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媒体记者的跨学科能力，成为大众传媒的软肋。Wilkins在《大众传媒伦理》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通过对1987年到1988年所有气候问题的新闻报道研究表明，仅就科技论环境是一大失误，缺乏从政治层面对该问题的把握是媒体的失职，从而错过了当时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好时机。从事气候与环境报道的记者不能只有报道能力加科学背景的结构，而且还要懂得政治文明的建设（Wilkins，1990）。因为气候和环境变化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甚至国际政治、外交等领域，具有越来越核心的地位。这和本研究将这一议题纳入非传统安全是不谋而合的，传媒在其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传媒人必须在环境科学的学科之外，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知识，才能在危机到来时，给予公众安全感，从而实现媒介安全。从心理研究角度，在不确定和危机的情况下，决策者都会把气候和环境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量（Krimsky，1982）。在危机中，公众对危机的感知并不是依赖科学认知，而是源自对威胁的焦虑和恐慌的感觉，以及对于威胁的理解程度（Slovic，1992）。而对威胁的理解，公众非常依赖大众传媒。
事实上，关于恐慌与风险，科学的测量和社会认知之间往往存在分歧，专家的意见和公众的感知经常截然相反，这就是媒体报道产生的（Viscusi K，1992）。
针对以上原因，各国都实施了应对的策略，主要包括统一概念、明确报道重点，将环境与生态安全作为持续、长期报道来跟踪，加强记者队伍培训与再教育，培养复合型传媒人等，已经使环境和生态安全成为媒介能充分发挥优势的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
第四节健康传播是相对成熟的媒介安全分支
健康传播的提出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从属应用传播学范畴，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和新兴领域。健康传播也是最能体现大众传播的安全作用的领域之一。
国际传播学会前任主席、创新-扩散理论创始人罗杰斯提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改变，以降低病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都是健康传播（Rogers，1994）。健康传播研究议题涉及广泛，既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龙头的疾病预防，也包括烟草控制、药物滥用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现、戒烟等内容。1971年在美国开展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是健康传播研究的真正起点。这项心脏病防治计划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习理论，并通过社会营销策略和创新扩散策略来开展健康传播活动。在SHDPP计划中，传播学者已经开始进入到计划的整个过程中，传播学者运用传播学专业理论设计研究和活动计划，引导计划的实施并对传播活动进行效果评估。在整个过程中一改过去健康传播以医务工作者为主导的局面，传播学者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钟晓书，魏超，2010）。
健康传播作为多学科交叉的传播研究，涵盖了传播学、社会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20世纪80年代，健康传播在美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据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NCA）不完全统计，全美各高校中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的博士项目可授予博士学位和40个硕士项目可授予硕士学位（韩纲，2004）。以“健康传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精确搜索，可得相关论文307篇，是非传统安全与媒介安全研究中相对成熟的领域。
在美国国家学会编辑出版的《公共卫生风险的灾难》中，专门对大众传媒的职能作了论述。“联邦机构、大众传媒和非政府组织在风险信息的传播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广播电视媒体是速度最快、受众范围最广的传播方式，适合在危机中传递重要的公共卫生信息，因此有效地和大众传媒合作是成功传播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关键。”（William H.，R.Paul，2005）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工作人员很可能缺乏迅速理解和许多灾难有关的科技议题的背景知识，因此培训、教化记者使其免予误解信息就非常重要。国内对于大众传媒在健康传播中的安全作用也深有体会。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信息就变得尤为稀缺，大众媒介作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主要窗口，应当承担起释疑解惑的任务，及时向读者报道事态的最新进展，并传播一些健康常识，以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预防观念，防止受众因为不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而引起莫名的恐慌，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顾行洋，2009）。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期乙肝新闻报道研究班就明确指出，“科学报道可降低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恐慌”。“前段时间，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太热了，甚至超过60年来关于肝病的报道，这值得我们媒体认真思考如何科学、理性地开展公共卫生安全报道。”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结合甲型H1N1流感的新闻报道，为学员们作了“为什么我们的病不是新闻？”的专题演讲。他认为，在媒体商业化的趋势下，好看的画面、热闹的话题开始蔓延，并构建了一个媒介化的现实———而并非新闻人一直标榜追求的真实。关于这次流感的过度报道，大多数记者并没有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查阅相关资料来进行，而是呈现许多让人心生恐怖甚至恶心之感的画面，配上耸人听闻的解说，将舆论引向对流感巨大的恐慌之中，而忽视了对艾滋病、乙肝、狂犬病等发病率、死亡率更高的疾病的关注。李希光引用路透社总编辑的话，“我们的作用是既不要缩小疾病的影响，也不要制造恐慌，不要成为恐怖的制造者。”（吴荣富，2009）重要的是，科学报道能够避免公众的恐慌，并不是科学知识直接产生作用，而是科学知识传播之后，在受众认知和行为中发挥效用。
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不止新闻报道发挥了作用，广告这种以传递商业信息为主的大众传播方式，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安全功能。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领域，广告也被广泛用于告知和推广新的药品、保健品和医疗服务，以及传播卫生和健康观念。广告在具有重要的传播功能的同时，在健康传播中发挥安全功能的优势也很明显：广告很少被修改，可以有效传递健康传播信息；广告可以使用更多有效的情感沟通；广告可以并且经常重复出现；通过广告，可以将媒介开发为组织的紧密利益相关者（刘宏，2010）。广告也是媒介安全发挥作用的重要传播形式。
调查研究显示，在我国防控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工作中，81.3%的公众对政府防控措施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78.1%的公众对流感新闻报道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73.4%的公众了解了甲型H1N1流感的预防措施，流感防控效果获得认同。67.1%的公众认为这次疫情对他们的工作生活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张朋飞，2010）。尽管疾病的传播有其本身的规律，但及时利用大众传媒积极主动地开展健康教育，有效地延缓了疫情在我国的输入、扩散和流行速度，为有效应对流感大流行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对减轻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冲击，维护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秩序稳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五节能源安全与媒介安全
能源指“能够产生能量的物质，如燃料、水力、风力等”。能源是保障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安全、顺利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前提保障，是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以后的重要战略物资。能源安全既是对所面临能源形势的主观感觉，也是能源问题的客观状态，是一种“感知、认识、状态、问题”等联系在一起的混合现象。能源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又是社会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的大安全问题（江冰，2010）。今天我们把石油危机看做是一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它与传统安全联系紧密，甚至在历史上也有因石油的争夺而引发战争的先例（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2006：182）。
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的能源消耗占全球需求总量的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且需求正在迅猛扩张之中（汪玉，2008）。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急剧上升。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在中国都存在缺口，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其中2009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1.3%。因此，能源安全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张一弓，高昊，崔俊富，2010）。能源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大众传媒发挥安全功能的重要领域，应该引起大众传媒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因为能源安全中包含了“对面临能源形势的主观感受”，所以，通过大众传媒将安全或危险的资讯传递给公众就显得尤其必要和重要。能源安全中包含了让公众知晓能源的生产、使用及其相关内容。中国水利部部长陈雷在《水电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一文中指出，广泛开展水电科技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内水电行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相关社团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加强不同领域技术合作和联合研发。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大力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成果，积极宣传我国水电可持续发展理念、措施和成效，推介我国水电技术、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中国水电的国际地位，促进我国水利水电企业和技术产品更好地走出国门（陈雷，2010）。其中重点指出了要“宣传我国水电可持续发展理念”等，为媒介在水电能源安全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
目前在我国展开的节能减排活动，其实质是通过有效手段，维护并保证我国的能源安全。这就需要大众传媒将能源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告知公众节能减排和维护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同时通过媒介教育公众如何进行有效的节能减排，在日常生活中采取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使媒介安全与能源安全彼此促进，共同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