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大众文化思潮不再沉默。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4年下半年，终于在中国电视剧领域里发动了世纪末的第一个回合的进军。以1993年5月北京雁栖湖畔的一个“通俗剧”研讨会为舞台，种种现代大众文化的声音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虽然它穿着“通俗剧理论”的外衣，也涂抹了时兴的“后现代”的色彩，还是因为它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美学品格的气势汹汹的解构，而遭到了电视剧领域里官方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和城乡市民百姓的通俗文化的抵制和批判。这个回合的较量，以现代大众文化思潮的受挫而告终。在《中国神火》、《外来妹》、《上海一家人》、《南行记》、《唐明皇》、《半边楼》、《中国商人》、《天梦》、《大潮汐》、《情满珠江》、《北京人在纽约》、《神禾塬》、《三国演义》、《沟里人》、《9·18大案纪实》、《英雄无悔》、《西部警察》、《咱爸咱妈》、《牛玉琴的树》等一大批优秀作品面前，《皇城根儿》、《爱你没商量》、《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一个个被观众从荧屏上打了下来，在有关的评选活动中，被公开评定为“最不受欢迎的电视剧”、“最差的电视剧”。人们把“胡编”、“乱侃”认定为这一类作品的标志性病态。
不过，不甘于受挫的现代大众文化思潮，很快又抓住机会，于是发动了第二个回合的进军。
从1997年到1999年的两三年里，以中央电视台的精品频道为主力，播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像《和平年代》、《车间主任》、《问鼎长天》、《大漠丰碑》、《燃烧的烛光》、《党员二愣妈》、《法官谭彦》、《红十字方队》、《弘一大师》、《林则徐》、《司马迁》、《潘汉年》、《水浒传》、《人间正道》、《红旗渠难忘岁月》、《儿女情长》、《突围》、《周恩来在上海》、《马寅初》、《走过柳源》、《雍正王朝》、《牵手》、《红处方》、《昆仑女神》、《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西藏风云》、《澳门的故事》等，或者反映当前现实生活，或者聚焦于历史事件与人物，或者谱写英雄的赞歌，或者描写普通人的心灵美，都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展现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崇高美，讴歌人民大众的创造精神与高尚情操，而且，还在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上作了极大的努力。然而，荧屏上，人们还是看到了另一种情景。
先是古装戏、戏说历史戏热播。即使劣质的《火烧阿房宫》、《明镜高悬》被一些台赶出黄金档，有人也乐此不疲。随后，以《倚天屠龙记》开路，《神雕侠侣》、《新神雕侠侣》、《鹿鼎记》接踵而至，金庸的武侠剧大举侵占荧屏。1999年春节，他的《天龙八部》甚至同时以省级台的18个卫星频道和15个非上星频道在黄金档播出，以空前的规模和声势，狂轰滥炸了中国的电视屏幕，写下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可悲哀的事件，最受羞辱的一页。武侠之后，两部72集的《还珠格格》粉墨登场，以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乃至一批少男少女的痴狂直到葬送幼小的生命为代价，也以电视剧产业经营的一度无序、失范、脱轨为代价，琼瑶、制片方、赵薇等演员和某些播出台增殖了自己的财富。再往后，幼稚、可笑、肤浅的将肉麻当作有趣的“青春偶像剧”也热播起来。
受到这种情景的刺激和鼓舞，从1997年年初到2000年年初，现代大众文化思潮不再寄生于“通俗剧理论”，它直接张扬了自己的电视剧观念，并且向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提出了挑战。
这，又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批判、反击和遏制。除了舆论、法规、艺术理论，这种批判、反击和遏制的又一只重拳，便是2000年和2001年，一大批的优秀作品有力地占领了荧屏，回答了这种挑战。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嫂娘》、《女子特警队》、《壮志凌云》、《突出重围》、《太平天国》、《今生是亲人》、《一代廉吏于成龙》、《文成公主》、《紫荆勋章》、《仗义执言》、《全家福》、《日出东方》、《长征》、《孙中山》、《康熙王朝》、《大法官》、《纸风筝》、《激情燃烧的岁月》、《空镜子》等等，都充分证明，现代大众文化倡言的商品电视剧，在中国，没有可能实现他们独占电视荧屏话语霸权的美梦。
应该说，今天的中国电视剧总的格局，乃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而又相互对峙、相互较量的景观。从电视剧负载的文化形态来说，较量的一方，是和文化工业和文化商业联系在一起的从西方进口而又流行一时的现代大众文化；另一方，则是一个文化的结盟，其中有维护社会与国家中心意识形态权威地位的官方的主流文化，有以“启蒙”为传统、以高雅艺术为执著追求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还有源远流长而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尹鸿先生说的那种所谓的中国电视剧已经“脱离教化传统、脱离贵族化的精英传统，为大众带来心理愉悦和精神释放”的局面，并不存在，充其量，那不过是现代大众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发言人的一种想象而已！现在就来为这梦呓欢呼它的“革命性意义”，实在显得浮躁而又轻率。
二
尹鸿先生说，“国家意识形态便通过政策，甚至法规来确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限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
这句话，需要澄清。
“国家意识形态便通过政策，甚至法规来确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这是公开的事实，人们从不讳言，也不隐瞒，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成立时，刘云山讲话就要求这个集团，“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原则，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始终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自觉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徐光春在讲话里也从“政策”和“法规”的意义上确定这个集团的工作要遵循“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是：“要始终坚持以宣传为中心，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把广播影视建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坚强阵地，加强党和政府对广播影视的有效控制力，加快广播影视事业的发展，增强和提高经济实力、舆论引导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把党和政府的声音送到千家万户，把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各地，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亿万人民”。为了保证这种路线、方针、政策、任务的完全实现，保证这种“有效控制力”完全实现，党和国家，或如尹鸿先生所说，国家意识形态，自然会采取许多措施。整个广播影视事业如此，电视剧当然也不例外。最明显的也是最新的、最有力的措施之一，便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2001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引进、合拍和播放管理的通知》，在2000年6月15日以“第2号令”发布了《电视剧管理规定》。此外，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还在2000年2月24日与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广播电视节目电影片进口管理的通知》，又单独在同年3月20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动画片引进和播放管理的通知》，在4月7日发布了《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这一年，国家广电总局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加强省级电视剧审查机构责任的通知》等。
对于这种强化“有效控制力”的做法，其实是不必耿耿于怀的。我们的电视剧从业人员和理论工作者，要想通，适应并自觉地服从，而不要去幻想摆脱、抑制乃至反抗。事实上，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不对这一类事业、产业实行控制以便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威和利益的。即使以号称“自由世界”的美国而论，也不例外。就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之音和另一家广播电视公司，就曾因为采访和播放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领袖奥马尔及有关本·拉登的节目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警告或“压力”和处罚。那家广播电视公司，还处罚了电视节目主持人。“9.11”之后，美国政府还专门召集好莱坞各制片公司的老板开会，给他们出题目，请他们拍摄反映美国国家意志的战争影片，那些老板们不仅欣然从命，还都引以为荣。“9.11”之后，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事是英国女作家杰·奎·罗琳的小说《哈利·波特》，虽然把欧洲中世纪的魔法精神和英国当今的教育制度刻画入微，却因为被大众文化、文化工厂肢解了它的创造力，复制成一个个碎片，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好几个州的学校已经把它列为禁书，不许传播。另一件事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01年12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抨击了音乐工业没把音乐制品分级就向未成年人出售。这还是一份后续报告。早在2000年9月，这个委员会还发表过一份报告，对美国娱乐业的总体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现在，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唱片业进行调查。美国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中国呢？
然而，这种“有效控制力”之所至，不能像尹鸿先生说的那样，是什么“限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这个话，似是而非，还制造了混乱，颇有煽动性。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良性的“娱乐性宣泄”和健康的“个体欲望的表达”，国家意识形态并不“限制”。受到限制的，甚至受到抨击以及要禁止的只是那种恶性的“娱乐性宣泄”和病态的“个体欲望的表达”。这是不能不加区分、一概而论的。
对于国内生产的电视剧，《电视剧管理规定》明令“禁止载有下列内容： (一)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三)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泄露国家机密的； (五)诽谤、侮辱他人的； (六)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 (七)宣扬种族、性别、地域歧视的；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我在上面提到的1993年5月的那个雁栖湖研讨会上，就有一种言论说，支持电视剧运作的“已不是国家意识形态，大老板不再是国家”。这种挑战，也失之轻率了。至少，在中国，现在还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即使像尹鸿先生说的，“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作了一番“权力较量”，这种情景也还是难以出现。
三
回看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电视剧领域里的不同形态的文化的激烈较量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确曾坚定不移地同官方的主流文化、平民的通俗文化站在一起，对西方现代大众文化在中国孳生的一些劣质文化的商品电视剧和病态思想的电视剧理论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尹鸿先生把这种精英文化在电视剧理论上的抵制和批判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完全否定”，这就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
鉴于人们并不熟知现代大众文化思潮有关电视剧的病态思想观念如何严重地泛滥于一时，让我们先来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
早在1992年，有人在述评头一年的电视剧创作情况时就主张，电视剧“就是向观众出示一个白日梦”，“对许多观众来说，有一个热闹而又好看的故事每晚伴随他消愁解闷也就足够了”。随后，在1993年5月的北京雁栖湖会议上，出现了这样一些声音：电视剧“首先是商品，是消费文化的产品，渗透着消费文化的价值……支持它运作的已不是国家意识形态，大老板不再是国家，而是厂家，这种区别决定了它的趣味，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创作者往往把自己的工作想得太神圣了，上可以安邦兴国，下可以改造人的灵魂……板着面孔训人，很难使观众感到亲切”。他们把电视剧比作是“语言自来水”、“形象自来水”、“电子游戏机”、“俄罗斯方块”，声称它“没有深度，只有平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一个个玩的瞬间，人们非常痛快地沉醉在这瞬间里，玩完就算，并不留恋”。“从本体特征看，……很可能会出现拼贴、组合、广告等艺术因素。……要走向市场，要适应商业化的要求，很可能要用大量的拼贴、组合来完成它的包装，这种包装是必要的，没有这种包装，在商业化竞争中肯定不会取胜。”这样的电视剧，“性格、典型、思想深度、意境之类都变得失去意义，新的消费文化的规则用代码化、符号化、用复杂纠葛中的简单人物取而代之”，“它作为新的类型，是一种空筐结构”，“这种变化要求建立新的美学，新的语言，新的说法，要求理论批评界的转型”。这种电视剧的兴起，“必然会销蚀、瓦解贵族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它的“发展很可能是多中心或无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