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电视所构造的媒介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不像地域文化那样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媒介生成的物质性基础与审美文化的精神构成显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稳定性很强，不太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影响。而媒介的变化就比群体性的变化快得多；另外，媒介文化中立得多，可变性强。为什么国家很重视媒介文化，为什么我们要敏感地判断其走向，或者说期待它即将成为什么样的走向，或者说借着它判断社会文化的走向？就是因为媒介文化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容易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和突破口。这种突破因为媒介自身的影响力从而对大众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媒介文化会很容易冲击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图像时代，所有人对电视文化的期待和忧虑都是影响巨大。
我们不否认，“电视秀”的洋洋大观、全面泛滥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能与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对电视媒介属性和特质的要求置换，哪怕有些要求和它的市场化生存有所相悖。一句老话：万变不离其宗。对媒介来说，是极其必要，而且是正常的。媒介文化的风吹草动某种程度上都会成为风向标，我们不得不对媒介有所约束、有所控制、有所引导；作为媒介人，我们要对媒介的变化有所预知、有所警醒、有所自律。
规则失范·媒介自律
杨：“电视秀”参与者的个人角色、社会角色，通过媒介塑造的媒介角色，就像本我、自我、超我。如果个人角色与媒介角色贴得太近，甚至合二为一，不能适当分离，那就会突破媒介规则的限制。比如说黄健翔的激情解说，就是个人角色对媒介角色的一种僭越。
周：从一种引进的节目形态成为一种主导的生产传播理念，形成蔚为大观的媒介景观，你不能不说“电视秀”代表了某种文化发展上的趋向性。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问题。当电视通过种种“秀”来吻合这种草根文化，迎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欲望表露，这里面就会有迷失，媒介的迷失、个人的迷失，黄健翔的事件就正好说明这一点。我们的媒介在面对“秀”的浪潮的时候，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推动他们去打破行规。黄健翔就是一个表征，没有黄健翔，也会有李健翔、张健翔来出演这样的“秀”。这背后都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这是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说的。电视表面上是决定观众视听权的媒介，实际上已经成为默认观众时尚和要求的被动对象。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是媒体为大众做服务的，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大众需要什么，电视就应该提供什么！这种主次的微妙关系，如同广告引导消费和消费群的先在认可度决定广告一样。观众参与电视生产与传播的热情左右了目前中国电视从文艺到新闻多种节目形态的价值取向。但是当媒体裹挟到这里面的时候，媒介对自己的角色认知就出现了模糊性，出现了媒介规则的失范。如果说审美的传统被“电视秀”打破，有它的合理性，当下的有些“危害”在长远来讲是有价值的；那么媒体规则的失范就是一种危险。
杨：显然，媒介规则是强调理性客观，而“电视秀”中涌动的种种欲望是感性冲动的，两者就像河与堤。一旦欲望过盛，媒介无力、无法把持与引导，或者是无意规范的时候，媒介规则就会面临被冲破的危险。
周：目前“电视秀”就已经进入到身体的阶段。明星主持人来秀一场舞姿、身段甚至大腿，从单纯的歌唱发展到肢体，这是一个好的创意，或许是一种进步。但是回到身体就是回到了欲望的本体。“电视秀”的核心成为屈就欲望，直露欲望的载体。当然，老百姓的欲望不能忽视，传统的电视观念就曾不顾及受众的内心需求；后来跟进了需求，老百姓的需求必须跟从，欲望应该得到满足。可一旦所有的节目都在以满足欲望为目标的时候，是危险的，因为欲望一旦得到满足，媒介就会被抛弃。所以满足欲望不是媒介最好、最高的状态，创造欲望是最高的境界。作为一种掌控文化话语权的媒介主体，电视应该创造欲望，将原先隐藏的，甚至我们都没有预料的欲望激发出来，就像广告一样，一个纯粹虚拟的概念就创造了欲望。
杨：在创造欲望上，媒介文化具有强势效果，这更需要媒介的核心定位要明确，也就是增强媒介自律。媒介文化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并存，仿佛一把双刃剑，一旦出现定位偏移、价值观迷失，它伤害的绝不仅仅是媒介本身。
周：为了生存和竞争，各家电视台在做种种“秀”，蔚为大观，这可以理解。但是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媒介本性的核心要求来说，可以贴近，但是不能失范。就像某大学聘请某主持人为教授所造成的两重伤害：一是让所有的大学老师都失去尊严，二是让整个社会也看轻大学教授。同样，当“秀”可以在轻松搞笑中取代，或者消解了某些应该秉承与坚守的精神、价值的时候，大众也就消解媒介的尊严。长久以来电视在受众眼里塑造的发布客观的消息、评介真实的事件的媒介形象，而今在“秀”的景观里，媒介没什么，无非是个娱乐场！这不也是构成一种双重的伤害？！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警醒，不能不提出：媒体要有核心的理念，各自的定位，在面对观众和市场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还有媒介价值观。“秀”可以被借鉴过来，用于改良刻板的节目形态、传媒形态，泛滥性的合理性对于媒介来说，是危险的；我们在获得收视率的回报、获得广告商高额投入的同时，也丧失掉了电视作为社会公共意见的主要生产者与提供者、作为文化很多很重要的东西。那就会注定一个事实，在全媒介皆“秀”的泛滥景观后面，做秀被全民所看轻和抛弃，这是可以预见的。
杨：作为一种节目形态，真人秀的引进曾经给当时的中国电视带来了创新与生机。一旦当这种形态创新带来巨大的市场回报的时候，“秀”的马达就开始高速运转了。收视率和市场份额逼迫大家创新，比比看，看谁“秀”得狂、看谁“秀”得极端，“秀”得匪夷所思。
周：这是从审美逐渐向审丑、向审乱堕落。电视是传播媒介，大众的需求是它的命脉，赢得观众的青睐、提高收视率、争取大量的广告客户，自然是电视传媒首当其冲的选择。应当承认，当今的电视节目已相当丰富多彩，电视人为了创新出彩，费尽心机，甚至沉迷在花样翻新之中，凡是能想到的花招没有不被绞尽脑汁的电视人匆匆塞进各种各样的节目中去。但可惜的是，单纯形式的探求难免造就为了新奇标新立异，甚至引向虚张声势、炫耀技巧的死胡同中去。尽管厌弃陈规旧套、期求新颖悦目的可人节目已成为创新的动力，但急功近利、浮躁骚动终究难以造就动人的精品，光有形式之奇不会留住观众。如今的电视一味追求娱乐效果，有人还主张电视就是娱乐，当娱乐成了全部目的后，电视就开始失去它的价值，我们在一些MTV的节目中被浮华而零乱的画面组合弄得心神不宁，在程式老套、镜头却不停拉推摇移的文艺晚会中并没有感到引人的东西，在一些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电视剧面前甚至丧失了阅观的兴趣，娱乐就成了俗套。事实已经提醒，我们单纯形式化的娱乐追求未必有良好的效果，形式创新的依据应当是内容的需要。事实还将告诉我们，电视迫切需要在文化内涵的培植上更下工夫。娱乐不可能成为电视观众的全部需要，文化的要求则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精神超越·文化自觉
杨：媒介人常常会感慨：多情的观众，给一点点欢乐，他们就会狂欢起来；无情的观众，狂欢之后，他们又会毫无留恋地转身就走。潮起潮落，媒介在执著与迷茫中前行，在追风赶潮中趋于平淡。一本新书宣告：中国电视正处于十字路口。那么“电视秀”在经历着风起云涌之后，此刻何尝不是也处于十字路口。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怎么走？
周：冷静看看中国电视所走过的路，充斥着模仿克隆之风，缺少文化见识和独立品格的弊病暴露无遗：从一度“侃戏”成风而衰落，晚会曾铺天盖地充斥屏幕到退潮，综艺节目的千篇一律与现在的分化，都在告诉我们潮的起伏涨落之中的教训。电视缺少原创性的努力，满足于嚼人之馍的快感，只能证明自己内涵的缺乏。当初湖南电视台的文艺秀做得很出色，他们是从千锤百炼中提炼出核心概念的，而后学者、模仿者以及在泛滥之下的媒介机构，无暇学习理念，只能跟进皮毛，所以，跟秀的淘汰会加速。
“秀”到最后，比拼的是精神、智慧，不只是容貌、身体和演绎才能。这说明“电视秀”的发展会越来越强调一种超越性的特质，就像人全身心地投入一种极度亢奋、喧闹的狂欢后，身体会出现极度的疲乏，会需要一种宁静。人不可能成为完全的个体，“电视秀”让大家发了一次疯，即刻满足，很快又失落。从景观来说，会有落潮和平静的时刻，就像人的一生，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与辉煌后，步入老境，会有一种平静，返璞归真。中国人的文化精神需求还是以真善美为核心，当然这一核心的表现很多元。若是以“电视秀”的表现来说，它更多的代表狂欢、参与、热闹，感性愉悦，那么经历过这一场“电视秀”的景观后，平和的、精神愉悦性的需求会慢慢回潮。以此为核心，会带动整个电视节目形态向提升文化品位和审美关联的节目回潮。所以，寄希望于一种平和的、超越的、精神的节目品格与品质，是以后的节目必须要考虑的。
杨：这样一种以精神超越为节目品格与品质的追求，应该是电视对媒介主体的一次身份确认。如果说，“秀”让电视彻底放纵了一下自我。那么，电视是到了迫切需要在文化内涵的培植上下工夫的阶段了。
周：从全球传媒的发展来看，更加平民化，放下刻板的方式，来满足开放的、多元化的观众的需求是总趋势。“电视秀”带领我们从极度的封闭走向开放，从死板的言说到有声有色的讲述，从嗓音、面容到身体，电视媒体充分展示了自我对受众的俯就。我想这种回潮应该是从迷乱恢复到规整，遵从媒介传播的规则。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媒介，都会从绚烂回归平静，虽然没有高收视率，但是比较稳定。“秀”的浪潮使得收视率忽上忽下，媒介自然都希望争取“忽上”的东西，那么就有可能会越出边界。迷乱的时候，是不断求新的，人的欲望也是没底的，在经历了一种狂风暴雨式的浪潮后，无论是媒介机构，还是求秀的大众，都会归于平稳，归于理智的平静。即使是做秀，也要有做秀的行规。所以我认为，这场“电视秀”的媒介景观是一种电视文化的过渡状态，是人们，包括从业者对于电视多种功能和媒介本性的一次全面深入的认知过程。
杨：在这样的前提下，追求品质、品格和品味，将会成为媒体一种文化自觉。从去年开始陆续推出的一些史诗大片、文化巨制，对于整个电视文化生态环境的净化与改良，就具有极强的垂范作用，而且市场回报也很可观。
周：娱乐很重要，但不可能成为电视观众的全部需要。但电视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有多少传媒人真正想到过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文化品格对于电视长远发展的意义！电视节目种类很多，新闻性节目与文艺类节目不同，教育性节目和生活娱乐性节目也有差别，不可能要求具备一样的内涵，让它们都显示各自的特性，从中透现出“意味”，这种多元化应该是文化内涵的基本要求。人类对前景的探求，百姓对现实的询问，历史对过去的思索，都需要在电视文化中得到体现。优秀的电视作品既能吸引观众，又能包含人类崇高的精神因素，因为散射着思想的光辉和创作者人格的魅力，即便朴直无华也会流露出摄人心魄的内在诱惑力。我们倡导电视成为文化的载体，首先电视自己就要树立起文化的品格，真实的表现、真挚的情感、真纯的人物，足以抵消花哨的形式卖弄甚至巨资营造的荧屏奇观。而这一切应当从艺术创造开始！
结语
这些年来，“电视秀”始终处于暴风雨的中心，争论不断，它的存在、发展对传统电视生产与传播理念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人们关注到了“电视秀”催生的诸多现象，也陆续展开了某一具体节目形态的考察，但是基本上还是一种表象的描述，感性的判断。关于“电视秀”在媒介特性层面的运行实践、在文化表征层面的消费意味，包括在产业层面的意义生产与消费等等，更深层的学理研究还未见明晰。
此时此刻，面对着“电视秀”的文化表征实践在各种“看与被看”的范式中所刻下的欲望、权力、梦想轨迹，如何理性地评判“电视秀”运动，对于文化语境的镜像修辞，以及关乎今日世界、社会、生活的多重意义，是实践向理论提出的问题，也许，是一场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