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再深一步思考，这样的关系变迁中，有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即这样的关系来源从人本能的、蒙昧的、自发地形成到后来“关系”成为一种话语，反过来决定人的所有定位和行事，这样的转折点是从何时出现的？我认为，从宗教作为例子来进行研究，似乎存在一个原始宗教到现代宗教的转型过程：原始宗教是一种文明的图腾，彼时出现的任何超出人们的想象力或者具有更大的神奇力量（比如斧头、牛）的物品都可能被认定具有神性而作为祭祀的物品；但当人们对自然的了解逐渐加深，蒙在自然现象表面的神秘面纱揭去，人可以更自如地把握和控制自己乃至自然的时候，这样的一些“神性”就沉积为一种文明现象，转而被一种新的人与他人、自我、社会、自然的关系所替代，即新的文明。在新的文明关系下，反观原始文明，会有很深刻的感受：依然存续在现代文明范畴下的一些原始文明内涵，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从“神性”演变成一种观赏性，从自发的神圣关系演变成一种人为的世俗关系。这只需要从当前欧美一些社会群体中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崇拜仪式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群体中的宗教社团活动中，这样的变迁更是明显。“神性”的消失，伴随着的是以前充当祭祀物品的“神器”的世俗化，比如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四牲在祭祀时是很神圣的，包括干净程度乃至摆放方法，甚至参与此事人员（祥林嫂的故事）都有讲究，但祭祀结束以后，祭品还是分发给大家，进入世俗的肠胃五谷道场。也有一个例外，印度对牛的崇拜，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有伊斯兰教的忌讳，在现代文明所构造编织的现代文化话语下，传统的原始宗教所代表的文明如何实现当下的转型，在当下的文明发展现实下，又如何看待评价原始的文明基础上的文化和缔造现代文明下的文化，都是一些基础而又前沿的思考。
所谓文明的拓展要素，是核心要素的再组合。比如农牧业、工业、医院、大众传播科技等。已经接近文化的内涵，但还不专属于某些、某个特定的文化。比如中国当前的各行各业现代化的过程，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大多取材于来自欧美的现代农业和工业的经验，实现着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另如，现在通行的一个名词“文化产业”，属于工业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往和现有文明要素的重新组合，从形式上属于文明的范畴，但因为操作的文化性而只能归为文化的范畴。
其中有一个特殊的要素，即大众媒体和数字媒介，它自身本质上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治或经济集团——虽然从一出生到现在也没有摆脱这样的阴影——具有天然的文明要素特征——人类如何处理和他身边信息的关系，进而处理与社会、他人的关系。那么，由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认识和处理出发，将因为其巨大的影响力而开启对其他文明要素的重新组合，创造新的文明。换句话说，大众媒体和数字媒介是崭新的文明要素，是一个特殊的文明要素。它一方面构成文明要素中一个权重很高的要素，另一方面又在当今社会发挥着巨大的调节作用，从文明要素的组合中跳出来，成为对构造不同文化影响重大的系数。对它的认识，从文化的角度深入到文明层面，不过分，也必要。
第四，相对常数（C3=Constant）：常数就是那些源自文明要素，但在面对飞速发展的文化变迁过程时却又是相对惰性的要素，一些时候它表现为一些文化传统、仪式，来自于集体的记忆，只随着知识和记忆生产的变迁而变迁。有时文化已经变迁了，但这个常数还没有变化，或者过了很久才发生变化。比如建筑、医药、婚丧嫁娶仪式等。“我们假设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相对看上去无论现代与否，都会保留着一定的传统价值观”（Zhongdang Pan，1994，p.introduction）。因为，“传统就像腱一样，它使现在的肉吸附在过去的骨骼上；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松动散落，找不到坐标或方向”（史蒂芬·罗，1998，p.93）。但这个相对常数关键是其相对性，并非一成不变。而且，新的文化存在着对文化传统的取舍，即加法或者减法的工作。
总之，一定的文化，就是一定的主体，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要素作用于一定的文明元素基础上的结果。三个系数有时发挥作用，有时不发挥，发挥就是乘数作用。文化“意义”就在这样的作用过程中产生和传播；同时，也因为这样诸多系数作用的分化而使得“意义”相对化。比如：
“和平”和“民主”是被所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群体所共享的一种价值，但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如此不同），对于一个来自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对于同样来自爱尔兰地区的乌尔斯特（Ulster）清教徒，一个南非的白人，一个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一个移居澳大利亚的马来西亚和中国人的后代来说，贴附在这些标签上的实际的意义却非一样。（Louw，2001，p.3）
再看相对常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人，没有话语权，但是形成了本民族文化习惯，是文化变迁中的惰性元素，即使引进西方文明，后面的常数效应恒在。
在本书提出文化是文明函数：Culture=f（Civilization）之前，被誉为“文化学之父”的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1900-1975）曾提出，人类行为是文化的函数：B=f（C）。随着文化的变化，人类行为也将发生变化。在构成决定人类行为的诸种因素中，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不是社会或群体而是文化传统（刘华芹，2009）。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怀特的函数可以说是本书的注解，同时，本书也是对“怀特函数”中的“文化”（C）的进一步分解和深化。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逻辑函数关系，可以分析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考古学所区分的不同的时代文化，一般以工具、居住地、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为命名方式。以工具命名的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时代的区分是以不同的技术、工具的延伸和发明为根据的。在“旧石器时代”，技术上的进步表现在骨制品和角制品生产的显著发展上，比如投矛器和渔叉的使用。“投矛器是绝妙的发明。它是一块带有顶档的骨板或角板，在这块板上置放矛或短矛；它使得矛投出的距离几乎增加一倍。渔叉也是投掷的武器，叉头可以与柄分离，并带有锯齿形倒钩。人们用它行猎，也用它捕捉大鱼。”（柯斯文，1955，p.49）而“新石器时代”则以各种细石器的出现为代表。以居住地的文化为代表的有印度文化、塔斯马尼亚文化。以居住方式命名的有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欧洲许多地区出现的所谓“水上建筑文化”（柯斯文，1955，p.53）。纵观很多考古学、人类学的著述，几乎无一例外地贯穿着两大线索：第一，人类文明的演进——从石器到铁器到火、电的发明，从狩猎到农渔到工业生产方式的演进，从裸体到穿兽皮到织造衣服到时装业，从徒步到驾驭动物到发明车船飞机到飞上月球，还有数字的发明、天文的发现、历法的创造、音乐的繁荣……第二，人类文化的变迁——从原始氏族到国家到社会到世界概念的演变，从群居到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到群婚到一夫一妻制，从原始共产主义到交换到资本主导的社会经济关系，从图腾崇拜灵物崇拜祖先崇拜到宗教信仰，还有其他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艺术医学礼仪天文历法等等不断延伸和编织进不同的社会主体和空间形成愈发丰满的文化形式……两大线索交织贯穿，呈现一种交互影响、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规律。
比如美国，似乎“美国文化”这一概念很空洞，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二战以后的“文化大熔炉”（Melting Pot）政策已经为“文化沙拉碗”（Salad Bowl）的文化现实所击破；但是美国有文明，由来自世界各地移民带来的异色杂陈的文明和再造的现代工业文明，对美国文化的界定来说，其中的“文明”（C2）就会是一长串的加法：C2.1、C2.2、C2.3……以往的熔炉政策要求移民放弃原来的文化，甚至原来的文明（比如语言），是不现实的。现实是，工业文明和移民背后的文明在构筑“美国文化”过程中发挥着综合的功用，缺一不可。文化“沙拉碗”的现实也说明，相对于民族/国家的相对稳定模式，在美国，能够把多元文明背景的移民维系起来的文化纽带有多脆弱，故而也就有了类似亨廷顿等文化精英将这个纽带牵强附会到某个民族核心比如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上去的努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为美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散落的文化现实寻找某种可以调和的“沙拉酱”的良苦用心。
比如医学。用来治疗的素材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或者有着渊源关系的，比如金鸡纳树和奎宁：“早在辽远的古代，人们也已经发现了多种植物以及来自动物和矿物的多种物质的治疗性能。例如古代秘鲁的土著，即早已把他们土地上野生的、叫做金鸡纳树的树皮用于治疗目的，而现代的奎宁就是从这种树皮里面提取出来的”（柯斯文，1955，p.160）。但是，同样的素材被不同空间和主体的人群所使用，却构筑了不同的医学体系和医学文化，同时，这些不同的医治手段和医学思想甚至还影响到特定时期的社会总体文化的变迁。何小莲博士在《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一书中提到，西方近现代医学的输入对中国文化的变迁起到了独特而巨大的作用。她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和解剖，如西医传入的历史背景、传入的过程、对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和教育制度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生活的影响等等，以及中国社会在接纳这一异质文化时，如何调整固有的文化传统的问题（何小莲，2006），也有研究者提出，“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既传播了医学知识与学术，也孕育了新的制度与思想”。“研究医学传教，可以发现医学自身的变动，发现文化在技术——制度——精神三个层次上的联动。发现宗教与世俗的关系，总之，是整个西方文化东渐影响的缩影，是中国近代化的缩影”（何小莲，2006）。医学本身就是一个证明文化和文明逻辑函数关系的极好的例子。
比如“家庭/校园/企业/民族/国家文化”。套用这样的一个函数关系，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即特定的人群（主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一定的物质条件（文明要素，比如宗教、信仰、语言）下综合作用的产物。这样综合作用并不代表着文化的绝对独特性，只是一种相对的独特性，这种文化的相对性（相对于文明要素的均质—异质来说）取决于（1）文明发展阶段的相对性。文明的演进相对于文化的变迁需要的时间要更长，比如中国从四大发明奠基的传统文明向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文明的转化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同样，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也得上百年的时间，但其间的文化却因为主体、时间和空间的作用有多种阶段和表现形式。（2）文化发展的相对常数（constant），即文化发展变迁中的惰性因素的存在。这种文化变迁中的惰性因素包括：饮食习惯、建筑、人际关系模式等，这些因素决定了诸如遍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城”的存在。这些常数一般起源于文明，起源于构造该种文明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有些特定时候，这些常数和文明的要素是重合的，比如“仪式”（ritual），有时它既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文化，比如中国人的丧葬仪式，既包含着原始的处理生者和死者关系的文明内涵，也有随着时代的变化对文化变迁的反射和改造。
另外，新中国老一代对外宣传工作人员就已经关注到了文化和文明含义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误解，同时，他们的早期探索也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上文提及的文化和文明之间确然存在的某种逻辑函数关系。21世纪初，中国跨文化交流和翻译方面的专家沈苏儒提出，当我们讨论“跨文化传播”时，我们是在讲两种或多种文明之间，某些文化的交流，而不是两种不同文明整体之间的交流（沈苏儒，2009）。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文化是如何变迁的，工具——文明的要素被一定的主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如何被作用，最终带来文化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