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点
在具体的国际危机传播行为中，过度报道与过度阐释是常态
国际危机传播的阐释学特征
国际危机传播中的过度报道与过度阐释行为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交通工具和媒介技术的升级，信息跨越空间所消耗的时间越来越少，地球于是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而随着国与国之间“信息距离”的缩短，国际危机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以往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国与国之间发生的危机事件对全球形势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原来只具备本土影响的小事情由于全球化的环境往往转化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危机传播已成为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策略的重要领域，对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国际危机传播牵涉广泛，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如何传播、传播效果如何都与国家利益直接关联。也正是因为利益攸关、安危存系，在国际危机事件中，每一个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所在而发生必然的传播“偏向”。这种“利己偏向”的重要体现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对自己的利益倾向和价值取向进行或隐或显的“解释”。
那么，这种必然存在的“解释”应该怎样认识？“解释”由哪些基本的因素构成？“解释”又是否应该有相应的度与范围呢？这些都是关心和研究国际危机传播的人们需要了解的重要问题，也是本章要探讨的内容。
第一节 国际危机传播与阐释理论
在当代学术体系中，国际危机传播和阐释理论仿佛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学术体系，二者各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和研究重心，没有什么交集。由于国际危机传播在当世显得愈发重要，其中的“解释”行为又对这一领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二者才被强行安排到聚光灯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也就是说，二者好像是现在才被人们聚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果真如此吗？
其实只要我们将研究的视线稍稍拓宽，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有着相当长久的历史渊源。
一、国际危机传播与阐释理论的渊源
前文已提到，当代国际危机传播研究的起点大约在半个世纪前。不过，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国际危机传播并非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才发生，相反，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且一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人类社会诞生的初期，人与人之间因各自利益的不同而逐渐分化，人际关系也逐渐变得复杂，后来便延展扩大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在各大文明进入到奴隶社会之后，代表更大群体利益的国家开始形成，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国与国之间的争战便是早期最为典型的国际危机事件。在各国力量消长、你争我夺的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可能在比我们所知要早得多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事情，而非常重要的是，在人类早期的国际信息传递中，“解释”已经无处不在。
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前490年，波斯发动了对希腊的侵略战争。雅典军队在无外援的情况下在马拉松平原与波斯军队展开决战，最终以少胜多。为了将胜利的消息告诉雅典城的居民，通信兵菲力比第斯受命跑回雅典，让同胞们早一点分享胜利的喜悦。他不顾路途的遥远和饥渴伤痛，穿越了42.195公里的距离，一刻不停地跑到雅典城，到达以后只向自己的同胞高呼了一声“欢呼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在了地上。人们后来以马拉松长跑的方式来向这位勇士致敬，如果从国际危机传播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在向这次危机事件中的传播行为致敬。在这次古老的国际危机传播过程中，“胜利”两个字的传递让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传播”在国际危机事件中的重要位置。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胜利了”这一句简单的告知语，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阐释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要算战国时期。其时七雄争霸，烽火不绝，出于各国利益和存亡的需要，有能力在各国之间传递信息并进行游说的人士成为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派，称为纵横家“七雄中的秦，从孝公用商鞅变法之后，日渐强盛。到后来成了与六国对峙的局势。这时候的游说之士，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抗秦，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亲秦。前一派叫‘合纵’，是联合南北各国的意思，后一派叫‘连横’，是联合东西各国的意思。”，代表人物为苏秦和张仪。用现在的观念来看，纵横家们已是职业的国际危机传播者。苏秦起初游说秦惠王连横不成，回家后头悬梁锥刺股发愤读书，一年之后游说六国合纵成功，配六国相印，睥睨天下。张仪游说楚国不成反被鞭打，却说只要舌头尚在就成，后来也拜了秦国的相。用如今的观念来看，苏秦张仪二人因游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显示了传播在当时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二人作为职业的国际传播者，游说的内容不外乎战争与诈谋，都与“国际危机”相关，而游说者必然要“解释”他们的主张才能让信息的接受者遵从。他们既然成“家”，说明这种“解释”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技巧和策略。当时的文献《韩非子·说难篇》就专门总结了这种传播的技巧和策略，可以视为古代国际危机传播研究的重要成果。
可以看出，无论中西，即使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国际危机信息的传递和对事件的解释就已备受各国重视。在后来西方中世纪的多次战争和中国的历次朝代更迭中，危机信息的传递与解释已经成为重要的制衡内容。人们对它的认识也逐渐深刻和全面。而在此过程中，“利己”倾向的“解释”一直与国际危机传播如影随形，可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没有将这种“解释”行为当做独立的对象来进行研究，直至现代意义上阐释理论的兴起。而有意思的是，现代阐释学的兴起，却又与国际危机事件的传播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
西方阐释学源自于中世纪的圣经释义学、古典文献学等，同中国历代盛行的经籍解释和训诂、考据等颇为类似。到18世纪时，德国宗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建立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之后狄尔泰又将其发展到哲学层面。到19世纪中叶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其弟子伽达默尔实现了从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向，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阐释理论。在他们眼里，“解释”已经是一个“关乎存在”的哲学命题，正如伽达默尔在其名著《真理与方法》中所言：“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诠释学现象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问题。”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因其与纳粹的关系而备受争议。他的本体论阐释理论核心就在于将解释（理解）作为一种存在方式，而纳粹时期的传播观念与此款曲暗通——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可以看做是将“解释”作为本体存在的极端反面的应用。尽管阐释理论与纳粹并无直接瓜葛，但在这一理论得以集大成之时，正逢纳粹利用其强大的宣传工具为其侵略鼓噪，成为当时最大国际危机的来源并最终引发了二战的灾难，其理论奠基人又与纳粹颇多干系，阐释理论与国际危机传播之间的关系纠葛可谓命中注定。
二战之后，阐释理论的研究对象和重点集中在文论方面，也就是说，把阐释的主要任务放在对“文本”的理解和阐发上面，以达成对文本和作者意图更为深入的理解与认知。而如前文所述，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际交流更趋频繁，国际危机事件的影响更为广泛，国际危机传播的重要性也因而愈发凸显。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迅速膨胀，国际危机传播主要见之于各种媒体的“文本”，通过“文本”的传播来达到“利己”的意图。因此，对国际危机传播“文本”的阐释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国际危机传播的阐释层面与文本属性
一个国际危机传播主体——某一国家、地区、机构等要实现其传播意图，必须通过文字、口头语言或是图像等作为其意义的载体，我们把这些意义的体现形式可以笼统地称作“文本”。那么，这些“文本”是否就能够如实、客观地反映国际危机事件的真相呢？文本创造者的意图能够被阅读者“正确”地理解吗？他们之间能够达成关于文本意义的一致意见吗？在阅读者那里，同一个文本是否会在不同的层面产生不同的意义，从而体现不同的传播取向和价值呢？
基于与“文本”相关的新闻传播理论、叙事理论和阐释理论等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国际危机传播文本存在以下三种不同方面的基本属性，这三种性质分别对应于阅读者“解释”文本“意义”时所处的三个层面。
（一）文本的客观性：报道层面
国际危机传播是新闻传播的一个领域，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自然就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大众传播媒体将有国际影响的危机事件传布于世的新闻报道。在现代新闻学看来，“真实”、“客观”是新闻报道的第一原则，以至于客观性仿佛成为新闻报道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属性。
其实，新闻报道作为文本，其客观性并不首先由“新闻”从外部赋予和决定，而是文本自身的一种普遍的内在属性使然。也就是说，新闻的客观性产生在后，文本的客观性产生在前。我们大多数人了解新闻的客观性，认为它是现代新闻历史的产物，是新闻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对新闻属性的一种必然认识，而不了解这种客观性其实在文本产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从媒介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了解到，文本的客观性在文字和书写诞生的时候就已经附着其中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法律条文、政令规章、文件书信等对社会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内容都必然通过文本的方式来体现。所谓“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正是因为文本有着难以更改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也是阅读者在接触文本时，对文本进行理解和解读的第一个层面。
蜚声国际的意大利符号学家昂伯托·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讲过一位印第安仆人的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本的这种客观性。故事中的这位仆人不了解写在纸上的文字有什么功用，一天，他按主人的吩咐去送一篮无花果和一封信，但在半路上却将篮子里的东西吃掉一大半，将剩下的送到了该送到的那个人手中。这个人读了信，发现无花果的数目与信上所说的不符，于是就责问仆人为何将果子偷吃了，并且告诉了他信上是怎样说的。然而这位印第安仆人却矢口否认有这事（尽管证据确凿），并且不断诅咒那张“纸”，认为这张纸是在说谎。之后不久，这位仆人又被支使送同样的东西到同一个地方——同样的一篮果子以及说出了果子确切数目的信。他又故伎重演，在路上吃掉了大部分果子；但这一次，为了防止受到上次同样的指责，他在吃果子之前首先将那封信拿出来藏到了一块大石头下面。他相信，如果这封信没有看到他吃果子的话，就不可能出卖他。然而这一次他又失算了，他受到了比上次更加严厉的指责；他不得不老实坦白自己的错误，对纸所具有的“神性”赞叹不已。从此以后，他在执行主人的命令时，再也不敢耍任何滑头了。
在这位从未接触过文本的印第安仆人眼里，书写和文字是多么的奇妙：书信居然能够传递他的口语所不能改变的固定信息。在文字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对文本的这种客观性当然不会感到惊讶，但长期以来对这种属性的司空见惯也使我们常常对这种属性麻木以至漠然，对它的认识未必会像这位印第安仆人一样有那么深刻的印象。
从媒介属性的角度来理解，文本的这种客观性来源于文字能够跨越时间的特定属性（相对于口语的变动不居、无法保存而言）。也就是说，文本能将一定数量的信息储存下来，从而使阅读者能够在一段时间之后重新了解之前的客观情况。尽管国际危机传播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上面那位“倒霉”的印第安仆人所看到的那封信，但是，当人们面对一个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时，首先读取的同样是其中客观的信息，这时，文本将被作为“报道”来看待，在提供信息这个层面发挥其阐释功能。
在报道层面体现出的文本的客观性为我们所熟悉。我们能从每一则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中读取最基本的事实信息，除了危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这些最基本的要素之外，我们也会了解到触发事件的原因、交织其中的利益关系以及事件将会产生的影响这些较深层次的内容。比如，只要是看过新闻报道的人，对于“非典”、“3·14”事件、“7·5”事件、美韩军演、朝鲜核危机、伊拉克撤军、H1N1流感、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香港游客在菲律宾被劫持事件等，大致都能说出其中包含的上述基本要素，这就是国际危机传播文本在报道层面被解读时产生的结果。
在报道层面体现的客观性是国际危机传播文本在阐释过程中产生意义的基础，其他层面的意义都在此基础上衍生、延伸和扩散。正因为如此，在应对国际危机事件时，很多战略专家提出，在传播过程中要向公众尽可能全面地提供事件的真实情况。国际问题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在《危机公关》一书中提出的著名传播原则“3T”之一：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即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一原则从战略层面反映了文本的客观性在阐释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