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影与城市
电影被称为motion picture，意即活动的图画。它是按照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予以表现的人造景观。而城市也是按照各种功能区分，汇集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元素，人为制造而成的地理样本。电影作为一种光影视听媒介，为城市增添了动态的活力，城市则为电影提供了背景与叙事素材。电影是视觉文化的表征方式，可以为我们创造独特的城市认知手段。探讨电影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作为城市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重要文化场所的电影院；二是作为影像媒介的电影本身；三是作为视觉影像的印刷版本，即电影海报及电影杂志。这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城市中的社会、文化、人群的空间关系，同时为我们提供城市景观的分析样本。
（一）城市中的电影院
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曾说过：“我喜欢把影院想象为凶手和孤独者最好的藏身所。”在他看来，作为观影场所存在的电影院，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在电影开场之后，灯光熄灭，观看者隐去了身份而成为旁观者。除去隐秘空间的意义，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城市影像的构成要素，电影院更具有公共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所在。在一座城市中，电影院是一个通常性的活动场所。它汇聚影像，也汇聚城市中的人群，形成一种适于城市生活的社交和文化习惯。从1895年最初简陋的地下咖啡馆的小众文化场所，到露天电影院的大众化活动空间，再到现在装备精良的商业消费模式，电影院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景观而存在。它是一种环境媒体，可以为观众制造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它不仅仅是一个消遣性娱乐性的所在，而且创造了现代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
由于电影影像信息的传播与接受需要资金与群体性的受众，所以电影与电影院往往在经济与文化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开始出现并获得蓬勃发展。
例如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拍摄和放映《工厂大门》等短片，而美国电影业的开端是借助纽约、芝加哥等歌舞游乐场等人群聚集的场所而获得市场空间。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于北京，第一座电影院——和平电影院设立在北京的长安街。早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也与北京、上海等地繁盛的民间娱乐活动有极大的关系。最初电影的放映依附于咖啡馆、歌舞剧院、茶楼等场所，电影影像的传播是在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里完成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与观众数量的增长，电影的消费逐渐从以上这些活动空间中分离，专门的电影院在城市中出现，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娱乐消费地点，而不再是与其他的休闲方式拼凑在一起。由于电影的光影表现方式，以及其所具有的中西文化交汇的特质，电影院逐渐成为城市中的一个象征性的地理符号。它不仅融合公共与私人空间，同时也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并成为城市人流行的生活时尚。
电影院的出现，为城市人群创造了一种公共与私人交织在一起的空间，而且随着电影业的发展，专门进入电影院进行观看的人越来越多，观众的身份也多种多样，电影院通过某些硬性和软性的措施对人群进行了人为的分隔。首先是影院的定位对于观影人群的影响。在旧上海，如“奥登”之类的豪华电影院，有1420个座位，而且底座的座位按照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以及后来的大光明电影院，都属于高档的电影消费场所，用以放映好莱坞的首轮上映影片。这些豪华电影院通常还设有包厢，包厢里都是皮套座椅，将其与普通的大众消费层区隔开来，体现出鲜明的阶级地位和层级关系。在这样的观影环境中，看电影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炫耀性消费。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消费层次的人，会选择进入这些电影院来标明自己的身份。
除了在影院硬件设施差异所导致的消费群体区别之外，在上海这类设有租界的城市，电影院的分布和所放映影片的档期顺序也有着严格的安排。洋租界的电影院通常放映首轮的外国影片，二轮放映和国产电影则在“日租界”区，这是中国人常去的地方。这样的影院布局，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中的等级区隔，同时也可视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经济和物质的入侵。例如卡尔登（Carlton）、恩派亚（Empire）、美琪（Majestic）等，这些有着中英文名字的电影院，带有极为明显的西方文明的印记。
其中放映的内容，又多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电影与电影院所交织而成的空间中各种进步的现代科技、西方的生活方式成为其殖民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此外，早期北京的电影院还将男性观众与女性观众进行了区隔，中间以木栅栏间隔，即便夫妻也不能相依而坐。后来洋人经营影院之后，才开始允许男女观众混杂。
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电影的消费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行为，不同阶级、地位与性别的观众可以同时出入于电影院这个公共空间之中。我们在当前城市中的电影院已经很难再看到鲜明的人群界限。当然，与初期相同的是，不同影院上映的档期仍然会有城市之间的少量差异。从国内来看，北京、上海、广州作为电影消费的一线城市，一些拷贝有限的影片自然会选择它们作为首轮放映的地点，并由此逐步扩大其影响力。跨国的电影产业合作也在电影院的投资与建造上体现出来，跨文化的影像空间也就随之而生。例如美国华纳国际影院公司与上海电影集团、大连万达集团等合作，在国内多个城市建立电影院线，开辟中国电影市场，构建起高度商业化的电影院体系，凸显其城市发展和电影工业发展的全球化特质。一线与二线城市成为了境内外资本进行中国电影市场培育的主要阵地，“电影城”作为一种普遍的城市电影院存在的模式，集电影、购物、餐饮等于一体，成为城市中的重要消费空间。这种综合式的商业空间组合，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城市消费文化的集中体现。跨国资本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参与电影院线建立的过程，除了使得中国电影院的建造规模和水平更加切合全球化的背景，另一方面也让中国电影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着某种程度的缩减。
从电影院的硬件设备来看，无论是影音效果，还是观影舒适度，都已经比过去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但就现阶段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而言，进入电影院看电影并非一项大众化的消费，一张普通国产电影票的价格一般是40～60元，进口大片则高达60～80元。电影院这个社会空间的商业性日益显著，看电影的行为受到消费环境和消费价格的影响，无法成为普通大众经常性的媒介消费方式。当然，这在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即DVD和录影带市场，也使得家庭某种程度上成为电影院的延伸。一直以来电影院的发展与各个时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相适应。从迎合西方消费观念的旧上海时期豪华电影院的模式，到朴素实现纯粹观影功能的影院模式，再到现今强调娱乐、休闲及消费层次等多功能模式，可以说中国的电影院发展所经历的路径也是中国城市状况的一种直观反映。而且，观察一个城市的电影院布局及建筑规模等方面，能够为判断城市的总体经济环境和传媒业发达程度提供参考。
电影院除了作为一种消费的、文化的空间之外，它还是一种政治的空间。与个人的观影状态不同，电影院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公共空间。它代表了一种公开的状态，通过电影中思想的呈现，在观影人群中形成某种共识。电影与电影院所构建起来的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某些内容。例如莱妮·里芬斯塔尔1936年拍摄而成的《意志的胜利》，虽然一直以来都是电影学院的经典教材，但因其政治敏感性就未在大多数国家的电影院公开放映。在当时的德国一些大城市如柏林电影院公映时，所有的观众看完后“泪流满面”，足见影像的魔力。而电影院作为这样一个聚集观看者的空间，自然会增强其所能产生的传播效果。所以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影院传递何种信息，政府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掌控。通常的方法是通过影院上映的档期与拷贝发行来进行控制。而未能获得公映许可的电影，只能转入“地下”市场，而被称为“地下电影”。这些“地下”状态的电影，不能进入电影院获得大众的认同，却能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中亮相，被小众所接受。当然，也有一些极端的例子，体现出电影院作为一个真正的大众政治空间的传播效果。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出于政治需要，全国上下各个城市的电影院一律放映样板戏，这也成为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无法忽略的政治景观。
总之，从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和电影院的布局来看，它们通常都设置在城市繁华的市中心、商业区或者人流量大的区域。电影院从来都是一个功能性的建筑空间，不仅容纳影像的技术设备与载体，也容纳在这个过程中传递信息与接受信息的人群。它是一个真正的物质与心理交会的场所，构建起一种真实与虚拟的影像地理，同时又满足城市中人们的社交需求，形成一个看与被看者聚集、精英与大众汇聚的共享空间。而且对于观众而言，也可以在这样一个公共性和私密性共存的空间里，与电影中的影像进行情感和认知上的互动。
在电影工业的发展进程中，各种跨国的资本、影像、观念等都通过电影院的建造汇集起来，而且以不同的城市为基点，形成丰富的电影院地图。尤其是在中国的一些城市，越来越多的“国际影城”的出现，不仅体现出全球化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影响，同时也必须适应中国本土电影产业发展的需要。
因此它们不仅是跨国跨文化的商业符号，同时也是中国与西方电影工业合作与对抗的象征，构建起城市中重要的景观。总之，城市中的电影院，并非一个简单的建筑物，它本身是一种传播影像的空间，同时也是生产意义的空间，既是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城市景观的一种途径。它从属于城市地理，也包含在全球化版图之中。
（二）电影中的城市意象
电影是通过蒙太奇的手法，在光影记录的镜头中来表现城市的空间景观。在电影的影像与电影院的环境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心理和物质交织的媒介空间里，观众可以在导演所决定的视角下接受各种影像信息和心理暗示，从而形成对这个带有虚拟和现实成分的城市景观的主观解读。城市中有着社会等级，就自然存在着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善与恶之间的较量，这些对于电影而言都是极佳的表现素材。城市是一个同时拥有历史和现实的所在，也能够作为电影中的生动背景。
如果说电影院是一个被固定的影像传播空间，那么电影本身，则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影像文本，它通过光影和声效的剪辑组合，运用蒙太奇的力量，为我们展示复杂的外部与内心的世界，并且将观众带入到荧幕中，构筑更加充分的交流空间。就像苏联导演齐加·维尔托夫用摄影机的口吻所说：“我是一只眼睛，一只机械眼睛，我——这部机器——用我观察世界的特有方式，把世界显示给你看。从今以后，我永远地从人类凝固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我从时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此这般，我创造了认识世界的新观念。这样，我就用新的方式，解释你不了解的世界。”维尔托夫于1929年拍摄了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在这部影片中，他用“镜中镜”的方式来描绘一个纪录中的城市，蒙太奇和独特视角的运用，为观众呈现了丰富多样的空间层次。在电影所运用的光影手法和叙述技巧中，包含的是创作者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其中难免带有主观色彩。而观看者对电影内容的解读，又往往会凭借自身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来进行。观众就好比城市中的闲逛者，在一幅幅电影画面中流连，观看不同的风景，并得到相同或不同的体验。所以，电影中的城市无疑是一个可以做多样化呈现以及理解的文本，它带着与生俱来的如光影般变化无常的可能性，从而形成电影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无论是否是现状的客观再现，电影中的城市景观突破了现实的时空限制，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流动，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城市地形图。
大多数的电影以城市为背景，因为城市是各种社会关系集中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