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向国会递交“租借法案”（Lend-Lease Bill）后的年度陈词结尾部分，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四项基本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中免于恐惧的自由，出自这位喊出“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美国总统，更有一番深意。免于恐惧的自由可以被视作罗斯福总统为二战时期的美国所制定的安全策略与政治纲领，并且一直延续到战后，直至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Kennedy，1999）。从此之后，四项自由成为人类权力的共识。“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质就是“安全”，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项基本权利。
人类对社会化的安全的思索和追求由来已久。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典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就提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这一观点辩证地论述了安全与危机的关系。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提及过相关的安全与国家的观点。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第一次论述了西方现代安全观（霍布斯，1986）。孟德斯鸠也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政治自由的关键在于人们要有安全，或是人们自己认为享有安全。”（孟德斯鸠，1961：188）
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的一批知名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罗马俱乐部”名义下，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著名报告，率先提出了生态恶化可能导致的灾害，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思想，警示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非军事性灾难。这些报告和观点使过去不太引人注目的新安全威胁受到重视。在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速，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和全球传播效率的提高，更使人类正常活动和国际社会正常交往的威胁变得日益严重，有些看上去甚至逼近失控的边缘（王逸舟，2003）。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所言，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迫使人类逐渐走向越来越不安全的风险社会，其中时刻并到处充满着危机、恐慌与焦虑（贝克，2004：7）。
2001年“9·11”事件以后，随着新的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的不断出现，以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基础的传统安全已经难以应对当前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设立国土安全部（Home Security Bureau），加大了反恐怖主义的力度。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发挥了比国家政府更直接有效的、跨国的非传统安全作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十七大报告则再次重申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地位：“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不突出的安全威胁，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人口爆炸、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行为主体和渊源更具多样性，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都不是国家行为直接造成的，而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活动的结果。如恐怖主义就主要是由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制约了当代社会“免于恐惧的自由”。
大众传播由于其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易获得等特性，正在非传统安全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在“9·11”事件以后，随着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环境污染、地区冲突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非传统安全事件在21
世纪更加频繁地爆发，人们开始重视大众传播媒体在这些非传统安全危机中所发挥的安全作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专门成立了媒介安全委员会，其主旨就是发挥大众传媒在灾难、战争、恐怖袭击或其他紧急状态下维护人类安全的功能，同时还要求全美的大众传媒在非传统安全的危机时刻，按照FCC的统一要求和执行手册，最大范围地为各类人群提供安全信息和服务（何镇飚，2009）。最近几年，我国也频繁遇到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各类灾害和危机，特别是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舟曲泥石流、2008
年雪灾等自然灾害，SARS、甲型H1N1、禽流感、口蹄疫等健康危机，三聚氰胺、苏丹红等食品安全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媒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及时有效地传递了信息，避免了公众的恐慌，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感。
2008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重要讲话中指出，给前线救灾的部队每人配发一台收音机。4天内，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向一线部队配发17万台无线电收音机。因为在通讯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的灾区，只有无线电收音机能迅速、及时地把各种信息传播给高度分散的、地处各个偏僻村庄的各支救灾部队，从而实现信息的及时准确接收（孙健李天娇，2008）。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众传媒救灾抗灾、保障安定的经验积累与现实印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来看，大众传媒不论是在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军事行动中，还是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或者SARS、雪灾、强热带风暴等公共危机事件中，都发挥了维护稳定、透明信息、制止恐慌的媒介安全功能，成为保障国家和平安定、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何镇飚，2009）。本研究认为，关注非传统安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与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处在转型期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从国际大环境还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我们都应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针对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发挥我国大众传媒在非传统安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安全战略和体系，实现媒介安全在我国的制度化建设。
然而，国内外对于大众传媒在非传统安全中的作用却鲜有系统研究，究其原因是研究非传统安全的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对大众传播研究有限，而传播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也才刚刚开始。安全是21世纪最重要的课题之一，非传统安全是传统的安全问题在新时期的形态，本书从传播学角度论述大众传媒何以并如何实现非传统安全，是为“媒介安全论”。实践证明，非传统安全的实施和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关于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还从来没有被学术论证过，这项正在不断被应用的传播手段值得并且需要进行以传播学为主体的跨学科学理论证。通过本研究，可以论证大众传播的现代功能——安全，证实大众传媒能够通过有效传播信息，营造和建构非传统安全。
媒介能够在人们头脑中营造一个虚拟世界（李普曼，2006）。而这个虚拟世界会通过新闻等话语建构的手法，为受众营造一个“感知世界”，在这个感知世界里，安全或恐慌主要来自大众传媒的影响。公众会以为他们通过大众传媒感受到的就是“现实”的危险或安全。大众传媒可以因此增强受众的“安全感”，也可以引起公众恐慌。如何在当下这个充斥风险与危机的时代，发挥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就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本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
第一，传播学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应该怎样系统梳理，其研究脉络如何，涉及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有哪些？
第二，大众传媒是否具有安全功能，安全功能和传统四大功能（监测、协调、教育、娱乐）的关系如何？
第三，什么是媒介安全，其核心要素有哪些？这些要素是如何影响媒介安全的？
第四，大众传媒为何能够实现非传统安全？其重点与难点在哪里？
第五，如何实现媒介安全？需要借鉴国内外哪些先进经验？需要采取怎样的路径和方法？如何进行媒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本研究相关理论包括：传播学关于大众传播与安全的理论、批判性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框架理论、新安全学与非传统安全、后现代主义等。拉斯韦尔提出过大众传播的功能，包括：（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联系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对环境作出反应；（3）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播（Lasswell，1948）。拉斯韦尔指出：“我们对研究传播行为与整体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联更有兴趣，而非细分传播行为本身。任何过程都可以放到两个参考框架中加以分析，这就是‘结构’和‘功能’。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传播的某些特定功能。”（巴雷特，2004：112）。赖特于1974年发表了《功能分析和大众传播研究回顾》，他指出要重视传播的功能分析，提出了第四大功能“娱乐”。而此后35年，关于大众传播的功能几乎没有新的理论诞生，传播学者也习惯了“四大”功能说，但根据拉斯韦尔和赖特（包括卡茨）等人的观点，传播的某些特定功能是可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不断发掘的。
通过媒介社会整合论的视角，麦奎尔认为“功能的整合（没有冲突，为了共同的任务进行合作）和规范的整合（具有共同的规范和价值）”两者和传媒都有关系。考量非传统安全中对于“认同”的核心理念的研究，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到又一个结合点，“大众传媒的特殊作用就是向社会提供一种凝聚力、一种经验的综合，以及一种整体意识”（麦奎尔，2006）。而对共同的价值观的认同就是非传统安全的基础，“安全是一种主体间的‘认同’”（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2006：345）。
本研究运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混合研究法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论证相关议题。本研究将围绕媒介安全微观把关人与中观把关人，对媒介从业人员中的编辑、记者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当事人对传媒中观、微观媒介安全制度与国家宏观媒介安全政策和环境的看法及态度。
口述史研究法口述研究通常用于弱势群体，或人数很少的某种特定历史的考察。在本研究中，主要用于对弱势群体（残疾人）的媒介依存度研究，以求制定合理的针对残疾人的媒介安全策略与政策。
政策德菲法在针对媒介安全立法的量化统计的基础上，运用德菲法对不同意见进行整理和研究，作为量化方法的补充。
个案研究法着重考察国内外非传统安全事件中的媒介表现，特别是媒介安全功能的发挥。通过个案进行深入调研与考察，归纳总结出共性的媒介安全特征。
话语与内容研究法以质化的话语研究方法为主，结合少量量化研究和内容研究，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论证“安全是一种话语”。
本研究的量化研究并不多，但都是要点、难点，主要选择了以下三个角度：一是从文献角度对相关论题进行量化研究；二是针对特殊群体的媒介安全进行量化研究，在（第十章）中对中美两国在校本科大学生已经开展的问卷调查，他们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及时、有效获得安全信息，特别是在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公共安全事件中；三是针对媒介安全会影响到个体的自由以及制造恐慌，对于这个问题将进行专题问卷调查，以确定公众对于大众传媒传递安全信息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