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禁忌的空间：同性恋人群
在形形色色的城市文化中，有一个隐秘的空间，虽然近年来受关注程度明显上升，但是仍然未脱离其异端的身份，这就是同性恋群体。按照吉登斯的描述，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同性恋概念就是指因性趣与众不同而被明确划分出来的人。其实，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一观点普遍适用。
李银河在《性文化报告》中指出，大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同性恋虽然在整个人口中占少数，但其绝对数量并不少；尤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跨文化并且普遍存在的现象。虽然当今不少国家尤其是西方对待同性恋现象的态度日渐宽容，但总的来说，对这个群体的接纳程度仍然非常有限，同性恋仍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媒介营造的社会图景中，同性恋群体在其中的形象以及同性恋受众本身，都应该是人们关注的重要方面。而现实生活中则并非如此。在主流媒体中呈现的同性恋现象，往往难以与负面信息分割开来，并且大多数对同性恋形象的描写，都离不开以主流群体的角度，将其视为异类、反常的社会现象。同性恋在主流媒体中，已经习惯性地被作为社会正常秩序的一种威胁因素，并通过特定方式再现。
从分布来看，较多的同性恋者集中在大都市中，世界各大城市的调查都表明，同性恋者约占城市人口的10%，而某些学者的研究则认为发生率高过10%。与此同时，大城市中的文化与族群多元性也为一个同性恋社区和同性恋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温床。媒介的主要分布区域，也以大城市为主。诸如旧金山、阿姆斯特丹、悉尼等，常常被贴上“同性恋之城”的标签。人们习惯于用“开放”或“保守”来描述一个城市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接受程度。因为，在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中，同性恋并不是一种受到鼓励的文化行为与现象。关于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态，人们最为直观的了解还是通过大众媒介。正是各种媒介文本中对同性恋不同程度的呈现，才得以揭示出这个城市中的隐秘现实。
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其媒介集中程度也高。所以，对同性恋受众群体而言，其接触媒介的机会极多。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处于霸权和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异性恋群体。主流文本中的关于同性恋人群的信息，也主要是面向主流人群而非同性恋受众。由于视角和话语的不同，主流媒体中对同性恋的再现多少带有偏见和误解，而这些成见便可能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影响受众的解读。好莱坞电影《刺杀肯尼迪》（JFK，1991）中，阴谋刺杀总统的角色被设置带有鲜明标签式外部特征的同性恋者，而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则是异性恋的白人形象。通过媒介长期反复强化这类印象，使得受众形成刻板成见，只留意那些在主流社会中盛行的负面印象与观点，有关同性恋人群的正面信息也就消失了。拉里·格罗斯（Larry Gross）将这种现象称为媒介对少数群体的“象征性消灭”（symbolicannihilation）。此外，对于同性恋人群的某些符号化的表征，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偏见。那些对于同性恋者着装与外形特征的描述，并无可靠的依据，却在各种媒介中被反复强调，从而形成了人们对这个边缘群体的刻板认知。
长期以来，同性恋群体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媒体中，那么同处于一类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对自身形象的认知，以及社会其他群体对这类形象的认知，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果说有非负面形象出现在媒介环境中，那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引发争议，因为它们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颠覆和反抗，从而产生的矛盾只能在争论中深化或者消解。
同性恋群体的存在时间已经不短，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大众传媒才开始进行有关话题的讨论。而国内的情况又相对滞后，新闻媒体只是偶尔提及相关内容。虽然在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对同性恋人群及现象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是，由于主流媒体的有意淡化，于是同性恋在媒体图景中长时间缺失，并且与其相关的内容至今仍然是敏感的话题，使得同性恋受众在进行媒介消费的过程中无法获取需要的信息。如果在主流媒介中，传播者以异性恋者的视角塑造或者忽略同性恋形象，那么就必然导致此类信息传播的失衡。同性恋受众群体仍然游走在大众视线的边缘，无法平等地享受信息消费的权利。
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为数不少的同性恋受众而言，由于无法在媒体再现的自身形象中获得认同感，所以对媒体中的相关信息更多会采取反抗和批判的态度。其实，相比普通受众，他们更需要正确客观的信息，以实现平衡的媒介消费。现在一些媒介也逐渐意识到这一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
2005年8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制作了一期节目，名为《以生命的名义》，就中国的同性恋现象与艾滋病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和讨论，以开放的视角表达了主流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在国内尤其是同性恋受众群体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2004年10月25日，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面对同性恋受众群的电视频道——PinkTV（粉红电视台）开播，政府官员出席开幕仪式，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使得法国的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态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该台全天24小时播出，节目包括电影、电视剧及音乐等，都以同性恋群体为收看对象。美国Bravo频道真实电视秀《同性恋装扮正宗男人》（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则通过真人秀这种大众化节目的样式，展示同性恋者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
一些影视作品以同性恋人群为主角，关注其生存状态。而在网络中，同性恋人群的活动空间更大，以同性恋文化为主题的网站、论坛、QQ群等纷纷出现。他们可以依靠虚拟世界来为自己打造真实的生存空间。
同性恋群体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生态群落，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并且在整个媒介环境里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有关同性恋主题的酒吧、书店、电台、报纸等在城市中纷纷涌现，并将同性恋群体与文化与城市的物质地理相连，创造出与主流群体相隔离的空间。但就现状而言，他们仍然属于少数群体，虽然已经浮出水面，却仍然无法在主流文化中占据更多的位置。
三、被忽略的身份：农民工
城市中的人群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因为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群不断流动。在我国，这种流动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农民工。他们散布城市的多个角落，占据了建筑工地、街道、广场、人行道等等，却往往被无视或误读。他们希望改变原来的生活境况，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拥有农村户籍，却身居城市；在都市中游走，却被边缘化；能够接触大众传播媒介，却无法享有平等的信息消费权利。农民工突破原先的地理界限，进入城市这个陌生的环境，改变了城市社会中原有的群体关系。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群层次多样，而农民工则是队伍最为壮观，但在城市中却没有什么地位的重要群体。虽然改变了生活的空间位置，却始终无法摆脱其原初的身份，因为他们一直被冠以“农民工”的称谓，并在各种媒介中反复出现。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始终会被排斥在城市之外，他们并没有因为地理的迁移而获得双重身份，也没有获得与城市人群平等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常常以负面形象在媒体上再现。农民工并不仅仅是一个群体的代称，同时也表明了其从属地位。
对于农民工形象的再现，很大一部分是依靠主流媒体。在城市的报纸、电视等中，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表述及媒体再现，体现出这个特殊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与地位。当然，由于农民工所处的地理和媒介环境与普通农民受众不同，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信息的选择，但是选择度仍然非常有限。一方面，很少媒体将目标受众定位为农民工群体。另一方面，呈现在媒体中的农民工形象往往是刻板的，或者是被“妖魔化”的。
农民工与主流人群的世界不同，前者往往贫困混乱，后者则稳定有序。尽管在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农民工的身影，但他们无法享有与城市人群同样的生活空间。农民工作为出现在城市，却又长期被忽视或误解的一个群体，难以从媒介中获取自身身份的认同感。所以，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再现，极有可能忽略了其自身的主体性，实际上反映的是主流人群的价值观与立场。而公众对于农民工形象的认知往往受制于媒介的影响，也难免将其与负面的角色相联系。
农民工在媒介中常常被描述为“弱者”、“受害者”、“无知者”、“问题制造者”等负面形象。他们作为边缘人群，而且流动性极大，其行为的盲目与缺乏理性就几乎成为一种固有特征。人们从媒介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农民工总是对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威胁，他们应该受到排斥，或者其行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城市主流人群会将农民工视为在文化素质、品位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层次较低的群体，而对其产生抵触心理。
所以，负面的媒介形象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识别，并导致了农民工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语。
当然，从整个媒介环境来看，农民群体之所以成为传媒生态中的弱势，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我国的农民工群体在经济上属于低购买力人群。而媒介的经营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广告商的目标群是城市中具有相当消费能力的阶层、机构或团体。而农民则自然无法进入媒介信息消费的核心，这个群体也被大众传媒所忽视，很难进入大众的视野。
第二，农民工的信息交流习惯与城市人群有着很大区别。农民工来自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基础之上，相互沟通和交流主要通过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进行，借助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不如城市人群那样频繁。
第三，媒介的日益精英化，使得农民工群体无论作为信息的内容还是信息的受众，都未能受到重视。从媒介从业人员的构成来看，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他们在文化素质、生活水平、思维方式和价值评判标准等方面与农民工之间存在差距。此外，当下的媒介话语权被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的精英人士所把持，农民工群体缺少代言人，久而久之，自然会淡出媒介的传受链。而那些关于农民工形象的定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主流社群或者媒介经营者的观念决定的。
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把握农民工在传播环境中的地位。从媒介生态的角度看，农民工群体在传媒中失语，以及文化水平不高、购买力低、交流方式有别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媒体以及其他的社会力量对其长期缺乏关注而形成的恶性循环。如果媒介能够将传播的重心向这个群体偏移，将对其信息接受现状有很大改善。
城市的大众媒体朝着主流化、时尚化方向发展，阅读对象也多为精英、白领等主流人群，农民工无法平等地进入媒介流程。而当下媒体在改善农民工状况方面所作的努力，比如展现其正面形象（无私助人、积极上进等等），也是非常有限的。每当春运来临，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大量涌现。
透过媒介对其关注的表象，我们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外在体现。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都市“新移民”进一步增多、农村和城市人口相互融合，这为以农民为目标受众群的媒体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农民接触媒介的频率增加，但是受众的构成却更加复杂，需要进一步进行信息资源的分类与整合，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有效的传播。媒体从业者必须关注这一群体，才能真正改善传媒受众生态中的不平衡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