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无论是传统主流媒体还是新兴网络媒体，在这次危机事件上都表现出过分的热度。尽管大量的报道对预防和控制疾病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相对于流感病毒本身明显过度和夸大的报道也会引起受众的不安，引发社会的恐慌，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与后果。
在国际危机事件爆发以后，媒体的过度报道尤其容易导致次生危机的产生。在H1N1流感病毒事件中，相对于H1N1流感对全球带来的危害和影响而言，因媒体的过度报道而引发的次生危机倒显得更加明显。这些次生危机包括：过度渲染危机造成的灾难，制造过度的恐怖气氛，引起社会恐慌；对政治经济局势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与危机事件直接相关的行业会受到直接影响，甚至产生毁灭性的灾难；损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影响正常的国际交往；损害媒体形象，带来媒体公信力的下降，等等。这些类型的次生危机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经常发生，已经成为危机事件经媒体报道以后引发的普遍现象。
由于国际危机事件中过度报道引发的次生危机影响巨大且危害严重，国际社会对这种现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很多国家都将其作为应对国际危机事件的重要内容加以处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在国际危机事件中将媒体行为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强大、文明的标志，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面对国际危机事件时，对媒体和传播方面重视不够或者控制不力，则势必对事件的处理及其国家形象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2010年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劫持事件中，菲律宾当局的表现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证。在这次危机事件中，媒体本身成为搅局者，媒体的报道不仅“过度”，而且“越位”，最终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无论是政府、警方还是媒体，都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惨痛而深刻的教训。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之一。中国政府和社会也在不断提升应对国际复杂事态的能力，在应对国际危机事件时的态度和措施已经越来越理性和适度，在很多国际危机事件中表现得越来越自信、稳重和从容。比如2010年在应对“谷歌”公司退出中国内地市场时，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对待此事件的态度是“不过度炒作”，而将其作为一个公司的市场行为来处理，从而淡化了这次危机事件的国际影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在应对危机事件方面已逐步走向成熟。
二、过度阐释与意指偏向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过度报道往往在事态较为激烈的国际危机事件中出现，媒体的这种过度行为跟激烈的国际危机事态一样，很容易让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它是媒体因利益倾向而产生的“传播偏向”的一种集中爆发和体现。而在一般性的、常规性的国际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过度行为同样处处存在，不过与过度报道不同的是，这些过度行为常常隐藏在一般报道行为的背后，不那么容易让人意识到其中的“过度”因素。用阐释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更为普遍、更加广泛存在的过度行为就是国际危机传播中的“过度阐释”。
在阐释学的学术体系中，“过度阐释”这个概念是意大利符号学家昂伯托·艾柯提出并加以强调的。艾柯在20世纪60年代曾非常强调读者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即强调读者的阐释行为对文本意义的影响。然而到了90年代，他却对当代批评思潮的某些极端的观念深表怀疑和忧虑，尤其是受德里达激发、自称为“解构主义者”的美国批评家们所采用的那一套批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批评方法无异于给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利。他对此提出异议，试图探讨对阐释的范围进行限定的方法，并希望借此能将某些阐释确认为“过度阐释”。
艾柯提出的“过度阐释”问题针对的主要是作为文本的文学作品，而且强调的是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时所适用的度量与范围。我们之所以能够将这一概念借鉴到国际危机传播的研究中来，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危机传播必须依赖文本才能进行（如前文所说是“被言说的”），其文本意义在阐释过程中有着相当的复杂性，是阐释理论得以应用的绝好领域；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文本的互动性越来越强，新媒体环境下的国际危机传播已经很难说清楚谁是作者谁是读者了，传统的“作者在创作中阐释、读者在阅读中阐释”的观念已随着媒体平台的融合、媒介边缘的消解而需要更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国际危机传播已经变成一个不断叠加的阐释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过度阐释”是股不太引人注意却又普遍存在的传播“暗流”，它实际上左右了传播流的前进方向，使得文本的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发生某种偏向，这也就是阐释学上所说的“意指偏向”。
这种“意指偏向”在大量国际危机传播文本中广泛存在。我们前面在探讨文本的互文性时已经提到，如果只看单个文本，很多报道好像是非常客观、公正、平衡的，但是如果从互文性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这种传播过程早已出现意义的偏向。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文本的作者总是对某些意义的指向进行重复、强调，而对另一些意义指向则是忽视或是弱化。读者在对文本的意义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必然产生类似的偏向。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因过度阐释而产生的“意指偏向”，文本的意义在阐释的过程中被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政治体制、文化观念、风俗民情影响、左右甚至扭曲。因此，如果要从普遍存在的过度阐释行为中读取一则国际危机报道背后更多的含义，就必须对文本存在的环境作更加深入的考察。除了从报道中读取客观的信息、从故事中了解主体的叙述倾向、从互文中理解阐释的指向，还要从文本所置身的外部环境来对其意义作考察，对文本之外的政治经济利益、权力结构、文化形态与语境等因素和条件都要有所意识，对于文本意义的判断和作者意图的揣测才会更加清晰准确。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能需要保持一种“陌生化”的眼光才能将一个文本从头到脚打量清楚，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过度阐释”的环境和过程，对它熟悉到麻木并将它当做理所当然了。来看海湾战争的例子。1991年，美国和其盟国发动了一场针对伊拉克的战争，CNN的电视直播活生生地展现了战争的全过程，全世界的观众可以在家中看到美国的导弹在巴格达平民的家中爆炸。现在的普通观众对此可能习以为常，但英国一位名叫尼杰的神父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却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电视上看到的情景，整个巴格达的夜空都是绿色的电光弹，这场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我目睹这一切真是难以置信。”这位尼杰神父的“难以置信”就是一种“陌生化”的眼光，与人们对于家中电视屏幕上正在发生的战争、爆炸、洪灾、海啸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相比，这种“难以置信”的态度可能会让人们从战争直播的文本中获得更为全面的意义。
当我们以“陌生化”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战争时，就会发现在这次典型的国际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媒体的“过度阐释”无处不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最耀眼的媒体明星是CNN，这场战争也成就了CNN的媒体霸业。在对这场战争的大量直播报道中，CNN当然也有其自身的立场——为美国加油呐喊。“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军方与CNN联手，给CNN的热心观众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使萨达姆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加速了战争的失败；另一方面，美国军方还通过CNN进行心理战术，对伊拉克实行战术威慑和心理威慑，美军安排CNN的记者参观美军先进武器装备并进行详尽的报道，着力渲染了美国方面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方面给多国部队的士兵打气，同时也给伊拉克军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从精神上瓦解伊拉克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策略，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因为此，美国海军新闻局局长堪德尔·皮斯称赞CNN是‘军事力量的放大器’。”CNN的报道必然对有利于美国的要素进行“过度阐释”，使得人们在理解这场战争时必然发生其所希望的“意指偏向”，从而使得整个国际舆论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