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联事件分析：多关联以中国为主体的危机事件
在路透社的报道中，除了“7·5”事件本身，还涉及很多其他的事件。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2009年6月发生在韶关工厂指2009年6月26日凌晨在大型外资企业韶关旭日玩具厂宿舍区内发生的一起群体斗殴严重治安事件。的冲突事件，这次事件导致两名维族人死亡，路透社的报道普遍认为这次事件是导致“7·5”事件爆发的原因，因此在报道中被多次提及；西藏事件也是被提及次数较多的关联事件，因西藏在2008年3月同样发生过一起严重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事件，且也有境外反华势力的介入，因此在报道“7·5”事件时，西藏“3·14”事件常作为对比事件出现；天安门事件是出现在历史背景资料回顾性报道中。
除了这三个提及较多的事件，还有一些其他关联事件被提及，比如力拓商业间谍案指2009年7月5日上海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上海办事处胡士泰等4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08年东突公交爆炸案指2008年7月25日，一自称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组织25日(美国时间)在美国一家网站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录像，威胁要对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发动袭击，该组织还宣称对近期发生在中国城市的爆炸案负责。对此中国警方26日回应说，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事件与恐怖袭击有关。H1N1甲型流感事件，等等。
（四）报道的态度和立场分析
上文从信息源和信息内容方面考察了路透社在选择信息时的偏好和倾向，通过信源的选择，间接地反映路透社报道的态度和立场。这里从路透社报道中对三个主体的描写，更直接地来看报道的态度和立场。这三个主体分别是中国政府及媒体、动乱分子和境外反华势力。在89篇报道中，对这三个主体几乎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正面词汇描写，但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词汇描写。
在报道中国政府和媒体时，多次形容中国政府打击暴乱分子、维持地区秩序的行为是“追捕（a hunt down）”或者“严厉打击（a harsh crackdown）”，军队进入新疆被形容为“冲进（stormed）”或“压碎（crushed）”；在说到新疆少数民族政策时，认为少数民族“不满被北京方面控制（resent controls imposed by Beijing）”，认为即使在平时，新疆维族居民也处于“警方严密的监控下（under tight police security）”。对中国媒体，路透社这样描述：“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信任中央——在这些天操纵媒体，并且特别对维吾尔族人不满（Few in China trust central state-run media these days，and that applies especially to the discontented Uighurs）。”
路透社的报道很少直接援引暴乱分子为信源，对暴乱分子的直接描述也比较少。比较明显的负面描述有以下几次：一次称之为“被驱逐的分裂主义者”，一次称之为“暴民”，一次称之为“反华暴乱者”。大多数时候，极少有直接描述“7·5”事件当天的施暴者的内容，而对其后的事件参与者多称之为“抗议者（protester）”。
对反华势力的负面描述出现的更少，仅有的两次，一次称之为“好斗的群体（militant group）”，一次称其“煽动建立一个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agitating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East Turkestan）”。
此外，借鉴美国新闻社会学家爱德尔曼（Edelman）和新西兰政治学家赫什博格（Hirshberg）的“冷战思维”的三要素，本文还从“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共产党）”三个方面考察了路透社报道的态度和立场。在所有的报道中，共有11次提及“独立（independence）”或“自由（freedom）”，多为境内外分裂分子妄图分裂国家，建立“东突厥”的言论。有3次提到“民主（democracy）”，2次在提到“天安门事件”时出现，1次在提到台湾时出现。有2次出现“共产党（communist）”，1次是热比娅称“‘共产主义的阴影’可能在民主的台湾失败（the‘shadow of communism’could fall on democratic Taiwan）”，另1次是在报道《亚洲各国普遍担心，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Asia Worried as Kazakhs Warned Against China Travel）》中提到“共产主义的政权（communist regime）”。
四、图片报道分析
在89篇报道中，只有12篇报道有配图，但是路透社的图片报道呈现出数量集中的现象。这12篇报道共出现了157幅图片，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在2009年7月和9月，与文字报道高峰相一致。
（一）图片来源分析：自采为主，同时与多个媒体联合发布
报道中出现的157幅照片共有7个不同的来源，其中以路透社自采的图片最多，有131幅，占总数的83％。其他来源的照片比较分散，数量也较少。其中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的截图有14幅，与《中国日报》联合发布的有5幅，与乌鲁木齐地方政府联合发布的有2幅，与新华社联合发布的有1幅，与Twitter国外的一个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的网站，它利用无线网络、有线网络、通信技术进行即时通讯。共同发布的有3幅。
（二）画面主体分析：以表现军事力量为主，对少数民族有所偏好
根据统计，路透社对“7·5”事件的图片报道中共出现了10种不同的画面主体。其中以中国军事力量或救援力量为主体的图片最多，占46％；以当地维族居民、汉族居民为主体的图片也较多，分别占18％和10％；有一部分图片中，主体的身份不能辨别是维族还是汉族，这部分被归为无法直接识别主体身份；关于损毁场景，同时出现维汉居民的图片也有一部分，数量不多。
在出现较少的主体中，反华势力或领导人主要指热比娅，图片为肖像照片和一些政治活动照片；关于动乱分子的图片一种是打砸抢现场的新闻截图，另一种是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场景；关于中国领导人的图片来自胡锦涛主席出席G8会议的报道；另外有少量以记者为主体的图片报道。
在这些图片报道中，画面主体以群体形式出现的最多，占总数的近一半，这在以中国军事力量和救援力量为主体的图片中表现最显著；以个体和少数人群出现的画面主体相当，在每种主体类型中都有单独以个体或者少数人群出现的图片。
按照图片中主体及主体间表现出的不同状态，将画面主体的状态分为正面、负面及无明显情绪。正面状态主要指合作、快乐、成就、满足、分享、祝福、原谅等积极情绪，负面状态主要指对立、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痛苦等消极情绪，无明显情绪指画面主体在面部表情、肢体语言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
通过统计发现，在157幅图片报道中，无明显情绪的画面主体最多，且多表现在以军事力量为主体的图片报道中。在这些图片中，画面呈现的多是武装军事力量集结、维和、驻守等情景，大多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或消极情绪。负面情绪在当地维族居民、汉族居民、军事力量和无法辨别的主体这四者中表现得比较多。正面情绪的照片几乎没有，总共只有3处，主要是警民合力救助伤员的场景。
（三）画面主题分析：主题多样，但以军队驻守为主
157幅图片报道经统计有13种主题，其中以军队驻守为图片报道主题的最多，有80幅，占总数的51％；军民对峙、当地居民生活场景、损毁破坏的场景、受伤及恐慌群众和维族群众抗议的主题比例相当，这几个主题合起来共占总数的40％左右；剩下的六个主题构成余下的9％的内容；其他选项只涉及一幅图片，是关于反华分子热比娅的一幅电影海报。
在这些画面主题中，无明显情绪状态的主体主要表现在军队驻守的主题中，这和上述画面主体状态的分析相一致。而负面情绪主要在军民对峙、被损毁破坏的场景和受伤及恐慌群众这几个主题中。在军民对峙的图片中，以维族群众和军事力量对峙的画面最多，这其中又有多幅以妇女等弱势群体为主体的画面，这里的负面状态多为主体表现出的焦虑、对立、愤怒和紧张等情绪；在被损毁破坏的场景中，常出现被焚烧、破坏的房屋、汽车等，这里的负面状态主要为消极的环境信息；在受伤及恐慌群众的主题中，有暴乱当场致死的居民，也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群众，这里的负面状态多为主体表现出的痛苦、悲伤、沮丧等情绪。
在这些图片报道中，出现了一些以特殊主体为主的画面，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在军民对峙中，妇女出现了6次，大多为维族妇女和军事力量发生冲突。在其他一些主题中，也偶尔出现妇女主体。整体来说，在冲突比较明显的主题中，妇女的形象时有出现。儿童形象出现了6次，在军队驻守主题中出现了2次（如军队从几个坐在家门口的小孩面前经过），损毁破坏场景主题中出现了2次（如一名男孩从被砸坏的汽车前跑过），受伤恐慌群众中出现了1次（一个头部受伤的小女孩特写），生活场景主题中出现了2次（如几个女孩从门缝里往外看）。同时出现妇女和儿童的图片有5幅，多为母亲带着孩子出现。
妇女、儿童这些弱势群体形象出现在这里，一方面容易与军事力量这种“强势”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更易使读者产生同情心。因此，出现这些弱势群体的一方在图片报道中更容易获得认同和传播优势。在路透社的图片报道中，维族妇女和儿童出现的比例要大于汉族妇女和儿童，并且在数量上经常以个体或少数人群出现，与之相应的是以群众形式出现的汉族居民和政府军事力量。
五、结论
通过从报道的基本情况、文字报道情况和图片报道情况等方面对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路透社在对“7·5”事件进行报道时体现出以下特点：
集中性。不论是文字报道还是图片报道，都呈现出时间高度集中的特点，这说明事件发生后的短期内是国际危机事件传播的关键时期，传播者在这一时期的决策和行为对此后的传播状态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如果能对信息流通进行适当的调节，将有利于舆论环境向好的方面转化，从而有助于为危机解决营造更好的信息流通环境。因此，在这一时期内，传播的主体应更加关注传播“议程的设置”和“舆论领袖”的引导，从而使信息在扩散传播中能够更有效地流通。
扩散性。与传播时机的集中性相应的，是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的扩散性。从上述分析得知，国际危机事件在传播时，其信息来源、信息内容、涉及对象和关联事件都表现出不断延伸和扩展的趋势，也正是因为这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使国际危机传播在应对和管理上更加困难。这种扩散性也使人际传播在国际危机传播中尤其应该得到重视。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经常存在地域文化差异，危机在从国内到国际再到国内的传播过程中，往往需要把关人或舆论领袖作为桥梁进行“沟通”，因此，对二级传播进行研究也将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国际危机传播管理。
偏向性。路透社的报道对于特定的主题和主体，仍不免出现一些主观的偏向。至于像路透社这样的国际媒体在对国际危机事件进行报道时是否会因为事件本身的地域属性（如发生在英国的国际危机事件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国际危机事件）而在报道态度和立场上有所差异，还需要进一步地对比研究，这也是本研究所欠缺的地方。
关于国际危机传播的研究应该是一个从内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系统过程，本研究仅从国际危机传播在媒介上的反映入手进行思考，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考察国际危机事件在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在研究内涵上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仅旨在为这一领域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