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在恐慌与失语之间：媒介安全的模型分析
媒介通过话语建构来描述事实，从而实现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建立了一个李普曼所说的“虚拟环境”。“虚拟环境”和现实环境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媒介安全需要大众传播能够将现实环境中的危机、危险客观、及时、全面地传播给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有三种传播效果的可能。
第一种可能，大众传媒在传播的过程中把现实中的风险扩大了，于是造成了公众不必要的恐慌；第二种可能，大众传媒没有客观、及时、全面地把风险或潜在风险传播给受众，使受众错过了规避风险的最佳时机，这就是媒介“失语”；第三种可能，媒体如实地反映了现实中的各种变化，将现实中的风险如实转换为媒介中所展示的风险，这就是媒介安全。
为了进一步论证媒介安全，本章将导入“媒介安全系数”的概念，媒介安全系数为真实风险C1和媒介风险C2之比，媒介安全系数S=C1/C2。假设现实中的变化是△R，而媒体中相应的变化是△M，我们这一变化称作风险C1和C2，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三种情况（假设C1和C2之间为正比例相关关系）。
第一种情况：△R<；△M，即现实中的变化小于媒介中所展示的变化，现实风险小于媒介风险C11，这种情况下，由于媒介营造的虚拟环境中，风险被夸大了，是媒介制造了比现实更加强烈的恐慌。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媒介恐慌”。
第二种情况，△R>；△M，即现实中的变化大于媒介中所展示的变化，现实风险大于媒介风险C1>；C2，也就是说，S==C2/C1=△M/△R，媒介安全系数<；1。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没有及时、准确地报道现实中的风险，而是有意无意地隐瞒、少报了风险的程度。这类情况也会引起社会的恐慌，谣言的横行，可以被称为“媒介失语”。
第三种情况，△R=△M，媒体如实地反映了现实中的各种变化，将现实中的风险如实转换为媒介中所展示的风险，C1=C2，既没有夸大也没有隐瞒，媒介安全系数S=1。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研究的“媒介安全”状态，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状态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在现实中，这种假设只有在一定的时间段和地点内能够实现。媒介安全是一种平衡，而且是一种动态平衡。
第二节媒介恐慌：媒介夸大了现实风险
一、媒介恐慌的定义与表现
一篇纽约时报的社论指出：“夸大恐惧要比减少恐惧容易得多，这是人类生活的一条简单真理。”（New York Times，2001）因此，消除媒介恐慌是媒介安全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媒介恐慌，只是媒介安全实现之前的状态之一。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议程设置理论创始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在《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中，用专门的章节论述了“制造危机”，并举出了关于得克萨斯民意调查的著名的案子。这个案子用媒介安全的角度来看，就是媒介制造了关于犯罪的恐慌。1992年，得克萨斯民意调查问及公众认为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1992年只有2%的人提及犯罪，到1993年秋天15%的人提及犯罪，而在1994年上半年三分之一的得克萨斯受访人提及犯罪（麦库姆斯，200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公众的关注上升到极高程度时，现实犯罪的统计数字却表明同期犯罪率实际在下降。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引起观众关注程度提升的原因可能是新闻媒介的犯罪报道（麦库姆斯，2008）。报纸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电视能够在其观众中培植对犯罪的恐惧，方式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娱乐节目而非新闻报道。格伯纳及其同事将这种世界观命名为“邪恶世界综合症”。通过对电视受众的大量研究，他们总结认为：“长期看电视容易培养一种认为世界比较邪恶与危险的印象，因为电视中那些频繁出现的暴力行为几乎无法避免。”（George Gerbner，1994）
从麦库姆斯引用的案例中可知，当现实中的得克萨斯犯罪行为呈下降趋势，△R导致C1减少的时候，△M却导致C2增长，因此，△R<；△M，C11，呈现标准的媒介恐慌现象。邵培仁教授在《媒介恐慌论与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中指出，“媒介恐慌论是指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论或受众理论。”（邵培仁，2007），这一定义被广泛摘引，已经成为学术界对媒介恐慌的共识。媒介恐慌的产生背景和风险社会密不可分，“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有赖于媒体的呈现，但受制于传播机制与风险语境的信息传播本身，也可能牵动风险或危机。”（谢婧，2008）作为一种媒介心理现象的研究，媒介恐慌论起源于《淮南子·本经训》的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先民把文字诞生描绘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圣而恐怖的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受众对文字发明的敬畏、恐惧和害怕的社会心理（邵培仁，2007）。另一方面，当代各类风险通过媒体被人们广泛认知，进一步造成了人们对风险的担忧。
用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的观点来说，即：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与此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他们宣称，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人们之所以感觉风险增多了，是因为他们认知程度提高了（Douglas，Wildavsky，1983）。
媒介恐慌不仅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在广告传播中同样存在。在广告的感性诉求手段中，就存在着一种“制造恐慌与紧张情绪”的方式。通过在传播领域中运用恐惧的概念来吸引受众、产生广告诉求，广告人通过制造恐慌和威胁的感知来试图吓唬消费者。结果就是，受众变得更加警觉，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关注和搜索来减少这种恐慌，而在广告的结尾，广告主的品牌和所提供的服务都会作为减少这一威胁、从而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佳方案。汽车和家庭保险、退休金管理、防盗系统等产品和服务经常使用恐慌和威胁诉求。近几十年来，李施德林口腔产品（漱口水、牙膏等）一直强化口臭会导致个人被社会疏离和放逐、失去浪漫并且可以罹患癌症，而这家口腔护理公司的产品可以保护消费者避免此类侵害（Tom Reichert，2008）。广告中的紧张与恐慌制造，其目的是商业性的，但是其后果却往往是社会性的。李施德林的广告反复强调口臭的危险，甚至夸大其与癌症的关系，从而传播了远远大于现实风险的媒介自制风险，使公众的认知发生混乱或错误转向。这些恐慌没有直接引发群体性的、突发性的社会恐慌，但却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恐慌，增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担忧与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成为显性的社会恐慌。
对于不同人群，同样的报道内容，产生的恐慌效果也是不同的。在调查《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广播恐慌事件中，学历和产生恐慌的关系非常密切。
学历越低，由于其认知水平的限制，越可能把《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广播节目当作是真实新闻事件的广播报道，也就越容易引起恐慌；反之，学历越高，就越不会把节目内容当真，能够明显区分广播小说和现实新闻事件的不同，也就越不容易引起恐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广播听众存在大量的低学历人群，避免媒介恐慌，应该成为各大广播电台重点关注的方向。
性别和恐慌同样密不可分，多种调查显示，在大部分的媒介恐慌事件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引起不安和紧张。研究还表明，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是最容易收到媒介恐慌影响的人群。在接触过大众传媒中的恐怖或恐慌信息后，儿童不仅在精神上会高度紧张，而且还会做噩梦，甚至引发行为异常。但是如果父母能够合理解释和引导，儿童的恐慌情绪也就能较快平复（Joanne Cantor，2008）。
媒介恐慌现象有三个重要特点：首先，媒介恐慌的产生前提是具体的社会恐慌事件或公众潜在的对某一危机事件的预判性恐慌心态。媒介恐慌论中，社会恐慌事件的主体是突发性公共事件，即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或者社会积聚了一定的对此类公共突发事件的预期性的观察与忧虑。其次，媒介恐慌的形成动力是恐慌事件的大规模报道。引发媒介恐慌的主体是各类媒介，而其具体体现则是大量夸张的新闻报道。正是媒介对社会恐慌事件的大规模报道才使得受众感受到了周遭的无形的压力，从而形成可怕的集体恐慌情绪。受众需求与新闻报道互为因果，两者极易在彼此间产生直接影响。吸引受众、提高收视率、追求经济效益，这些就是当今媒介不顾一切，大规模报道社会恐慌事件的最为重要的原因（邵培仁，2009）。最后，媒介恐慌的结果往往是产生更多的恐慌，除非媒介发挥安全功能，实现媒介安全。如果受众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如果媒介没有在第一时间对恐慌作出反应、澄清事实，那么非理性的公众很可能从媒介恐慌引发更大规模和程度的社会恐慌。多数受众并不具备对不良媒介信息“免疫”的能力，往往不自觉地被媒介报道左右，将报道中的恐慌情绪植入内心，导致更多恐慌的产生，最终形成严重的大规模的媒介恐慌现象（邵静，2008）。如果实施积极有效的媒介安全手段，注意受众媒介素养的培养，使受众能够辨别媒介信息的真伪和虚实，能够通过大众传媒抑制大众一时的非理性的恐慌情绪，就能从主观上阻隔媒介恐慌，避免社会恐慌，从而实现媒介安全。
二、媒介恐慌的历史成因：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案例分析
媒介恐慌几乎是伴随着现代传媒的诞生与发展而产生的，梳理传播史上重要的媒介恐慌事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媒介恐慌，以及如何运用媒介安全措施应对媒介恐慌。英国著名媒介素养学者大卫·帕金瀚（David Buckingham）指出：各种类型的媒介恐慌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至少可以远溯至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他建议在其理想国中禁止戏剧诗人的作品，理由是这些作品对于可塑性很高的年轻人的心灵具有腐化性的影响力（大卫·帕金瀚，2005）。
电影诞生的1895年，鲁米埃尔兄弟在一家咖啡馆播放了《火车进站》，由于观众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如此逼真的影像。“《火车进站》影片中迎面开来的火车镜头，曾让现场观众信以为真而惊慌避让。”（邵培仁等，2009）
而随着广播的诞生，媒介恐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于广播比较报刊和电影更能提供“现场感”，因而也就更加能够制造“真实”感，在使听众的知觉更容易被传播者所支配的同时，也使听众信任所听到的内容，其媒介恐慌的效果也更加惊人。传播史上有很多由于广播或电视的戏剧化的冲击力而造成的“小说性”灾难（Jaap van Ginneken，2003）。其中第一个著名案例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因制造了“恐怖万圣节”而成为媒介制造虚拟恐慌的经典。
1938年10月30日，万圣节的前一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空中水银剧场”突然报道出一则惊人的超级消息，说有不明飞行物降临美国新泽西州，一群形象丑陋、手持喷火器和毒瓦斯的火星人正在展开对地球的攻击。
这条消息立刻引起整个美国的一片恐慌。人们蜂拥到大街上准备逃生，也有一些勇敢者拿起武器，准备抵抗入侵者。在华盛顿州的康克托，当听到“火星人”捣毁通讯和电力系统时，该城正好停电，黑暗使全市居民更加惶恐不安，他们愈发相信真的是“火星人”入侵地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