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868～1945年日本的对外传播
1.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日本的对外扩张与传媒发展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外交方面的既定目标有两项任务：一是修改不平等条约，争取民族独立，得到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地位；二是向外部拓展势力范围，进行殖民扩张，把自己变成一个强大的帝国。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指出：“为今天考虑，我国不能在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那么客气，完全可以仿效西洋人的方式来处理。”“脱亚入欧论”的提出，标志着日本的外交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在殖民体系中取得与列强相同的地位成为日本重要的外交目标。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主权线、利益线”说，露骨地将中国的属国——朝鲜纳入其势力范围，并以保护利益线作为其侵略的幌子，实质是在向清政府下宣战书。它标志着日本的侵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明治维新时代起，政府对新闻的控制日益严厉。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日本臣民在法律范围之内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该宪法颁布后，对出版自由的具体法规日益苛刻，有效地限定了媒体的言论和报道范围，迫害媒体和记者的事件经常发生。
日本的媒体本来就无与当权者抗争的传统，在鼓吹国家主义方面，相当多的媒体充当了自觉的工具。对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历次战争，日本报刊和通讯社均主动、积极地进行鼓动和报道，大力营造舆论环境，不仅推动了日本对其他民族的战争，同时也为媒体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新闻界除《东京日日》反对以武力左右时局外，其他都主张强硬外交，倡导主战论调，鼓吹“举国一致”、“奔赴国难”等，竭力煽动国民的战争意识。在两次被勒令禁止发行后，《东京日日》的态度也软了下来。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除少数几家报纸持“反战”立场外，大多数报纸都积极支持日本政府的对俄战争政策。在此期间，日本报业无论在新闻报道方面，还是在技术手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报发行量均有所增长。当时，号称全国第一的“大众报纸”《万朝报》的发行量已达到12万份。1904年，《大阪每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后来居上，分别达到20万份，占全国首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报纸纷纷支持其政府对德宣战，并为日本乘机抢夺德国在中国山东省权益的侵略活动摇旗呐喊。由于《大阪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拥有雄厚的资金和贯彻商业主义的办报方针，加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报道中发挥的作用，使其逐步走上了日本报业霸主的道路。
20世纪30年代波及日本的经济大危机，使其国内外矛盾全面深化。为了摆脱危机、巩固政权和帝国统治，日本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通过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来寻求出路。1931年“9·18”事变发生时，日本的一些媒体利用无线电发报、传真、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极为快速地报道日军进攻中国的战况，发表颇具煽动性的新闻稿件，支持政府的侵略战争。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全国132家报社联名发表共同宣言，对其进行美化和颂扬。
为了禁止传播不利于军部统治的新闻报道和言论，自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实行了极其严厉的检查和取缔制度，一些曾经批评军部暴力行动的媒体遭到血腥迫害。《时事新报》、《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的社长、编辑和记者等，相继遭法西斯暴徒袭击。无论当事的媒体还是其他媒体，都是敢怒不敢言。在日本军部的严厉控制下，日本的新闻媒介逐渐法西斯化。
二战期间，在所谓“国论统一指导”的体制下，日本政府通过发起“国体明征运动”、制定新闻统制法规、成立“内阁情报委员会”等措施，加强了对媒体和舆论的管制，使其成为政府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助推器。
2.日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宣传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东北很快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严密地控制东北人民的思想意识，日本殖民者利用广播、电影、新闻、出版、会社、教育、宗教等宣传工具，大肆鼓吹日、“满”一体论，向东北人民灌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强迫东北人民对日本的政治、民族与思想文化的认同。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8年11月近卫内阁发表日、“满”、华共建东亚新秩序的声明，1940年7月26日近卫内阁制订《基本国策要纲》，把日本势力范围扩大为“大东亚”地区，声称遵循“八宏一宇”精神，建设以日本为中心，以日、“满”、华紧密合作为基础，囊括“大东亚”的新秩序和经济协同圈。同年，日本政府又提出建立包括南海群岛、印度支那、马来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强调“大东亚共荣圈”必须以日本人掌握领导权为前提：“亚洲诸国必须真格地学习日本历史。”为实现该项侵略计划，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出兵印支半岛，侵占东南亚诸国并建立残暴的殖民统治。
为了有效地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利用广播、电影、报纸、杂志、漫画等形式，大力加强对当地民众的殖民宣传。日本的殖民宣传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他们有机构、有政策、有组织、有法律法规。负责宣传的最高机构是伪满总务厅弘报处，该机构管控着所有的宣传机器，他们宣传广泛，手段繁多。
通讯社在宣传舆论机构中处于中枢地位。“9·18”事变前后，我国东北成为世界的热点地区，各国通讯社林立。如日本的通讯社就有两家——电报通讯社（简称“电通”）和新闻联合社（简称“联合”）。此外还有《朝日新闻》及《每日新闻》等报社。为竞相报道“9·18”事变真相和事变后东北的真实情况，各国通讯报道机构纷纷向中国东北地区增派记者。特别是国联所派的李顿调查团在东北进行调查期间，沦陷后的中国东北成为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为了掩盖其罪恶侵略行径，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人办的通讯社和报社，统一宣传口径，并出笼了“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政策，此外，还于1932年12月1日成立了“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该社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实际上是日本通讯社在伪满的分支机构，用来垄断东北的新闻通讯。国通社的任务是采集、编辑、发行新闻稿，为伪满境内汉、英、日、俄、朝鲜等各种文字的报纸及无线电台提供新闻，强迫未停刊的几家中国人办的报纸使用其新闻稿，甚至强行规定所登载新闻的内容、标题或版面。为了进一步严格控制伪满的新闻业，日本还实行了所谓的“日满通讯网一元化”。1937年4月12日，国通社与日本同盟社（国通社成立后，日本原有的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签订了契约关系，其中就包含如下条款：国通社人员到日本系同盟社人员，同盟社人员到伪满系国通社人员，两社人员按所在地区受两社领导，开展业务；国通社在伪满发表的新闻，拿到日本或其他外国算作同盟社的新闻，反之同盟社在日本发表的新闻，到了伪满就变成了国通社的新闻。
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满洲国新闻报道在内容上有一个共同点，即：鼓吹日本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宣传“大东亚圣战”、“日满一德一心”，污蔑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宣扬侵华战争的“辉煌战果”，甚至制造谣言，用以欺骗中日两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其典型代表是汉文报纸《大同报》、《盛京时报》，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大同报》于1932年3月15日创刊，是当时影响最大，日本当局控制最严的报纸。它每日发早晚两刊，对开12版。其中1至5版为政治、军事方面的新闻版，主要刊登社论、国际和中国各地以及东北地区的新闻、要闻等，稿件都是采用“满洲国通讯社”的新闻稿。《大同报》是伪满洲国政府的机关报。该报完全仰仗着日本侵略者的鼻息行事，为其侵略政策服务，大肆宣扬“日满同心，谊切股肱，亲善提携”，“满洲国赖盟邦仗义援助，国运年盛一年”等，是日伪当局的舆论工具，也是典型的“奴才型”报纸。
日本关东军还实行“高度言论统制”，通过强化统制来控制报刊动向。1936年4月7日，日本关东军发布《满伪弘报协会组织章程》，并于9月2日成立“满洲弘报协会”。该协会是伪满国务院弘报处的一个隶属机构，政治上有靠山，经济上也有雄厚的基础。它成立时有资金200万元，到1940年已拥有资金800万元。其资金主要来自伪满政府拨款和“满铁会社”、“满洲电信电话会社”的资助。
无线电广播是日本进行殖民宣传最为重要的手段。这是因为无线电广播具有传播快捷、通俗易懂的优点，普及率高，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男女老幼皆能收听到，是当时最受大众喜欢的娱乐形式之一，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另外，日军占领东北后，中国国民政府也实施了对东北的广播宣传，向东北人民传递政府的声音和关内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东北抗日联军号召东北民众英勇奋战。日本人便利用广播对抗中国国民政府的声音并进行反共宣传，以期在心理上瓦解东北人民的反抗意识。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日本进行殖民宣传的内容大都是宣传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国策，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鼓吹“日满协和”、“王道政治”、“大东亚共荣圈”等思想，对中国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宣传和奴化教育。
例如电影《白兰之歌》描写一名在“满铁”工作的日本青年技师爱上了中国农村姑娘雪香，雪香的伯父是抗日运动的指导者，反对这桩婚事。两人的爱情经历了曲折。雪香仍爱着日本青年，并帮助日本青年运送子弹和抗日人士作战。战斗中，雪香和日本青年都中弹受伤，两人最后死在一起。影片中表面上讲述的是温情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宣传的完全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国策思想与殖民主义精神。
《支那之夜》讲述的是一个极其憎恨日本人的中国孤儿，被男主人公诚实和浪漫的爱所感动，最终爱上这个日本船员并嫁给他成为日本船员妻子的故事。影片比较细致地描述了中国女子爱日本船员的内心发展过程。在战前，日本男子殴打女子是一种爱的表达，被打女子被那男子的强烈的爱所感动，会心怀感激，这是典型的日本传统习俗和文化，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莫大的侮辱。影片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场面，从中不难看出这部影片向伪满人民灌输殖民思想，渗透日本文化的动机。
3.日本对西方国家的宣传
日本新闻媒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源于19世纪中期日本本土报纸出现的时期。当发现西方报纸对其发展产生潜在威胁后，德川政府决定尝试将媒体作为宣传工具，以森严的等级观念手段加强对新闻传播的控制。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报纸的影响力，将其看做是“仁慈力量的代言人”。日本的第一份日报——横滨的《每日新闻》便是由当地政府资助的。
日本主流媒体强调在重大事件上同化外来观点，自觉充当鼓吹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工具。近代，日本从西方引进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后，将西方的“霸权文明”与日本的“忠君孝国”价值观结合在一起。综观“二战”期间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我们不难发现，各大报章的内容都惊人的相似。
在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处于新闻垄断地位的“国通社”，建立了囊括整个伪满的新闻报道网。到1940年时，国通社已拥有6个支社、24个支局、3个通讯部和9个通商部，通过这些下属机构采集伪满境内的新闻。同时，还通过同盟社的关系，利用其海外通讯网和与同盟社联盟的外国通讯社，如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法国的哈瓦斯社、意大利的斯泰劳尼社、德国的德意志社、苏联的塔斯社等的联系，形成一个国际通讯网。国通社每日用汉、日、英、俄四种文字，向各地报社和伪官厅、军宪机关、伪公共机关、银行、公司等发送新闻稿件2至4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