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全球化与国家化这一对表面上似乎相互对立的概念实际上是具有同质性的，或者说全球化与国家化是一起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也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的时代。其中国家软实力的较量将更加激烈。
全球化有各种表现，也有各种各样的研究领域，例如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传播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媒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其中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是最关键的两个领域，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中最实在和最基础的表现，传播全球化是全球化最突出的表现。与传统的国际传播相比，全球传播将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推到了核心的位置上。国家间软实力的竞争甚至高于以经济、军事为主的硬实力的较量，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未见削弱，反而日渐加强，国家形象也成了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舆论的竞争成了国家间竞争的重要领域，媒介的作用也更加突出了。有西方学者指出，“正在被创造的是新的电子文化空间，是‘无地方特性的’图像地理和虚拟地理”。全球媒体和电子世界正在重塑我们的文化边界。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两者互为补充，并不矛盾。
全球化进一步影响到了传统的国际传播格局。在全球媒体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现状下，国际新闻传播是“不均衡的全球化”，不过，由于报道内容、报道角度的多元化和传播技术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改变传统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如半岛电视台的例子那样。在传播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传播市场形成了走向两极的新格局：一方面促成了国际传媒市场的融合与平衡，另一方面加大了国际传播的差距与失衡。与此同时，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为软实力提供了表达渠道，打造出传统的国际传播无法比拟的巨大影响力。与传统的国际传播相比，全球传播将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推到了核心位置上，国家的软实力成了更加实在的现实。在文化边界的争夺中，国际新闻传播能力的较量和对国际舆论及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成了国家显示力量的新热点。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中体现了国家硬实力的争夺，那么传播全球化中则体现了国家软实力的较量。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当代许多国家在推行国家软实力方面所做的努力。例如韩国、日本都在世纪之交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法国对本国文化的推广也不遗余力，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美国作为软实力理论的诞生地，其对国际传播的推广力度更是世界共知。可以说，国家在传播软实力方面的竞争将会继续下去。
三、不平衡发展与全球传播治理
在当代，国际传播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发展的不平衡，国际传播格局依然是不稳定的和倾斜的，改变国际传播格局的任务依然繁重，不过，从全球传播治理的角度考虑这一任务，是未来发展中的一条新思路。
从国际传播的历史看，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传播的历史并不长。当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建立了自己的传播霸权时，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取得独立。上个世纪70年代，虽然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口号，但是这一目标非但没有完成，反而在传播全球化中形成了更大的信息鸿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的实力、规模、水平等方面至今仍然存有很大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文化政策落后（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政治化、体制僵化而缺乏活力、非法治化等）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提高自己的传播能力。因此，要改变国际传播领域的现状，一是在国内改善传播环境和传播政策，提高传播技术；二是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国际技术合作和援助。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内部，要将改革开放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际上，在从“世界信息新秩序”到“交流新秩序”的口号转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寄希望于他人”到“以我为主”的转变。在信息鸿沟不断扩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中异军突起，传统的世界传播格局已经有所松动。当前，由于体制改革、报道内容和角度的多元化以及传播技术的提高，一些新兴国家也有可能依靠独特的新闻报道来改变传统的国际传播格局，打破西方的新闻垄断。
传播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还是经济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随着发展中国家中“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世界传播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在“非英语新闻崛起”的过程中，传播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媒体也开始在国际传播舞台崭露头角，开始为国际传播的均衡发展准备基础。国际传播体系的完善和均衡发展与其他全球问题一样，需要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和观念体系的重新建立。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一致，全球传播治理成为一种解决传播问题理想中的可能。
我国有研究者提出，国际传播控制由“制”到“治”是大势所趋。全球传播治理的思路摆脱了以前在讨论国际传播管理和控制问题时，纠缠于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间的复杂关系，适应了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现实的要求。从传统的国际传播控制到全球传播治理，实际上是国际传播管理控制的一种“范式转换”：传统的国际传播管理体制、手段已不能适应全球传播的新环境，简单地“封”、“堵”、“卡”、“压”已经不再奏效，国际合作、协商、互利互惠成为主流。这种过渡也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应该说，对全球传播治理的认识为我们提出了一种认识当代国际传播秩序的新思路。与我们看待全球治理一样，如果在全球传播治理中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地位和原有的传播规范，充分认识当前的国际关系不平等与西方主导的现状，这种认识也是有益的。实际上，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并非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更愿意说全球传播是国际传播的补充。
全球传播治理的基础是全球意识和人类的普世价值。我们在充分认识国际传播中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价值观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国际传播未来发展中的全球意识和普世价值。不过我们认为，理解普世价值的关键在于以下三点：首先，普世价值观是存在的，其存在于所有的民族文化中，是不同文明中共有的。但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所言，因历史与社会的原因导致有些人群无法表达自我，只能被其他人表达，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治理就在于发掘这些价值；其次所谓自由、平等、人权等为世界所接受的普世价值观也并非是西方所独有，而西方将其狭隘化、意识形态化了；最后，普世价值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类通用的价值判断标准，既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样的传统价值，也包括和谐、包容、共赢、发展这样的新价值，既包括国际领域中的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和文化多元，更包括价值的统一和对双重标准的排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新价值。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大同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等，都可以形成与传统普世价值并行不悖的新价值。建立在“人之所以为人”之上，又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各种基本价值观念，也是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所要完成的新任务。
思考题：
1.当代互联网与新媒体对国际传播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2.当代国际广播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3.当代国际传播的特点有哪些？
4.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