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学者从其自身的积累出发，最终集合在“文化/文明”的论题之下来尝试找到新出路的时候，几乎都首先会被外围繁复的山寨所迷惑——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视角的对文化与文明的定义和解释，构造了通向“文化/文明”路上的山寨甚至鹿砦、陷阱。这些山寨的寨主不乏历史文化名人，他们各执一词，他们的拥趸各霸一方——但大多又是弹着别人的琴，唱着自己的山歌。所以，对于此前形成积累的文化和文明的界定从量上和质上来分析都意义不大，因为其中有不少重复（包括自身的语义重复、后来定义重复以前定义）、个性（独特的感受、个人性格、临时具体化目标）、模糊（抽象提升能力问题、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清楚）；况且，还有新的因素（主体、时空、技术的变迁）不断加入进来，使得有关文化和文明的定义问题更趋复杂。
仓颉造字，鬼神哭泣，这个神话是要凸显文字的巨大功用。综上，要把文化和文明的关系说清楚，为中国的崛起和未来文化建设提供思想性的出发点也是一件复杂和重要的大事。
历史和现实地来看，文化和文明的重新界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回想18世纪的德国思想界何以从“文化”的定义出发，与持续了几百年的英法“文明”概念相抗衡，在其有效推动下，最终推动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意识，成就了如今的文明繁盛、文化发达的大国；回想“二战”以后的美国，又是如何内外兼修，硬是在一个大杂烩、大拼盘的背景下定义“美利坚文化”的内涵，起初造一口“熔炉”（Melting Pot）来冶炼打造美利坚人，后来又将这样的冶炼转化为“织锦”（tapestry）；再看离我们最近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作为美国精英知识分子代表的亨廷顿，又是如何深入认识到美国“沙拉碗”（Salad Bowl）的文化并立现实，深谋远虑地试图取代、颠覆自18世纪以来德国思想界开创的文化观念，为异色杂陈的美国多元文化硬找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作为调和“沙拉酱”，用“文明冲突”引开人的视线，暗含着把美国所代表的文明塑为一尊的历史用意？当“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又如何在电视讲话中重提“文明”术语，用18世纪以前的，德国文化观念严厉批判的、英法在殖民主义时期缔造的“文明”、“野蛮”、“文明世界”概念来重新划分世界格局的？
那么，如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崛起，也面临着一系列同样的问题。除了像18世纪的英国关心“煤炭和钢铁产量”GDP的增长外，中国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打造自己、冲破世界性的话语霸权，甚而有效推动国民和国家对于工业文明潜藏的文化的工业理性的暗礁，从马休·阿诺德所谓的“文化是追求完美”的角度来建构中国的文化观念，实现中国从强大走向伟大的过渡？此时我们来审视文化和文明问题的研究，把它们的关系说清楚确实是一件大事，对当前的中国不仅必要，而且还很紧迫。
第一节 文明和文化研究的几个视角
文化和文明研究的视角，目前可见的可以尝试归纳为这样几个。
一、“人”的视角
将文明和文化视为对人的功能的延伸。有三大代表性的领域。
1.作为文明基本要素的语言是人的延伸
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认为，语言并非是简单的工具，它有自己的深层结构，并将这种结构的作用发挥为社会影响。这就是语言学研究中有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陈原，2000，p.108）。萨皮尔的研究早于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35年，不仅比麦克卢汉所谓“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更为详细、更具说服力，而且还可以涵盖其他文化系统（爱德华·T.霍尔，1988，p.9）。
2.兼具文明和文化特征的媒体是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McLuhan，1964），其思想来自伊尼斯，“延伸”的概念取自爱德华·T.霍尔。“马歇尔·麦克卢汉常谈到内化和外化（他认为对人类起作用的过程），但他在运用延伸解释之前，很少人能懂得他的意思——延伸这一概念他是从我借去的——他在《古腾堡光华》一书中用过这一概念（1962）”（爱德华·T.霍尔，1988，p.21）。
3.文化和文明同时发挥着延伸转移的功能
霍尔提出的延伸转移（ET，Extend Transfer），内涵是一种外在文明成果与创造和享用这种文明成果主体的关系模式，主体在运用习得的技能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便利的时候，潜藏在这些文明成果内部的现代性的东西也延伸到主体身上，投射到主体行为过程中，形成与这种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文化形式。换个角度说，所谓文化，就是文明延伸的复杂系统。这是霍尔的基本观点实质。霍尔提出：“如果人们想在这个地球上更好地生活，他们必须进一步了解不同的延伸和对我们的影响。例如，在某一特定社会制度里，信息的储存和流通方式，影响了技术延伸的综合。”“通过学习，人们学会讲自己的语言、阅读、溜冰、汽车、飞翔和滑雪。人们学会使用他的延伸，却忽视了其中的意义。”换句话说，学会了文明所提供的所有便利，也同样逃不脱这样的一些延伸的便利内部的逻辑函数关系的控制。因为，“文化实际上是延伸的复杂系统。文化受制于延伸转移及其包含的意义，就是说，文化即人，人即文化。更进一步说，人常被视为他的自身文化的淡化投影或者是从不符合标准的赝品，而在这一过程中，人性常被忽视或抹煞”（爱德华·T.霍尔，1988，p.34）。1955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中，霍尔提出：“文化即交流”（culture is communication）（爱德华·霍尔，1995，p.30）；1976年的《超越文化》中，霍尔再次提出“文化即人，人即文化”（爱德华·T.霍尔，1988，p.34），则将超越的任务和重担放在了对传播的理解，进而对人性的超越层面上。这是他思想的进步，同时也突出了在文明的演进和文化的变迁过程中，同时作为文明的对象和文明演进系数的人的双面性——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二、符号视角
从符号的视角研究文化和文明，现在被冠以“符号学”，这是一个广博而深刻的领域，因篇幅和能力所限，这里不进行全面综述。但要提出的是，在对文化和文明的研究进行俯瞰的时候，符号学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极富创意的视点。社会文化学所研究的是成为各种社会活动之本的、在根本上与社会活动不可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体系（general signifying system）（潘忠党，1997，p.69）。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就有机体空间而言，就行动的空间而言，人似乎在许多方面都远远低于动物。动物天生就具有的许多技能，一个儿童必须靠学习才能掌握。”基于此，卡西尔认为，“与其研究知觉空间的起源和发展，我们更必须分析符号的空间”，因为“人并非直接地，而是靠着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思维过程，才获得了抽象空间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不仅为人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的道路，而且开辟了人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全新的方向”（恩斯特·卡西尔，1985，p.56）。美国传播学者费斯克（John Fiske）提出：“（符号）隐含的价值和迷思（myth，“神话”——作者注）（应）是文化成员所共有的。而这个共通性要得以延续、发扬，只有靠在传播中经常‘露脸’。一个符号每露脸一次，其第二层次意义便能在文化使用者心中受强化一次……符号靠其使用者的使用才免于成为过时品；也唯有靠使用者在传播中与符号的一唱一和，才能保存文化里的迷思（myth）和隐含的价值。存在于符号与使用者、符号与迷思和隐含义之间的关系，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关系”（Fiske，John，1995，pp.225-226），即文化与传播的关系。
三、行为视角
所谓行为视角，也是一种目的视角，是将文明和文化当作一种生活目标手段的看法，在这样的观点下，文明和文化的成果不过是诸多行为过程的结果和行为过程本身。“人类之目的在生活，此乃生物界之常态，文化乃人类用以达到此目的之手段。在形式上虽有种种变异，但自其所满足人类生活需要之功能上言，则绝对相同。此乃功能学派在理论上对于人类学之基本贡献也”（马凌诺斯基，2002，p.译序）。余英时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初步整理了历史哲学和人类学对文化的看法。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孔（Clyde Kluckhohn）两位人类学家检讨了160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后，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个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曾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余英时，2004，p.443）。这个所谓“成套的行为系统”经过时间的作用，逐渐沉淀为“体制性”的成果，并带上了体制性的期待。用史密斯的话来说，“文明不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新艺术和新手艺。文明是一种复杂得令人惊异的体制，它使人对世界和他在世界上的活动有了全新的看法”（G.埃利奥特·史密斯，2002，p.203）。
四、传播视角
这是本书的视角。也可以称为是过程的视角、关系的视角。有人类就有传播，通过符号和行为系统进行传播。人类的传播走过了简单的口口相传。文字和语言产生以后，传播事业从简单、个体、零散的信息提供者向大规模的媒体工业变迁，兼跨产业和文化两大领域，已经成长为一个兼跨两大部类，绝对不容忽视的产业类型，成长为一个能够贯通和影响其他产业的类型，成长为一个影响力不局限于产业领域的文化工业，成长为一个不仅提供信息的消费还通过媒体化生存现实的打造直接影响人们思想的产业——这就使得传播以及奠基于传播建构的一些产业方式本身就同时兼备文明要素和文化系数和文化成分的特征。如果说，传播业的出现整合着传统的产业类型，并且整合着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的轨迹，并不过分。但在这同时，现代传播科技的发展，又通过各种新型媒介（medium）的提供，从方式、方法和理念上对既往的传统媒体传播时代进行着冲击、颠覆乃至置换。人类的传播事业和传播理论似乎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又再一次聚焦作为文化焦点、文化生产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个体，以及个体对于信息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对于信息的消费和生产方式的研究上来。于是，从传播的视角，通过传播这个人类基本的行为方式，似乎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文化和文明内在和外在或紧密、或松散的逻辑关系，通过这样的历时的、过程的视角看到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的脉络，进而把前面三个视角进行统合，试图达到一个对文化和文明关系认识的相对圆通的境界。
第二节 从传播视角看，文化和文明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
文化和文明如何定义？这是任何一个开始文化和传播研究的人都必须面对并回答的问题。综合上述的分析和研究，本书提出如下看法：在人类诞生之初，人类逐渐积累的统称为文明；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一定的生存主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这些积累的和外来的文明进行不断改造、升级和选择、利用所形成的精神性成果和形态，即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简而言之，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
文明的演进和文化变迁充满时间和空间上的张力：它们共时性地表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现实生活中文明和文化似乎化为一体，分不清哪个是文明，哪个是文化；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二者又表现出一种不断的分离趋势（在本书所界定的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框架下），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是可以相对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文明如何作用于文化带来文化的变迁，而不同的文化又如何改造文明，促成文明的不同演进方向的。从空间角度来看文明和文化，则张力更大。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下，会有诸如民族、国家、政党、集团、家族、社区、团体等不同的空间区隔角度，而不同的区隔角度下，文明和文化的博弈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