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媒介空间研究现有的成果与现状
媒介空间研究是媒介地理研究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梳理媒介空间的研究成果，需在媒介地理学框架下予以关注。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媒介地理学是以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地理“看”法。
尽管媒介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将其与地理学相联系，并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视野，还是近期的事。前文已经提到，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一词在1985年才正式出现，并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将媒介以及媒介塑造的文化采用地理学的视角，以及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进行专门研究，并不多见。
笔者以Geography of media作为关键词，在西文数据库Proquest-Accdemic Research Library搜索引擎中进行查询，并将结果限定在含有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Scholar journals，including peer-reviewed）之中，发现从1975年至2010年12月，其搜索结果仅为425篇相关文章。就文章的研究主题来看，分别涉及种族主义、宗教、全球化、本土化、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特定的城市等内容，颇为广泛。但具体而言，并不都是从大众传媒呈现的文化样本中予以分析。也就是说，这些文章仍然是以文化地理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而非对承载文化的各种媒介予以特别的关注。以media space为关键词检索，则得到46篇文章，主要探讨媒介技术的变革所引起的媒介内容、媒介再现方式等的变化，也对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进行了再阐释。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媒介地理学中的“媒介”概念，可以理解为麦克卢汉所指的包括道路在内的广义媒介，也可以专指各种传媒。这两种意义上的媒介都可以与社会文化、地理空间相连，建构出丰富的文化地理样貌。本研究中的媒介地理与空间，主要是指传播媒介，但也会论及由更为广泛的物质媒介所构筑的地理图景。
媒介，往往被认为是与技术有关的概念。正是因其技术的成分，使之能够被用作多样化的传播途径。比如文字、图像、声音，能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样式。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媒介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日增，加上人们对社会组织中空间的关注，关于媒介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兴盛起来。但是，从地理学这一领域来看，直接与媒介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1985年媒介地理学一词被提出时，相关的论文集于同年出现。
其实，地理学家们在对地理现象以及文化表征等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会关注媒介中的文化样本。比如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以电影、电视、音乐、网络为例，描述了“成倍扩展的媒体空间”，实际上就是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书中将现代的经验世界与媒体的关系用各种形式的空间形态进行了描绘。大卫·哈维则认为各种电影和摄影制造的影像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时空组织的变化，通过媒体形成的国际化空间在影片中无处不在。从电影提供的世界景观来进行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文化认知，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电影地理学（geography of film）。由于存在着与“真实”世界的差异，电影中所展现的世界样貌和空间格局受到地理学家的质疑。但他们也同样认为电影并非单纯的反映外部事物，而是以影像的视觉方式提供意义的图景。艾肯与佐恩（Stuart C.Aitken&；Leo E.Zonn）所主编的《地方、权力位置与奇观：电影地理学》一书，对电影的观看场所、电影媒介本身以及电影中的景象所交织而成的复杂地理形式进行了探讨。莫利与罗宾斯（Morley&；Rob-ins）则更关注电影及其他电子媒介利用文本进行的文化生产。在《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景观与文化边界》中，他们认为，电影依靠视觉的表达不仅制造出了电影故事，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出了有关认同的文化政治，因为拥有不同地域背景的电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地理形式。
社会中出现的某些戏剧化的文化事件，还引发了关于“奇观地理学”（geography of spectacle）的研究。文化庆典、博览会、运动竞技、主题公园等等，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空间景观，经过大众媒介的放大，就成为一种充满诱惑性的“奇观”。当然，“奇观”并非只是单纯的影像，而是被媒介所反映的人与人、人物与之间的关系集合。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奇观社会》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按照“奇观”概念所建构的媒介社会与消费社会。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则更为具体地展示了大众媒介文本中的奇观文化，并对媒体奇观中所透视出来的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等问题进行了剖析。
具体来看，媒介地理学的视角涉及到人们观察事物的多个方面。最为明显的是人们视觉上的地理和空间感知。因此，研究者会将影像作为一个关注的重点，注重地理景观的视觉表达。空间、地方、自然、景观、身体、城市的视觉化表现，还可用以检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建构。在这类研究里，视觉影像往往被视为制造社会意义的手段，并与历史和地理特性相结合，对影像的生产进行诠释。例如大卫·哈维认为电影与摄影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时空组织的变化，而科斯格罗夫则将风景画视之为资产阶级的观看方式。这些通过媒介表现出来的地理景观，实际上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反映。
此外，科斯格罗夫还认为某些特殊的景观会提供给人们一种观看位置，而这种观看位置也是一种社会位置。例如，在西方主流社会中被默认的便是资产阶级白人男性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电视、电影、广告等感受到这一点。性别的社会差异被地理学家作为一个研究面向予以关注。以琳达·麦克道威尔（Linda McDowell）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对社会空间占有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权力的不平衡进行了大量研究。她于1999年主编的《性别、认同与地方：理解女性主义地理学》，深入探究了地理学与女性主义交叉所展示的新型景观。她的单篇论文《妇女、性别与空间组织》则将空间理论纳入其女性主义研究中。而在《女性主义理论与性别地理学》一文中，皮特（Prichard Peet）作为一名男性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女性主义与地理给予关注。
地理学的男性主义标榜一个全知的视角，以此对他人进行评判。而这个视角制造出视觉化的语汇，通过影像来进行性别空间的塑造。比如女性被表现为外在的性感和内在的温柔，男性往往在视觉上比女性更为强壮。
这种性别特征的对比在都市景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看”与“被看”的角色也被固定在各自的空间中。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技术媒介与人体相结合，提出“电子人”（cyborg）的概念，以审视当前在媒介（尤其是电子、网络媒介）以及父权视点作用之下被动的女性生存空间。
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到更为细致的领域。有研究者就从媒介与地理等方面对艾滋病的媒介呈现进行了分析。媒介在传播或者阻碍因流行疾病引起的公共情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往往涉及到性、性别所构建的地理空间。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中，可以透视出人们对地域以及相关文化的认知。例如对于最初发现艾滋病的非洲，在媒介的描述下，它成为一个极度不安全的区域，甚至是“白人的坟墓”，对美国而言，是“国家卫生安全的威胁”。而后期的媒介报道，增加了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含量，并且在图片、影像资料的选取方面，媒介采取不同的角度，非洲大陆随之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台湾在媒介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当然，大多数的研究仍然是在文化地理学的框架之下，涉及某些视觉或文字媒介对空间的塑造。其研究成果涵盖了城市、性别、同性恋、社会权力、消费等方面，而且多从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学者王志弘译介了大量国外著作，他本人也从媒介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空间和地理景观，如《影像城市与都市意义的文化生产：掖台北画刊业分析》（2001）、《流动地景与时空操演：台北捷运系统与都市经验》（2000）。刘纪蕙主编的《他者之域：文化身份与再现策略》（台北：麦田出版，2001）收录了研究电影呈现地理及文化景观的多篇论文。由于台湾新电影的叙事背景与台湾的地域、地方感等联系异常紧密，所以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人的电影作品经常被用作研究者进行媒介地理分析的样本。此外，更多的广告、建筑等作品也与影像向联系，成为城市地理的研究对象。如颜忠贤的《影像地志学》（台北：万象出版，1996）、李清志的《建筑电影学中空间类型的比较与解读》（台北：创兴出版，1996）等。
国内的媒介地理学研究主要涉及媒介技术（如网络）带来的地理形貌的改变，以及具体的媒介文本所透视出来的地理层次。邵培仁在一系列论文中论述了网络对媒介地理形貌的颠覆（《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2002）、媒介产业与城市的关系（《论中国媒介的地理集群与能量集聚》，2006），并对媒介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行了探讨（《媒介地理学：正当性、科学性和学术坚守》，2006）。陈晓云的《城市电影研究》系列（1990-1992），陈卫星的《再现城市：影像意义和空间属性》（2005）等文章则可以视为以电影媒介为立足点，对城市中的人群、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图景及空间关系进行的研究。
从这些针对媒介或者文化进行的研究来看，虽然部分论文没有使用媒介地理学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是运用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对经济、文化、政治、日常生活等领域进行分析。因此，尽管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并不很多，但这种研究视角已经存在，并且具有几个大致的研究方向：第一，媒介产业化之后形成的经济地理形式。一些大型媒介集团（如福克斯、贝塔斯曼、维旺迪等）建立，它们跨越不同形式的媒介形态，同时，还将触角伸入不同地域，多样化的媒介地理格局随之产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些媒介集团更能显示出其对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支配作用与影响力，以及对于媒介空间的重组能力。第二，当承载着文化的媒体通过全球化、跨地域的扩张之后，会形成不同程度的资源优势和媒介霸权，也会由此产生文化强势与弱势的对抗。尤其是西方的价值观对东方世界所造成的后殖民主义影响，以及由于人口流动、媒介侵袭导致的文化交叉地带所呈现的复杂情形，往往产生矛盾、冲击与对抗，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意义不可忽视。第三，对于媒介文本呈现出来的地理，人们的感知往往会受到影像以及文字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由于各种媒介形态作为中介而呈现出复杂的层次。尤其是电影、电视中的地理常常被用作媒介研究的样本。经由媒介的作用，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元素常常被加入其中而影响人们的感知结果。第四，除了视觉影像之外，人们还留意其他感觉的影响。“音乐地理学”（geography of music）中，音乐借助声音媒介，制造出不同的对情绪、场景的模拟与描述，从而制造出意义丰富的音乐空间。除此之外，对感觉的运用还延伸至味觉、嗅觉等，例如连锁餐厅的设计，实际上都运用了媒介的技术来达到经营者的目的。第五，网络以及数字媒体的兴起，对传统地理格局形成不小的冲击。原有的物质地理空间被颠覆并重建。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了有关地理的新的隐喻。当然，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具有吸引力的是远距离或虚拟时空的媒介传输将构建起一个与常态社会相对应的空间。而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其所有的知觉系统和切身的体验将与新的技术相融合，从而产生更为复杂的地理样貌和人际关系。
因此，媒介对于地理的反映并不是简单机械的描写或者肤浅的再现，而是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形塑。我们可以从中获知想象与真实交织而成的多样的地理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