理论。我们还可以来看哈贝马斯，他认为“由于生活世界是人们生活与交往的基地，生活世界结构合理化了，才能给人们的合理性的交往提供理想的活动环境和范围。同时，由于生活世界从文化世界角度来看，是由先辈们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所构建的，因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将形成一种合理的‘文化的解释体系’，以及使得反映社会集团的知识基础和保证行为方向一致性的‘世界观’得以兑现的条件，使它们一方面成为‘合理的生活指导的意识结构’，另一方面成为社会现代化（合理化）之基础的‘现代意识观点中的先见’。
如此，在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中，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具有双重意义：既是指导人们的交往行动得以理性地进行的指导意识、是交往行为实现合理化的理想环境；又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指导社会实现合理化的先入之见”。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具备一种深沉的对于美好社会的关切，而他的这种关切就是要建立一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在这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中，“个人作为一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成员社会化了；同样地他们将具有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具有两种相互补充的方面，即普遍化的方面和特殊化的方面。一方面，他们学习按照理想主义条件成长的个人在一种普遍主义关系范围内确立（行动的）方向，就是说，独立自主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学习确立与所有其他道德行为主体相同的独立自主权，以发展他们的主观性和独特性”。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展望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社会，也看到了这个美好社会中独立发展的个体存在价值，这就是一种理想的期待。应该说，他的合理化的批判理论是与马克思的思想旨趣有关联的，马克思也期待着一个特别美好的社会的实现，那就是扬弃了异化和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经过合理化批判而在观念中确立的美好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同样完美地实现了对个体的尊重，人作为自由的存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人也理应有一种批判的观念，并同时具备对于一个美好社会的展望能力和构建能力。中国国际新闻报道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行动领域，这个领域应当伴随着我们社会的合理化而逐步地合理化。合理化的理论可以被用于为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一种基本的理论视角。中国国际新闻报道乃至整个新闻报道是我们谋划社会之合理化发展的一个环节，自然要符合社会合理化的基本要求。
二、中国网络国际新闻报道的合理化与“以人为本”
中国网络国际新闻报道合理化过程中，无论是对现存问题进行批判还是对美好未来进行规划，都应该从人本身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中国网络国际新闻报道批判的合理性构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网络媒介和传统媒介一样都可能受到专断性权力的控制，而对专断性权力的批判正是媒介获得自由的前提，只有当媒介获得充分的自由之后，人的自由才能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马克思在《新莱茵报》的审判案上发言时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对不合理的书报检查制度给予严厉的批判。1841年12月24日，当时的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就从它的序言中直接得出结论：“尽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不适当的限制。”他还指出，“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出版自由，它就剥夺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行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他认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任何媒介都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网络媒介也不例外。政治的权力影响和构造着媒介的权力机制，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自由国度的美国，其媒介也在为政治权力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美国，媒介是政治运作的一个权力场，美国的任何重大的立法活动、社会改革以及重大的外交活动，如果新闻界没有准备好对公众的全方面影响，是难以成功的。中国网络媒介同样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但我们在理解这种控制的时候不能一刀切，因为有些控制是必要的、合理的，网络媒介行动的批判活动应该着重对那些丧失了现实的生活合理性和对人的关怀的合理性的专断的权力进行批判，并在行动中摆脱它们，给自己充分的自由，并获得一种行动的力量。对于中国网络国际新闻报道而言，摆脱专断性权力的控制就是摆脱那些与现在中国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相背离的权力的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理念本身就是中国网络媒介进行批判的总体性原则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