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传播交流中的趋同与变异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地球广阔的地域空间里，不同的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生产方式、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创造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由这众多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成果，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世界文化。历史上受客观条件制约，地域相邻的民族往来较多，文化交流频繁；而许多相距遥远的民族，彼此之间隔着高山峻岭、江河湖海、沙漠荒原等生命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除了为数不多的商贸或天灾战乱导致的人群迁徙外，相互间交往很少甚或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那些曾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天然险阻逐渐被克服，地球好像是突然变小了，远在天边的民族变成了相邻的民族，民族间的交往逐渐增多。特别是世界范围兴起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以来，科学技术呈加速度发展趋势，人类在宇航技术、光纤通信、生命科学、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民族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当今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地区、民族可游离于世界之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或多或少地纳入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贸易和资本呈国际化、全球化趋势发展。通讯领域信息和图像的数字化、卫星传播和远程电话、新电缆以及全球互联网，使文化交流突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实现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全球化。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电影、电视(包括卫星电视)、广播、报刊杂志借助光缆通信和互联网，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和流行，人类在全球文化交往的实践基础上建构超新的文化关系和文化模式，导致人们在消费时尚、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甚至是制度规范方面的趋同。于是，有关历史终结论、民族终结论和文化终结论的鼓噪不绝于耳。
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自然的，同质性的增加也有其必然性。然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到底会不会趋向一体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在全球广泛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民族国家文化间的关系呈现为既有吸引又有排斥，既有输出又有受纳的复杂状态，也就是说，全球文化传播在给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提供了更多的交流与借鉴良机的同时，也会不断引起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摩擦和斗争。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这个民族的发展历史相伴随，民族文化已成为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如果不是外力的强制性压迫，让一个民族完全放弃自己固有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外力的强压，让一个民族做出无可奈何的文化取舍，这个民族发自内心的抵抗和原有的文化习惯也会让外来文化发生实质性变异。如何解决不同民族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使之更易于相互交流、借鉴，这就使不同民族文化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在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一种既适应现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面对这样一个民族文化创新与整合的全球性课题，每一个民族都面临着特定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对某种新文化、异文化因素的整合，即在广泛文化交融的前提下，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民族文化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每个民族在文化创新与整合的过程中，都会在抛弃某些已失去价值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不断地融进有价值的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由于不同民族在扬弃与拿来的选择上千差万别，自然也就决定了它们最终成果的丰富多彩。因而，即使全球化时代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也不可能使文化走向同质化。印度人类学家阿尔琼·阿帕多拉伊指出：“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同质化不是一回事。但是全球化包含有着一种同质化工具的多样性运用(军备、广告技术、语言和衣着方式的霸权)，它们被吸收在经济政策和地方文化中，仅仅是为了流回本国，好比不同国家主权之间、自由企业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多边对话，其中国家扮演一个越来越微妙的角色：对全球信息流量开放太多，民族国家受到反叛的威胁；开放太少，国家偏离国际舞台。”早在1979年，法国一跨国媒体企业负责人雅克·里戈在提交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文化独立不是哲学反思的术语，而是一种真实的现实。由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或简单的道德一致所负载的支配模式创造一种辐射全球的参照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全球化是个文化结构化和分层化的过程，其中的同质化与异质化是相伴而行、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是同异质文化在“全球场”中相互交融、实现新的文化创造的过程。
人类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即使谈到对全球的感受，也不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地球村情感，只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和丰富、具体的民族情感的继续。对全人类价值的定位，每一次都是以民族精神而得以理解的。没有文化的差异性，就没有差异性中的同一性，没有文化差异性的繁荣与发展，就没有同一性的生命活力。我们应该承认文化发展中的混合性，但同时也要看到杂交并未改变文化的独特性。任何文化都要不断地再生自己，与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是民族文化变革与再生的重要途径。这种变不是按照某种文化指向去变，而是民族文化在不同时期按照自身需要所进行的吐故纳新，被拉进的“新”，要经过结构质变后方可成为民族文化的构成因子。佛教自汉传入中国，特别是在南北朝中原汉族统治权威衰弱期获得巨大发展并深入民间。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播，从此中国人也开始了自觉不自觉改造佛教的历程。唐宋时期大批学者都对佛教提出了批判和质疑，但由于没能建立与佛教相对抗的深刻的理论体系，反佛的斗争均无疾而终。中国文明的反应是力求让佛教与儒学兼容，把佛教教义引向顺应忠孝伦理的途径，使之适合中国固有文化。到禅宗的兴起，这一努力获得成功。原来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很大程度上被中国式的老庄精神所取代，佛教终于被中国化了。西班牙的弗拉门戈舞，含有印度舞蹈卡塔克舞成分。卡塔克舞是印度古典舞蹈的鼻祖。该舞蹈是由印度的吉普赛人传往欧洲，杂以欧洲人的优雅和阿拉伯人的感伤而形成。它们都以双手扬腕和双脚踢踏见长，只不过弗拉门戈舞加进了响板以加强节奏，又以铃鼓代替了脚铃。尽管弗拉门戈舞远比卡塔克舞闻名，但印度的卡塔克舞比弗拉门戈舞更为传神，更为震撼。弗拉门戈舞奔放有余，但热情不足，伴奏也过于沧桑，舞者又那么忧伤。卡塔克舞同样是热情奔放，但含有一种无比自信的力量，舞者始终面带笑容，一看就是个喜乐的民族，其伴唱和道白也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
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两面体，一方面文化的整合是为了消除文化的冲突，但另一方面文化整合的过程又伴随着文化的冲突。处理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时，对其他文化要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如各种文化价值相互协调得好，则文化系统所发挥的总功能就大，文化处于稳态；反之，文化系统所发挥的总功能就小，文化处于病态。如文化系统整合新文化或异文化的频率快，则文化发展迅速，反之，则发展缓慢。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文化系统中都存在某些不可能被整合的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与该系统的总体价值倾向相悖，它们往往起着破坏或干扰文化整合的作用。由于人类将永远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人类生活所遇到的既成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始终或永远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肯定是多元、多彩、多姿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以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为共同行为模式的人的集合体，它的分类极为复杂，但必须遵循共同文化价值体系这一根本标准。文化首先应该是民族的，然后才是全人类的。因而，文化的整合应从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使各民族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也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构成，从而使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性和人类共同性的有机统一。所以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发展的活力永远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中实现的。
跨文化交流往往凸显的是自己文化里没有的东西，即绝对的“相异性”。一个民族，大凡引进吸收外来文化，多是立足于民族文化本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前提下展开，这是由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每个民族文化在整合创新的过程中，既要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要对自己的文化不断地筛选、扬弃，从而整合为一种既是本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既包含传统又包含创新的新文化。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就十分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说，马可·波罗发现中国，带给欧洲的意义绝不仅是旅行和贸易，更在于文化。他们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新观念，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在当时欧洲人眼里的中国，是特产丰富、商贸兴隆，城市繁华、交通便利，君权稳定与宗教宽容。中国形象成为早期资本主义财富与君权的象征，不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上，都表现出欧洲文化的向往。尽管当时许多欧洲人分不清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利玛窦所说的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中华帝国”已经出现。它的文化象征意义不仅表现了西方现代的世俗精神、绝对君权，还开始具有某种道德哲学的启示。门多萨神父《大中华帝国》第一次使中国在西方文本和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
西方文化精神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内召唤与塑造中国形象都有一种特定的文化动机。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是一段刺激有趣的传奇故事，对于初入现代文明的欧洲，它表现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动力，扮演着精英文化中的某种社会理想。令人惊叹的中华文明为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个自新与自我超越的楷模。“在自尊的谦逊与进取的诚恳心态中，西方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楷模，遥远的中国又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欧洲将有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层次上利用中国。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中国形象更加明晰、具体，从民间文化进入精英文化，并带有某些严肃的、激进的色彩。”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它将近五个世纪被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了高峰，中国几乎成了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这种“中国潮”就是那个时代的西方人追逐异国情调的表现，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指艺术与生活中对所谓“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热情，中国的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是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中国文化成为一种尺度、一种视野，不管人们看到威胁还是看到希望，感到恐慌还是感到激动。启蒙哲学家们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贤明康熙皇帝。中国成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文化昭示一种与贵族法权相对的平民政治，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如人民、平等，都是杜赫德、伏尔泰那些人在共同人性与世界文明视野中从中国形象中植入的。
启蒙运动曾将中国文化作为批判与发行现实的武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中国形象在现代性自由与进步大叙事中逐渐黯淡，但没消失。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鲜明指出，西方人把地理大发现当作现代世界开始的一个标志。这表明空间不仅是帝国主义实施军事占领和掠夺的对象，而且还是一个文化符号。自由、公正、平等、博爱，是帝国主义灌输给殖民地的“软性饮料”；枪炮、可口可乐加民主，保证了帝国主义逻辑的真理性。在西方人文化与地理的认知中，东方向来是一个异化的空间。许多西文人笔下的东方，往往是个充满神秘色彩并拥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源的疆域，西方人既可以在那里驰骋其浪漫情怀，又可以实行经济剥削和资源掠夺。在西方人的文化中，东方已然被定型为浪漫化和掠夺的客体，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东方主义。欧洲文学揭示了西方人如何通过文学叙事来建立其作为“他者”的殖民地文化经验；另一方面，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又是如何借助来自欧洲的有关解放和启蒙的大叙事来反抗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