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思维为国际危机报道带来的最大特点就是客观。跳出事件本身，综合辩证地看待所报道的事件，既容易对事件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又可以避免主观的倾向。但同时，综合思维容易使报道脱离本质，缺乏具体的细节，进而缺乏现场感、生动感。
分析思维惯于从个体或具体事物出发进行报道，能够拉近报道与受众的距离，报道细致具体，更具吸引力和现场真实感。缺点是很容易失去客观性，透露出强烈的主观色彩。
总的来说，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如果缺乏综合思维，就会产生片面认识；缺乏分析思维，只站在整体的角度来看，很容易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因此，两种思维方式结合互补，才能够在国际危机报道当中发挥作用。
（三）思维方式引起的报道倾向差异
中国的报道倾向于寻找和谐一致，而西方的报道喜欢挖掘对立矛盾。从思维方式来看，中国人注重“统一”，西方人注重“对立”。费尔巴哈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东方人见到了统一，忽视了区别；西方人见到了区别，忽视了统一。也就是说，面对两个事物，中国人更强调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而西方人则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和斗争。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中西方在面对同样的国际事件时有着不同的认识，因此常会出现报道立场的差异。
2007年3月23日，15名英国水兵在波斯湾被伊朗军人扣留，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VOA和中国的《人民日报》分别对其进行了报道。从报道的标题以及报道首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由思维方式的不同所引起的报道倾向的差异。
《泰晤士报》标题：Hostage Fears over Troops Seized by Iran（人质受困于伊朗部队）
《泰晤士报》报道首句：Britain"s crisis with Iran deepened last night after Tehran justified seizing 15 British servicemen by claiming that they had strayed into Iranian territorial waters“illegally”.（英国与伊朗的危机昨晚开始激化，原因是伊朗以英国“非法”入侵伊朗海域为名，正式拘捕了15名英国军人。）
《人民日报》标题：Special Focus on“Sailors Issue”Between Iran，Britain（特别关注之伊朗与英国海军纠纷问题）
《人民日报》报道首句：The Iranian navy seized 15 British Navy servicemen，including a female marine，in a long-disputed the Arab waters between Iran and Iraq on March 23.（3月23日，位于伊朗和伊拉克中间的阿拉伯海域的问题再次引起争端，伊朗海军拘捕15名英国海军，其中包括一名女性。）
VOA标题：Iran Captures 15 British Troops in Persian Gulf（伊朗在波斯湾拘捕15名英国军人）
VOA报道首句：Iranian naval forces took 15 British sailors and marines captive early Friday in the northerm Persian Gulf.（星期五伊朗部队于波斯湾北岸强行拘捕15名英国海军。）
这三则报道，VOA和《泰晤士报》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倾向，VOA以Iran为主语，显然在这里强调了过程中的“施动者”伊朗。而《泰晤士报》正相反，以人质（Hostage）为主语，并运用了被动语态，把“动作者”（Iran）放到了次要位置，使人们更加关注英国水兵，其中带引号的“非法”，更是表现出了对伊朗这一行为的不满。《人民日报》则比较中立，客观地描写了这一事件。
虽然在这一事件的报道中，牵扯到人质是英国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倾向于用大篇幅去报道事件当中的冲突元素。而中国的报道则是尽可能地展现事件的方方面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审视问题，尽量公正、客观地报道。这就是中西方的“统一”与“对立”的思维差异带来的国际危机传播倾向的不同。
值得强调的是，以上提到的三点差异并非绝对的，并且随着国际化的发展，思维方式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与交流，各国都在借鉴他国的思维方式，不断改善本土的国际危机报道。
第二节 价值观与国际危机传播
价值观，指的是有关自我、他人、外部世界的全部思想和信念，表达了特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也是渗透在人们社会行为中的具有普遍意义和系统性的观点的总和。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价值观同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价值观首先决定了传播者和大众对事件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国际危机传播的形式、主题等；另一方面，国际危机报道同样能够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反作用，优秀的国际危机报道能够引导大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反之，则会背道而驰。
一、权力距离与国际危机传播
（一）权力距离的差异
权力距离指的是人们所受到的权力支配的程度，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也就是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联系。在国际危机传播中，权力距离涉及的更为广泛，诸如政治、社会等问题。
权力距离越大，表示上下级之间的差别越明显，礼仪越复杂明确，特权和地位的象征越普遍；权力距离越小，人和人之间越趋近于平等，礼仪相对少，且对特权和地位的象征表示不满。
权力距离在不同的文化、宗教背景下呈现明显的差异。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曾做过统计，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有菲律宾、墨西哥、印度、新加坡、巴西、中国、日本、法国等。权力距离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瑞典、挪威、芬兰、瑞士等。
（二）权力距离对国际危机传播的影响
权力距离的差异表现在国际危机报道上，常常会影响传播者的报道角度选择，以及所报道信息的深度。权力距离在传播中也会自然形成一种距离，致使某些话题对于某些地区的传播者来说是不能轻易触碰的，但在另一些地区却可以深入地剖析。但权力距离的远近各有利弊，较远的距离可以减少负面舆论，维持稳定；较近的距离则更加透明，更加平等。
2005年8月29日，来自加勒比海的“卡特里娜”飓风在新奥尔良登录时，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甚至有人评价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自然灾难，因为它的损失甚至远远超过了“9·11”事件。对于这起国际化的美国国内危机事件，美国的新闻媒体并没有将报道的重点锁定在灾难的后果或者后续的营救上，而是一致将矛头对准了美国政府，认为灾害早有预警，但政府为了伊战却对灾害视而不见，导致死伤惨重，并且救灾工作也迟迟没有展开。《华盛顿邮报》写道：“几个小时前，我们预期会见到那位曾在世贸中心瓦砾堆上屹立的总统，但结果，他却几乎丧失了领导能力。”《纽约时报》发表了《卡特里娜袭击华盛顿》的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布什政府和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此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时代》周刊等当地媒体也都不断地在质问政府到底都在干什么。
这样的报道角度充满了小权力距离的文化特点，他们从不考虑上下等级的差异，追求人人平等，并且理想的领导是足智多谋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善于表现的国家，这种权力距离的特点就充分表现在了国际危机传播的报道中了。
二、回避不确定性与国际危机传播
（一）回避不确定性的差异
回避不确定性是指人们对于未来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多变性持怎样的态度。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们，对于它的回避程度是不一样的。
回避程度较高的地区有较多的法律法规；相信只有一个真理，并且他们已经拥有了它；笃信专家和内行；不容忍不同的宗教、政治和思想意识；有强烈的进取心，但是容易焦虑和缺乏耐心。回避程度较低的地区有很少的法律与法规；认为一个群体的信仰不应该强加于另一个群体；相信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和一般常识；容忍不同的宗教、政治和思想意识；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焦虑程度较低。
回避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希腊、葡萄牙、乌克兰、比利时、日本、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土耳其、韩国、墨西哥、以色列、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而回避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有：新加坡、牙买加、荷兰、瑞典、爱尔兰、英国、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瑞士、芬兰、伊朗等。
（二）回避不确定性对国际危机传播的影响
这种回避不确定性的差异体现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会导致传播者对于新闻题材和角度的选择的差异。回避不确定性较高的地区在进行国际危机报道时会受到更多的规范制约，对于事态发展的追踪报道也更谨慎；而回避不确定性较低的地区对待国际危机报道时更随意，并且擅长捕捉非常态的突发事件。这种差异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经常会引起冲突。回避不确定性较高的地区不希望回避不确定性较低的国家过多地关注和曝光本国的隐私；而回避不确定性较低的国家又质疑回避不确定性较高的国家隐藏真相。
我国是一个做事严谨的国家，在观念上趋近于回避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的表现是：直播的形式很少，面对未知的信息要经过反复的审核和考虑，过分相信专家的言论。但近几年，我国回避不确定性的程度逐渐降低，直播的形式逐渐增加。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启动了24小时滚动直播，让全国人民对灾情有了及时全面的了解，有别于以往的“少报、不报；只报救灾，不报灾情”的处理方式。英国《卫报》评论说：“官方新闻机构不断发布最新报道，提供最新的死亡人数。救援行动、失踪儿童和倒塌医院等情况的细节也没有被掩盖。”
正是中国新闻媒体在汶川地震中真实、全面的报道获得了国际媒体的信任，国际主流媒体，如BBC、CNN、《泰晤士报》的报道画面和信息也大量引自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一改以往对中国官方提供的信息不信任的态度。并且在中国新闻报道的引导下，国际媒体对这次地震的报道也几乎都是正面、客观的报道。
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国际危机传播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者以自我为基础，在表达想法时诚实正直，做事更多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使他人更加尊重自己；集体主义者以社会为基础，在表达自己想法时尽量避免对抗和冲突，做事更多是为了在社会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包括巴基斯坦、中国、泰国、韩国、墨西哥、菲律宾等；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分布在北美和欧洲，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其中美国是世界上最为个人主义的国家。
（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国际危机传播的影响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别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体现在很多方面：新闻管理机制不同，对新闻事件的关注方向不同，等等。
面对同样的印度洋海啸事件，我国的《文汇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在诸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对于灾情的报道，《文汇报》习惯于整体性的描述，如“时间+地点+发生的灾难”或者“灾难导致了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这样的模式。而《纽约时报》则会以个体为视角详细描述，如其中一段：“在教堂避难的58岁的阿斯林·葛姆斯，海啸来的时候，因为拼命呼喊，嗓子都哑了，她说：‘水来了，我就开始喊。’‘我一直在喊，我救了好多孩子。’但是几个小时以后，被问起来的时候，她都忘了自己喊的是什么了。”诸如这样对于个人的详细描述经常大篇幅地出现在《纽约时报》以及其他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个人主义并不是与集体脱节，而是对每个人的平等尊重的极致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媒体发出了这样的言论：“‘9·11’事件之所以是场悲剧，不在于它牺牲的人数，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曾是鲜活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