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语言学：从批评性话语分析到媒介话语研究
虽然福柯建立了用来研究社会现象的话语研究体系，甚至也试图通过对安全的研究分析来建立“安全话语”。但话语这一研究工具，最早还是来自语言学。福柯的话语研究超越了语言学的范畴，而语言学科适时运用了福柯将话语分析用于分析社会问题的经验，使语言学的研究外延得以扩大到几乎全部的社会问题。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诞生：批判话语分析研究
上世纪50年代，在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下，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为CDA）在代表人物福勒（Fowler）、克雷斯（Kress）、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和梵·迪克（Van Dijk）等的引导下，把现代社会批评理论引入语言学，即：不把话语当作反映社会关系的纯洁工具，而是接受福柯的定义“话语是有系统组织起来的、反映某一社会集团的意义和价值观的话语。这些社会集团限定、描述、并控制关于它自身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不管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福柯，1998：99）批评性话语分析通过分析话语结构，寻找其突出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以此揭示话语是如何建构和再现权力关系的（黄敏，2004）。
从媒介安全的角度看，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分析媒介安全的重要而有效的工具，在貌似客观、真实的新闻及大众传播信息背后，通过CDA分析，可以看到话语建构和再现权力关系。而这正是大众传媒营造“恐慌”和“安全”的主要手段。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领军人物之一，梵·迪克在1985年就主编了《话语与传播：大众传媒研究的新方法》，只是当时仅仅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学术兴趣，对传播学影响并不算大。1988年梵·迪克出版了《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运用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创立了新闻话语理论，主要包括新闻文本的结构分析、新闻话语生产的分析、新闻话语理解的分析等几个相对独立而又密切关联的部分。梵·迪克认为，可以用新闻格局（news schemata）等专用概念来对新闻文本进行结构分析。前者是就新闻文本的“语法”层面而言的，后者是就新闻文本的语义层面而言的。一般而论，每种话语体裁都有常规的格局范畴，正是这些常规范畴的特征及其功能实现，使文本能够被正常地生产出来，新闻报道也不例外。梵·迪克将新闻格局分解为五个常规范畴。第一个是总结，通常被放在开头的位置，以突出文本最重要的话题或主题。总结又分标题和导语两个次级范畴，它们一起被用来表达主要新闻事件。总结在新闻文本中的功能与在一般话语体裁中类似（梵·迪克，2003）。
从认知的角度说，标题信息和导语对随后的阅读和理解过程起监控作用。在梵·迪克看来，必须结合新闻话语生产者的认知心理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对新闻格局的控制作用与新闻文本意义生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分析，才能揭示出其中所存在的规律（丁和根，2003）。
二、媒介话语与安全——费尔克拉夫的研究
进路英国兰卡斯特（Lancaster）大学语言学教授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同样受到了福柯的重大影响，在1992年出版的《话语与社会变迁》（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中，费尔克拉夫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介绍福柯的理论，他的一些重要术语都源自福柯，如“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就来自福柯的《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福柯将话语的秩序看作和文本内容同样重要的“权力”。
费尔克拉夫阐述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描述（deion）、阐释（interpretation）、解释（explanation）这三个阶段。文本是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也是阐释过程的来源。人们生产和阐释文本都需要资源，如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关系、主体位置等。人们如何解释文本，有非语言的因素在起作用。
作为话语实践一部分的解释过程，也涉及社会环境。这样，在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时，不仅仅要分析文本、而且要分析它被生产和阐释的过程，这就要考虑到社会条件（包括直接的语境以及更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胡雯，2009）。
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指出，媒体报道的隐喻性，通过互文性，使文本互为话语。在本研究看来，其实质就是运用“安全”或“恐慌”话语，使本来不“恐慌”或不那么“恐慌”的文本，通过话语转换，产生互文性，从而增强危机感。费尔克拉夫在书中有一个经典案例。1985年英国的全国性报纸《太阳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英国面临制止毒品的战争》，导语中写道“武装部队应该被征集起来，以击退毒品贩子的大规模入侵。”正文则进一步强调“议会议员昨天提出要求说：可卡因贩子是英国在和平时期面临的最大威胁，并有可能摧毁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这则新闻来源于英国文书局的原始资料却是如此表述的：“政府应该考虑使用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以便履行雷达、飞机或船只的监视职能。因此我们建议，应该通过英国海关、警察、安全机构，可能的话，通过武装部队，来强化反对毒品交易者的法律实施。”（费尔克拉夫，2003：97）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太阳报》运用了媒介话语的互文性转换，将“战争”、“征集”、“击退”、“大规模”、“入侵”、“和平时期”、“最大威胁”、“摧毁国家”等没有出现在文书局原始文件上的话语，通过隐喻，使打击毒品犯罪和“战争”产生互文，从而产生了高度紧张、高度重视的媒介效果。从语言学层面上说，这就是大众传媒的新闻产生恐慌的原因之一。
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之后，费尔克拉夫出版了《媒介话语》。和梵·迪克《作为新闻的话语》一样，新闻、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被充分阐释（Fairclough，1995）。费尔克拉夫沿用了福柯的理论，认为媒介话语背后是权力，“权力是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转换”，“可以把新闻媒介看作是发挥着意识形态工作效应的东西，它以一种伪装的、隐蔽的方式，传递着权力的声音。”（费尔克拉夫，2003：102）
权力在媒介话语中经常运用“互文性”来产生作用。费尔克拉夫多次探讨了媒介话语的分析，将其看作是互文性讨论的一种扩展，主要侧重于媒介话语的互文性问题。费尔克拉夫认为，互文性是对历史性文本的继承和改造、创新过程，有助于对语言变化的研究，这一概念与他对社会变迁中的话语重视是相符的。一方面，书中对互文性概念进一步深化，更透彻地揭示了文本与社会环境的深层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他更加系统地阐述了互文性对话语分析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如其中分配环节的互文性涉及不同话语类型的转换，这种转化过程往往体现着隐性的权力关系。
在《媒介话语》这本著作中，费尔克拉夫专章论述了英国的电视节目《英国犯罪观察》，这是一档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视片，不同的是这档节目是由警察直接参与的，从1984年开始在BBC1套播出。“对于这个节目，我想考察的是两种主要话语之间的关系：官方话语和警方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和日常体验话语。在《英国犯罪观察》节目中，前者主要是由警方的声音来建构的，而后者主要是普通百姓的声音。大众传媒中的解说或旁白，是联系这两种话语的中间介质。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话语分别代表着其背后的社会阶层和不同人群。”（Fairclough，1995：164-165）如果聚焦节目本身就可以发现，BBC所主导的媒介话语起到了重要的安全作用，使警方的官方话语和民众的日常话语之间的障碍被打破，媒介话语直接促成了两个话语体系的融合，传递了警方的信息也沟通了受众的认知，这是有效的媒介安全话语的建构，也使该节目（包括更早的德国同名节目，和后来的美国同名节目）广受欢迎。
三、媒介话语安全的应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
在论述媒介话语时，费尔克拉夫就把“安全”和媒介话语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在《媒介话语》中他还阐述媒体报道的隐喻性，就专门论述了关于“战争”的隐喻以及社会建构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功用（Fairclough，1995）。
费尔克拉夫采集了许多英国报刊媒体上的新闻报道，通过分析来揭示媒体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如西方竞选活动的报道等。他指出，话语受社会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对社会有构建作用。费尔克拉夫将话语的层次分析用于媒介，明确指出对传播事件三个层次的分析：文本—偏向语言学；话语实践—文本的生产与消费；社会文化实践——解释话语实践的基础（殷晓蓉，2005）。这一属性在那些关于打破相对社会平衡的事件——战争、流行病、生态灾害等——的报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而通过认识媒体之被隐喻化的方式，有可能达到对于特定文化之中的价值与成见的深刻理解（殷晓蓉，2005）。比如，当代学者桑塔格（Sontag）在1988年研究了艾滋病的隐喻化问题。她提出，在西方的媒体报道中，与艾滋病相关的主要隐喻有二。一是“瘟疫”（plague）的隐喻。如同霍乱等瘟疫一样，艾滋病有一个异国发源地，并被与外来性、外在性联系起来。它通常被看作是起源于非洲，并有着种族主义的色彩，后者从关于具有“动物性和性放纵”的黑人的刻板成见中获得支持。
艾滋病的第二个隐喻与军事相连，即将之比作“入侵”，更为具体的是，将之比作第三世界对于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入侵。费尔克拉夫在媒介话语分析的背景下进一步论证说，在媒体报道的隐喻过程中，艾滋病被理解为因现代人的行为放荡而对社会的报复，或“对社会的审判”；在政治和同性恋的意义上，艾滋病的传播被用来抑制这个“放纵主义的社会”。围绕艾滋病的隐喻暗含着没有人能够对瘟疫或艾滋病产生免疫力的意思，同时也暗含着将艾滋病建构为“他者”的一种疾病，构建为“他们的”疾病正在威胁着“我们”的健康的意思。后者的意识形态作用和功能是不言而喻的（Sontag，1988）。
这种把健康传播中涉及个体安全的疾病传播，通过媒介话语体系，转化为“他们的疾病威胁我们的健康”，无形之中，就增强了群体的对立。对于艾滋病，在健康的非传统安全之外，还潜藏着社会矛盾的危机。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国国家领导人与艾滋病人的频频握手，就不是简单的对健康卫生事业的重视，而是典型的媒介安全事件：2003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午来到北京市地坛医院，看望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辛勤工作的医护人员，向所有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贡献的卫生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表示亲切的慰问。2004年11月30日，在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北京佑安医院，看望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慰问工作在艾滋病防治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至今，媒体报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艾滋病人握手、慰问、接触，至少已经七次以上。大众传媒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言行，告知公众“与艾滋病人握手是安全的“这个信息，既实现了健康传播中的非传统安全，避免了对艾滋病的恐慌，又实现了社会稳定与尊重，打破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消除了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实现了社会和谐。
而把一起安全事件解读为“他们”与“我们”的矛盾和冲突，正是媒介安全话语的典型特征之一。大量研究表明，美国的大众传媒经常把少数民族归为“他们”，与暴力和犯罪新闻相关联。特别是在提及恐怖分子的时候。
在主流的美国大众传媒中，恐怖分子被刻板化为阿拉伯人，而美国盟友中的暴力分子从来不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因为相对我们，“他们”是不同的、不正常的人，我们是受害者或者作为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种不正常的人的人。1993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大部分文章都把“恐怖主义”这个定义以及其他政治暴力行为，与穆斯林、穆斯林原教旨主义、阿拉伯和中东联系起来（尤其是与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和以色列/巴勒斯坦相联系），而很少和世界其他行动者或者政治暴力场所相联系（胡春阳，2007：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