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文迪·里兹-荷维兹教授（Wendy Leeds-Hurwitz）认为“织锦”的比喻是一个折中方案。一段“织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不同颜色的丝线交错编织出来的织物，相比起这些不同颜色的丝线各自单独的、单色的可编织物，这些丝线共同编织出的某种图像将更加复杂。这就呈现了将不同的传统啮合为独立个体的一种文化图景，相比起其他的比喻，“织锦”在保有差异与建构共性的冲突处理上更好一些。同时，其中也暗含着将织就的锦缎看作一个全新和独特的创造物的意思，相比构成这个锦缎的独立丝线个体所能穷尽的能量，织锦饱含着更大的价值。这个有关“织锦”的比喻明确地朝向对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族裔和谐共处，肯定差异，但并不将差异作为争斗的理由）的积极肯定。本质上来看，它对于文化形势的判断从非此即彼（either/or）思路转向了新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both/and）的境地，也就是说，马赛克是由特色分明、各自分立的个体所组成；如果你是其中某个个体，你不可能同时是另外一个。而“织锦”比喻中，尽管也是由个性化的丝线编织而成，但织锦则是在将个性化的丝线有机并置并视为一个崭新的整体过程中展现某种“期待视野中的形象”（intended image）（Leeds-Hurwitz，2002，p.70）。
研究者看到，相对于亨廷顿所竭力强调的文明冲突论，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美国的祖宗和新教文化作为美国独一国家特性对历史和现实的忽视，与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潮流的背道而驰，“织锦”的文化寓言更强调了美国境内多元文化的融合，巧妙地将文化个体的个性范围从“沙拉碗”中成分的过于独立性进行收缩，收编为一条丝线，作为编织美国这一宏大文化“织锦”能够运用得上、贯穿其中而又仅仅保留着“织锦”所需要的某种特定颜色，并在“织锦”必要的时点上有效地织入锦缎。这样，五彩斑斓的织锦从形式上依然保留着多元文化背景的个体和族裔汇入美国的多元文化色彩，但这个织锦不再是随机性的五色杂陈，而是通过“文化设计”或者个体自觉，有机、主动、灵活地融入织锦的过程，从而在织锦上立体成像，千丝万缕，多元色彩，多重色调地凸显形成某种统一主体性的美利坚文化理想形象。这或许才是当下美国文化自觉的主流和方向。
二、欧洲的文化抗衡和文化保护
与美国文化自觉的两股潮流相对比，欧洲的文化自觉则更多地从最初的殖民帝国地位失落，对美国文化的本能抵制，转向更务实的文化产业政策，不断提醒美国的欧洲文明起源的同时（实则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坚持），从文化宏观政策到微观实践寻找能保持自我文化特色与抗衡美国影响的产业平衡点。
“二战”以后以及苏联的解体，导致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平衡原则被彻底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场打破市场割据，实现人力、物力等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运动，其表面目的似乎是要达成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自由竞争和共同发展。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市场”的含义是丰富而复杂的。对美国来说，世界市场意味着去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廉价资源，生产产品，然后再以高价把产品卖出去。而对那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自由的世界市场对他们则可能意味着来自发达国家向自己国家内部的产品倾销，从而导致国内工业破产，最后只能沦为其他国家的资源市场和经济附庸。因此，经济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而再进一步说，是美国资本的扩张，是美国的全球化。
事实上，以市场为驱动力的全球化运动并不喜欢多样性，因为诸如地方品牌、民族文化传统和地域风格往往是对来自美国等其他国家产品的天然屏障。因此，任何将文化问题用市场来解决的努力都终将是异常艰辛且可能是徒劳的。市场机制不仅不能保护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反过来，市场倒是像绞索，把任何弱势的文化轻松地在流水线上进行扭曲加工，变成某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再推到市场上的时候，该种文化已经面目全非，将在人们的习惯性和偏好下被消费、抛弃，最终消失。比如多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哪吒》，以及美国版本的《花木兰》等。
各种各样的文化保护主义呼声渐高。在欧洲这种呼声尤为响亮，把美国流行文化驱逐出欧洲电视市场的努力伴随着某种激情正在进行着。由于法国文化部在文化保护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它一直受到一些为美国所施加的威胁，尤其是对法国电影的威胁担心不已的文化精英们不遗余力的支持。这些文化精英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害怕美国这个“暴发户”来劫掠法兰西民族的创造力，不如说是担心好莱坞是美国施放于法国的一匹“特洛伊木马”——与其产品相伴而来的是好莱坞电影为美国产品从衣服、快餐到滚石音乐所作的免费宣传。“美国输出的不仅仅是它的电影”，法国戛纳电影节主席圣伊莱斯·雅各布（Giles Jacob）说，“它输出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整个生活方式。”
中国《参考消息》2005年3月22日第3版题为《法国向美国发起“文化反击”》的报道称，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发誓对美国的文化统治发起一场“反攻”。他试图争取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政府的支持，拟耗资数百万欧元，将整个欧洲文学作品搬上网络。希拉克这么做，主要是针对如下消息：美国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商Google公司计划将目前收藏在英语世界五大图书馆中的大约1500万册图书和文献搬上网。巴黎的文化部门认识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图书馆梦想即将取得重大突破。这使他们惴惴不安，从而再次引发了这样的担心：法国的语言和思想有朝一日将被削弱。
实际上，加拿大从前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时期就被质疑是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60%－95%的电影、电视、音乐和出版市场由美国产品牢牢占据着。杂志的4/5是由外国出版商出售的。美国对加拿大的文化渗透如此严重，占领其电影市场的95％，电视剧的93％，英语节目的75％，书刊市场的80％。为此，加拿大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呼吁采取保护本国文化的措施（庞红卫，方凌雁，2001）。
加拿大政府认为应该建立一种能收到更大成效、而且负面作用更小的文化保护政策，这种政策在施行保护的同时也要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实行进口限制这样的硬性规定会对商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相比起来，对国内的文化活动实行津贴制度的做法对商业造成的危害就小得多了，不管从经济发展还是文化振兴角度来看，将限制设在进口这一最前面的关卡处的做法都不如采取扶植、资助本国竞争者的做法。因为文化行业本身确实有某种需求弹性，得到津贴的加拿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并不一定会取代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它们可能会制造出新的需求。当然，津贴制度远不是无可挑剔，特别是相对于外国竞争者来说给予本国行业津贴的比例不适当时。怎么确定适当的津贴数量，从而产生一个既有竞争性又不失稳定性的市场空间——这个问题是在实施津贴制度时必须加以考虑的。
其他的文化自觉体现在德国纯净德语的活动、加拿大拒绝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组合行动、已经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体现出的“去西方化”思想（Wang，G：2011）。文化自觉的一个更好的表现是鼓励国内文化产业向外拓展。这是使一种民族文化更能够为全世界接受的、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增强其独立性（独立于政府扶植）的做法。正如加拿大前外交部长Ouellette所说：“一个自我封闭、不能将自己的文化特性和社会价值观念跨越国境向外拓展的国家，注定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国际化的本质就是取得成功并具有竞争力。”这句话对中国同样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第二节 路径：中国文化的“狂飙突进”运动
民族解放运动破除了殖民主义的“冻土”；“美国主义”阶段性地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土埂”；但作为“冻土”核心的“欧洲中心主义”并非那么容易祛除。而且，基于类似逻辑的“美国主义”又俨然显现出新的“冻土层”的架势。于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体现出的文化自觉，表现出与美国的文化自觉不一样的气质，并通过双方的博弈奠定了世界不同文化对话、协商的基础，构造了“二战”结束至今的世界文化传播秩序。
到2010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历了传统农业文明的休克，初步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但文化上的自卑和无方向却是另外一个更加困扰的问题。而摆脱“文明休克”的必经阶段，费孝通认为需要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按他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一、“文明休克”下中国文化的脊梁
早期的“中华文明”、“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表述自是最多。以中土为中心，将周边地区视为“夷狄”，也是早期的中国文明观：
“中”之称谓暗含着一种文化中心论的心态，华夷之辨呈现的是诸夏列邦和邻国之间，以文化发展的程度为依据的“天下”秩序。一直到16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以“宗主国对番邦”为基本架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怀柔对朝贡”为机能的世界体系。“天下”是古代朝贡体系的一种观念表达，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中国”不仅是地理上的世界中心，还意味着文明和教化的先进。中国不仅在向世界输出自己灿烂发达的文化，而且也形成了雄视万方、胸怀天下的文化情结。（高翔，2009）
但是，自西方文化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中国的文明演进历程已经改变，文化变迁已经开始。明神宗万历十一年，也就是西历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Pompilio Ruggieri，1543-1607）和利马窦（Matteo Ricci，1552-1610）进入中国南方的肇庆并且在那里定居。他们用汉文印刷了《天主圣教实录》、《天主实义》等书，翻译了《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等书，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稍后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又携带七千西书入中国，这标志着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全面进入中国（葛兆光，2000，p.441）。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文明不仅物理性地丧权失地，而且精神性地自我菲薄和低人一等。伴随西方文明的进入和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文明演进历程直接进入了休克期（Civilization Shock）。
此时的中国，经济上贫弱不堪，“文化上精神上也垮了”（温儒敏＆李细尧，1987）。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西文化碰撞中，“中央之国—夷狄”对立的心态“冰释瓦解”。有学者提出，“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只是在这块经过几千年积淀的坚冰上凿出了一道小小的印痕，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则已开始尝试向西方深入学习。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器物层面开始，然后上升到制度层面，最终深入到精神理念层面。”不少先驱提出学习西方，科技救国。“洋务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以‘变法’和‘共和’，践行西方的典章制度；新文化运动的骨干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服膺西方的精神理念”（高翔，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