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危机进入平缓稳定阶段和后续收尾阶段时，媒体并不急于退出危机事件的报道，可以继续挖掘和调查。当危机事件尘埃落定，痛定思痛，或者总结其他经验教训时，媒体的反思性报道还可能延续其认知塑造和社会意识整合功能，包括对危机事件中的角色表现认知和危机事件的经验教训认知。
危机是矛盾的集中爆发和冲突的剧烈形态。危机爆发的具体时间、地点、形态有时具有偶然性，但是引发危机的矛盾早就潜伏存在，冲突也时而显现。对于媒体来说，危机事件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但是如果能提前发现危机的冲突前兆或者潜在的矛盾，预警危机，就能有助于社会各方提早准备和应对，为解决危机提供时间和缓冲，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甚至可能化解矛盾，转“危”为“机”。聚焦“乱象”、摄人眼球是媒体的本能，危机的发生是媒体展现传播功能的机会，但是如果媒体能在危机预警领域发挥作用，则既体现出媒体的敏感和传播能力，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如果说在危机乱象中高调登台是展示“技艺”，那么预警和帮助应对、消弭危机则是媒体能力、信誉和长期价值的低调累积。
四、国际危机报道的层次
关于危机的报道，可以分成若干层次：
（一）事实认知层面：及时传达关于危机事件本身的信息
在国际危机事件发生的初始阶段，来自现场的一条条新信息都将引起人们的关注。客观地传播关于事件本身的消息，是国际危机爆发后媒体最主要的报道方式。有学者曾总结危机的特征：“意外、信息缺乏、事件的加速度流动、失去控制、外部急切关注、被围困的心态（指处于危机中的组织）、慌乱、短期聚焦。”重大危机爆发时，或者由于信息通道阻塞造成信息不足，或者信息来源混乱纷杂，公众对涉及自身安危的信息处于饥渴状态，在权威信息匮乏的情况下，极易引发谣言和社会恐慌。如果主流媒体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引导公众对事件的认识，可以从信息传播的源头上避免或减少小道消息的流传，有助于稳定民心、疏导情绪，理性冷静地应对危机。
事实认知层面主要指的是关于国际危机事件本身的信息，包括危机事件的基本构成要素：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地点，与之相关的人物、组织或机构，危机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应对危机的具体措施，利益相关方的反应，危机事态的演变等内容。媒体及时传达最新的动态信息，有利于社会各界的信息沟通和对话，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危机爆发时，媒体还要及时鉴别和澄清流言。例如前文提到的港人旅行团在菲律宾遭劫持的事件发生后，社会上流传有菲佣因此而遭港人解雇的说法。媒体遂展开调查，了解到近期确有两名菲佣被解职，但其原因均与菲律宾人质事件无关。媒体及时报道事件的真实原委，告知公众以真相，避免了信息的进一步误传和可能产生的新的矛盾冲突。
（二）关系认知层面：因果关系探究
在危机事件报道中，正在发生的、基础性的事实报道相当重要，但不是报道的全部。媒体提供的信息服务不仅仅是从公开渠道可以直接获取的基础信息，还需要媒体动用资源和智慧挖掘深层的关联信息，包括调查危机的背景，发现与危机相关联的事件并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探究危机的前因后果，以使报道更加完整、深入和理性。
以2010年下半年弥漫各大经济体的汇率之争为例。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使用“货币战争”的提法描述当时各国之间的汇率之争，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为了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美国纵容甚至推动美元不断贬值，而其他经济体的货币，包括日元、澳元等货币则“被升值”，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动用行政手段干预汇市，竞相摩拳擦掌准备干预本国货币升值，一场汇率大战硝烟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G20峰会都不得不将汇率问题列入议程，企图阻止货币战争的爆发。
国内外的媒体在聚焦这场货币之争的报道中，除了报道日本干预汇市、巴西等国要员的言论及行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世行会议的消息之外，也都调动自己的资源进行了深层次的解析。这些报道，有剖析性的，分析货币竞相贬值带来的恶果，力陈阻击货币战争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意义；有背景性的，描绘历史上曾经的货币之争的过程、后果以及解决方式；也有前瞻性的，对货币战争一旦爆发可能出现的形势进行预测，为各经济体的对策提出预警和建议。
将不同媒体不同视角的报道放在一起，我们发现对于专业性很强的货币之争，如果仅仅报道表象，即使热闹，也因为信息抽象难以持续吸引受众的注意和参与，而如果能够深入发现和挖掘与之相关联的人和事，抽象的“货币之争”是可以通过很多的经济活动、经济事件和经济人物来具体报道的。抽象的经济报道也可以做到有声有色，有的放矢。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推出了汇率战调查系列：《外贸订单放弃美元定价长三角制造业暗谋转型》、《压低美元利率、汇率美联储双手锏施压人民币汇率》、《黄发静苦熬美元之战人民币结算风光初现》、《升值会让中国贸易顺差消失？》等报道，充分报道与汇率之战有关联的事实，关注危机事件可能关系到的其他人、事、物，给人们观察、认识和应对货币战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关联信息。
其实，国际货币之争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和生活，比如普通公众的消费、就业、投资理财也有很大的关联。全球货币之争、竞相贬值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和营销活动，还会引发或者加剧各国的通货膨胀，造成公众资产缩水。媒体可以深入到这些具体领域进行报道，展现货币之争与受众的关联，报道各方的应对举措，服务于受众的认知需要、利益关切和决策需要。
在这场货币之争中，媒体的信息传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笔者认为全球媒体对事实的持续报道和分析评论至少使得国际社会，从决策层到普通公众，都能得到关于货币之争的动态消息，并且意识到事态恶化的严重后果，有助于敦促各方采取实际行动尽量避免没有胜者的“货币战争”。
（三）形象建构层面：用事实和故事建构危机中的角色形象
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在平时，各种社会成员、社会组织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而当危机发生时，这种角色期待会敦促各种社会角色依据其职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客观地展现出不同角色的反应速度、应对能力和效率，以及应对的结果。这些信息的累积会在公众中形成或者强化角色形象，并影响到人们今后对这些角色的认知和态度。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以民为本的形象获得了各方好评，尤其是中国政府总理，成为精神动力的形象化代表。他不断出现在各个受灾点，与百姓、孤儿等在一起。5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播出了温总理在北川察看灾情的视频。他对临时安置点的群众说：“你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灾难面前最重要的是要有战胜灾害的信心，要搞好救灾工作，要把孩子们看好，把生活安排好，将来的日子还长呢。只要人在，我们还可以把家建起来。”总理和灾难中的百姓同感同受，他诚恳平易，没有唱高调，但是其亲民、爱民、鞠躬尽瘁的风范向现场的群众传达出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强有力的支持，其电视形象极具感召力。
在香港游客菲律宾遭劫持事件中，菲律宾警方及其他官方机构、菲律宾公众、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市民、中国中央政府等当事方和相关方都有相应的应对或者反应，这些反应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后，受众对其表现称职不称职、恰当不恰当形成了认知。媒体的报道可以强化这种认知。受众还可能把危机中的角色进行扩展，把他/她当成某种角色的代表，形成对一类角色的形象认知。比如人质事件中临危不乱、尽职尽责的旅游团领队陈先生，还有将三个孩子带出险境的曾女士、舍身挡子弹的梁先生等游客的表现，都构成人们对香港市民的形象认知的一部分。
国际危机报道中的角色形象建构，要求用事实、故事和细节来体现人物的形象。媒体要敏锐发现有内涵的故事，用事实说话，避免主观性的描述和评价。在菲律宾人质事件的次日，国际在线、《羊城晚报》、中新网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人质事件中获释的香港游客曾女士勇救陌生孩子的故事。比如《羊城晚报》的报道，贵在信息源交代清楚，事实具体清晰，叙述手法客观：
香港康泰旅行社总经理刘美诗讲了一个感人事情：一名40岁中年女游客曾绮丽和丈夫带着两名子女参团旅行。在被劫持一段时间后，劫持者突然走到她和孩子们身边，问这两个是不是你们的孩子，要求他们下车。她将10岁的儿子符泽贤和4岁的女儿符颂贤带离时，她又对枪手称，另一名团友的12岁的男孩汪正日是自己的亲戚的孩子。得到枪手同意后，最终成功带着3名少儿先行离开旅游巴士。
这段简短的文字用事实描绘了曾女士胸怀大爱、勇敢机智的形象。有网民称赞曾女士抱着“救得一个就一个”的信念，身陷险境仍冒着生命危险顾念他人，是香港人舍己为人精神的写照。
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经济危机、社会安全事件，从中都会体现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形象。媒体跟踪报道危机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角色形象的展示过程。在每一次危机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公众都借以观察、考量和评价各种社会组织角色的态度、反应和能力。因此，危机可以是一种角色考试。
五、国际危机报道的多视角
媒体在报道国际危机的时候，要时刻关注目标受众的信息关切。
随着中国加快融入国际社会，人们对国际危机报道的信息需求已从简单的以了解信息为目的的认知需求向社会行动的信息指引发展，媒体报道国际危机时的监测、观察视角也越来越开阔，有政治视角、经济视角、人文视角，等等。在冷战时代，政治、军事领域的对抗是国际危机事件的主体，政治视角和军事视角曾经是媒体报道国际危机事件的最重要视角，以服务于国家、社会机构、组织及公众对政治、军事等领域安全与发展的关切。冷战结束之后，激烈的政治、军事对抗在局部范围内仍然存在，但是在政治军事领域之外，经济、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危机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经济视角和人文视角是报道国际危机事件中两个可行而且具有相当关注度的视角。
和平崛起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之外，经济活动成为其国际活动的重要部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不仅是官方机构和大型公司，而且普通中国人的民间经济活动也已经遍布五大洲。有些国际危机事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有些即使不是直接发生在经济领域，其影响也往往波及经济领域。因此，我们在报道国际危机时的一个重要的选题角度就是经济视角。
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单纯的敌我矛盾对抗和危机已经不是主流。在当前的国际社会联系和交往中，经济目的或背景成为首要因素；而无论诱因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的国际危机事件，都可能在经济层面上产生影响。因此，媒体的国际危机报道应该在政治、军事视角之外加强经济视角的报道。对于经济类的国际危机事件，增加报道的力度和频度也是大有必要的。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央电视台推出《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节目。据央视索福瑞数据显示，10月，《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的收视率迅速上升至频道第三位，11月上升至第二位。《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文汇报》纷纷开设专栏，转载《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文稿。《中华工商时报》曾发表《金融风暴中的中国媒体重音》，称“《直击华尔街风暴》是空前的经济新闻总动员”。
报道国际危机，需要重视人文视角的解读和对话。在人性、人道、人文方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具有很多的共性。因此，从人文角度去观察和深入报道危机中的人物表现、人物命运，褒奖真善美，揭露假恶丑，是国际危机报道中满足受众需求的选题角度。
几十年间，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对于国际危机的报道，中国媒体也从无关看客角色转变为积极主动的信息服务者，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服务于目标受众的信息和利益关切。国际危机的报道是我国主流媒体应该有所为的领域，也将是国际媒体竞争的重要领域。
思考题：
1.危机传播中媒体与危机当事主体的角色有何不同？
2.危机报道中媒体如何为目标受众服务？
3.如何理解国际危机报道中的形象建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