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韧：主持人角色的把握十分重要，主持人要怕电视，而不能居高临下。要想想你在自己家客厅里会这样与客人讲话吗？谈话节目的演播馆就要形成客厅一样的平易气氛。编导要给主持人找老师上课，提高主持人的认识和素养，维护主持人的形象，因为整个节目最终落实在主持人身上完成。
崔永元：各栏目都使用技术手段，我们的节目以“淳朴”独树一帜。话少，但很精练。你身上有缺点，不要紧，从今天起，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特点而不是缺点，但千万别以此为借口，而不去改正它。
下面谈谈主持的技巧。在谈话中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真诚。只要坦诚，什么时候都不会错。巴甫洛夫说过，永远不要企图掩饰自己知识的缺陷。真诚以敬业为前提。有时我也无意识地想保持自己的完美，一般观众可能觉察不到，但你可能伤害有心的人。从观众来信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批评十分犀利。观众只要求你做一个人，一个不错的人，而很少以主持人来要求你。
另一个原则是放松。不放松首先受害的是主持人。怎么放松？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谈话，而不是模仿他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擅长的谈话方式。
为了谈话真实，主持人一般不同嘉宾谈话。一般由策划先了解嘉宾的情况，然后再反馈给主持人，其中包括嘉宾喜欢以什么方式谈话，在现场便于操作。《日子》中的高大全就是一个典型的独白型谈话者。因此，在谈话中要考虑到个人的谈话习惯。
要营造一个正常的谈话空间，主持人是穿针引线者，必要时对事实进行小结。主持人更多的时间是在听，听对方谈话的意思和意味，不要着意于自己讲什么，而是首先保证嘉宾讲得好。不能要求所有谈话都与主题有关，但要注意引导，引导观众进入合理的流程。当然，要尊重现场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不能因为要达到效果而伤害他人。不要开过分的玩笑，以同父母、兄弟可以讲的话来约束自己。
总之，当了两年主持，只希望在《实话实说》能体现我的本色，永远保持平民角色。
四、面临无话题的危机
杨东平：话题选对了是成功的一半。目前《实话实说》的话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新闻性、社会性的热点话题，这类话题较容易为观众接受，例如王海打假、高考、大白菜、电视剧《水浒传》等；二是社会性问题，如环保问题，克隆现象，红包问题，房子问题等；三是关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话题，如吸烟、美容、收藏、结婚等；四是婚姻家庭类话题，如夫妻关系、黄昏恋、早恋、父母之间、父子母女之间等；五是教育类话题，多是与儿童打交道，禁区少，小孩子讲的是真话；六是主旋律话题，如热爱生命、你好香港、精神文明、下岗再就业等。目前，节目也面临着无话题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话题还嫌狭窄，文化、科技、经济类话题少，主持人的风格也受到限制。
时间：节目样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讨论型节目，对焦点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比较火爆，多种声音正是媒介现代性的标志；第二类是个案型的节目，着重讲一个人的故事，观众比较感兴趣。个案身上也应该有引起争论的东西，吸引观众的参与。
杨东平：个案型节目也分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展示，如《日子》中高大全的叙述；二是群体展示，即对一个问题共同展示，如怎么面对癌症。对个案型节目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初要求离奇，有情节。这最大的缺点是现场观众就变成了听众，交流少了，像听报告，主持人只能做一些穿插。后来在定选题的时候，就注意那些可以让观众参与的个案。例如《父母之间》、《婚姻调试》，观点的冲突就很大。
五、思想性：同文化精英保持联系
时间：为了使我们富有想象力，使节目有思想性，我们始终同文化精英保持联系。当然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关注社会、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多年的经验表明，单纯电视人做电视，可能会很好看，但不可能有思想。
郑也夫：（社会学者、《实话实说》策划）：学者与媒介结合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摸索出一套规律。作为学者他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而当他进入媒介以后，他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因为电视是一种合作性的项目，他的许多想法就很难实现。在《实话实说》节目里，我发现这里没有“大爷”，没有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专横的作风，而是平等的交流，这是我介入媒介的原因。我认为《实话实说》成功的原因在于，一是严肃之中有幽默，保证了一定品位；二是谈话不是预先安排，而是即兴的、随机的和未知的，从而是刺激的。它把生活的原汁原味搬上了荧屏。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我认为谈话节目的关键在两点，策划和选嘉宾。目前有些节目在台词上花大力气，而在选嘉宾上很粗心，这就很容易失败。
杨东平：策划主要是提供背景和大的框架。前半年策划案处于决定位置，要求主持人严格按策划案来展开，但收效不大。事实上策划案的作用只是为主持人准备资料，开始还设了“托儿”，崔永元很反感，也就不用了。目前，逐渐变成了主持人中心制，必须是他喜欢的，接受的，因为现场实际上仍取决于主持人的发挥。
策划的任务除了开座谈会，讨论选题之外，选择嘉宾和观众也是十分关键的工作。除了话题本身，好的谈话者也很关键。目前我们设立了挑选嘉宾和观众的机制，一方面通过公共媒介吸引参与者，另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广交朋友，请朋友推荐更多的谈话者。
在研讨会上，时间的一段讲话很有意思。他说：“改变国策是我的理想，但现在对《实话实说》改变国策已失去信心。”目前的节目“主要是提供人生经验，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但至少可以改变个人”。
那么《实话实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电视本身来说，是工具潜力的一次突破性发挥；对电视人来说，是找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即“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对电视观众来说，先是有了一个说话和说实话的地方，其次是锻炼了和培养了说话和说实话的能力和思维。
时间说过，人的说话依赖于他所生存环境的健康和开放，那么同样，健康和开放的生存环境更依赖于人的说话。人们最终会明白这一点。
有一位学者说过，媒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传播了什么，更在于它本身是什么，它本身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
社会学者周孝正在研讨会上推荐了《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一书。书中介绍了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虽然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有罪，但他们对法庭裁决辛普森无罪释放却并无异议。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而不是寻求正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保证手段的合理性，而后者强调目的的合理性。这同样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宁可错放一千，也不错杀一个”，后者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它证明了叔本华的这句话：“任何意图对于正确见解说来，总是危险。”同样，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将发现《实话实说》的意义所在。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另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意见的权利。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充满着矛盾，谈话节目本身也同样如此，表现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矛盾。这两者的二律背反充满了悲剧色彩，因此时间在描述他的理想逐渐破灭时显得十分无奈，同时，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又给他带来了希望。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电视人时常觉得自己受到的限制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讲，限制多了，是不是责任就少了？有思想有信仰的电视人也少了？改变环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实话实说却需要社会责任和人文意识的不断灌注。
客观地说，《实话实说》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谈话节目。原因之一，它是后期合成，没有直播；原因之二，它还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架构。从形式上说，它还未从《东方时空》的大框架中分离出来；从内容上说，具体话题还有待进一步转换，个案讨论为主只是权宜之计，不失为说话方式之一，但针锋相对的观点辩论才是谈话节目的本色。
电视人还应该了解，《实话实说》是为了建立一个道德论坛还是着力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是鼓励人们追求某种终极目标还是强调为各种价值合理性追求提供制度保证？
形式的存在迫使我们去追求内容。《实话实说》的意义正在于它本身。借用杨东平的一句话结尾：“当我们都能成熟自信、开放自如地在电视上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时，将标志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质达到更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