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胡智锋
时间：2008年1月12日
地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对话人：高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教授、博导、《现代传播》主编）
文字整理：顾亚奇（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生）
胡智锋（以下简称“胡”）：这是《现代传播》第五次做年度对话，今年正值中国电视五十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觉得有必要对中国电视做一些反思。宏观考察中国电视的50年，可以以1983年“四级办电视”方针的提出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前25年主要是起步与积累，真正的起飞与繁荣应该是自1983年以后的这25年。在这25年当中，中国电视的媒体形象、社会职能、文化角色发生了很多变化，值得盘点的东西很多，但中国电视从业者和研究者更关注的则是当下中国电视面临的现实问题。今天，我们邀请高峰先生对话，缘于他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创作过许多有影响的电视纪录片、专题片，又有丰厚的学术涵养，且在央视管理层任职多年，作为见证中国电视发展的职业电视人，他对中国电视有着独特的体验与认识。
中国电视失去尊严了吗？
·早期的中国电视，给人的感觉是美好而神秘的
·电视经历了一个从有尊严到很傲慢再到需要维护尊严的过程
·尊严是双向的，你尊重观众，观众也尊重你，电视做到有尊严地生存是不容易的
胡：中国电视诞生于1958年，到现在已走过五十年，怎么看待中国电视走过的历程？在目前纷乱复杂的媒介环境当中，中国电视存在不少问题，电视荧屏低俗之风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电视的文化身份到底如何定位，它将来的格局会是什么样子？回答这些问题，不妨追根溯源，重温电视曾经的“光辉岁月”。
高峰（以下简称“高”）：我这个年龄见证了中国电视大发展的时期，称得上是中国电视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每个电视人都有浓厚的职业情结，总有许多关于电视的故事，有几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中国电视诞生的早期，对大众来说无所谓电视。当时，有一次我跟赵忠祥一起去南非出差。赵忠祥对我说，有一天他爷爷问他，电视播音员是干吗的？当时赵忠祥已经当了十年播音员，他爷爷还不知道播音员具体是做什么的，原因在于早期电视机很少。我记得“文革”期间，在一个首长家里看见了电视机，此外很少看到电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是电视发展的一个契机。以前像样的电视栏目不多，这跟科技的发展状况有关，不能完全归因于政治因素。我特别注意到，在中央电视台大事记里，1979年有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1979年1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栏目叫《外国文艺》，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开放的需要，中国人需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以前就只是播报新闻。这一年的10月份又开办了一个栏目《为您服务》。可见，从1979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有了“为您服务”的态度，电视能够说一声“为您服务”已经隐含着一些变化。电视怎么能是“为您服务”的呢？以前它肯定不是，肯定是宣传机构，但是中央电视台却在1979年提出了“为您服务”，而且办了这个周播的栏目。
从那时起，一直到建国35周年，中国电视尽管在制作手段上不如现在，但从制作理念、制作风格上看，并不比现在落后很多。现在回头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是挺值得怀念的，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还没有上大学，经常到院里一位老处长家看电视，有一天我去时正好在播日本故事片《望乡》，正看得起劲，突然出现日本兵逛妓院的镜头，老处长立刻把电视关了就把我们都哄出去了。另一件事是一次到一个老领导家看电视，那天播放的是缅怀周总理的诗歌朗诵会，老领导提议大家站起来看。老人一站，全屋人都站起来了，我姥姥当时70多岁了，也站起来从头看到尾，整个屋里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
对比现在和那时的电视状态，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电视究竟要给观众什么？不管怎么说，早期的中国电视，跟我的精神世界是有一种联系的，电视给人的感觉是美好而神秘的。那时候人们对电视有一种神圣感甚至敬畏感，但现在的电视很少有让人觉得神圣的内容，似乎离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远，日益成为一个信息来源和娱乐手段。现在的电视，哪怕有一个频道让我重温这种神圣和美好也行，因此，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电视需要反思。
胡：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电视传媒人角色的三次转型》。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每一级电视媒体都代表一级党和政府，电视扮演的是宣教者的角色，那个时候是带着光环的。80年代底中国电视开始了一次重大的转型，从宣传者、教化者的角色开始向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型，电视人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包括电视剧、纪录片等。90年代中后期我们又开始向市场化转型，电视的角色趋向大众甚至狂欢。老百姓对电视已经从过去的仰视到半仰视，变成现在的平视，有时甚至是俯视、鄙视，电视人的尊严感在下降，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纸包子”事件。
高：我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第一天的见面会上发言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用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重塑电影的尊严。今天，我想提出一个重塑电视尊严的问题。电视一旦丧失尊严，如何去代表国家主流文化的声音？为什么我要讲小时候看电视的那两个故事？那是一个电视有尊严的时代，我相信8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人都有这种感觉：尊严，或者说职业荣誉感。但今天电视已经在逐步消沉，电视不得不陷入恶性竞争，其结果带来的是文化品位的降低，为的是获得投资商和广告商的关注。
电视现在的尴尬，二三十年前是不存在的。30年前，电视是一个绝对的信息控制者，这些年来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必在某一个时间段通过电视节目获取信息。电视控制不了信息资源，左右和控制信息的优势没有了，再去做降低自身文化品位的事，就会失去尊严。
我觉得，电视经历了一个从有尊严到很傲慢再到需要维护尊严的过程。过去有一个笑话，某电视台记者，到下面一个县里去报道一个会议，结果这个记者去晚了，会已经开完了。这个记者到了以后就说，谁让你们开的？重来。这不是尊严，而是傲慢。我觉得中国电视到今天这个需要维护尊严的地步，我们需要深刻地反思，需要有政策性的调整。
胡：尊严是什么？尊严是底线，尊严是严肃，尊严是被人尊敬，而且尊严还在于尊重别人。尊严是双向的，你尊重观众，观众也尊重你，电视做到有尊严地生存是不容易的。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什么时候电视获得尊严？当他们面对一个重大的事件或者现象，觉得应该打开电视看电视怎么说，也就是说在观众的心目中电视应该成为最权威的媒体。
高：但是，今天的中国观众打开电视，发现电视更多的是提供信息或娱乐，还少给观众提供思想。电视跟别人抢新闻已经没有优势，因为别的媒体可能比你更快，这个时候电视如何树立尊严？特别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大台，应该传递自己的思想与声音。央视目前开始重视培养新闻评论员，搭建传递自己声音的平台，这样有利于塑造一个国家媒体的尊严。
电视的尊严还体现在节目的质量包括技术含量上，做其他媒体达不到的高品位、高品质的节目。如果拿出一两个频道做这样的尝试，打造成高端的节目平台，或许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尊严，电视将更显光彩。
电视的尊严从何而来？
·让公共的更公共，商业的更商业，至少能够防止电视的社会美誉度继续下滑
·中国电视的宣传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和产业职能不剥离开来，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竞争
胡：电视怎么能有尊严，尊严从何而来？就电视内容生产而言，现在有一种看法，似乎凡是做公益性内容的或者有品位的节目，好像赚不到钱，大家总觉得低端的、偏娱乐化的节目可以赚钱。大家判断的标准在哪儿？很多时候就靠收视率这个唯一的标准，收视率意味着广告，意味着赚钱。
高：我主张在评价体系上进行调整，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去对应不同的节目，将代表电视尊严的节目和其他节目剥离，才不至于陷到收视率这个怪圈里。几千个样本户就左右了中国电视收视率的状况，并影响到电视的内容生产，那么，我们的自信心在哪儿？我们自己的责任感、尊严感以及自我判断力又在哪儿？为此，我们把自己套在里面，不知道是在和谁较劲。重塑电视尊严，并不是说要把娱乐性的节目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让有尊严的更有尊严，让娱乐的更娱乐。
胡：从内容层面看，电视只有提升节目“品质”，才能重塑尊严。何谓电视节目的“品质”？笼统地说，有品质的电视节目，应该包括三个要素，即可视性、创新性、提升性。所谓可视性，简言之就是“好看”。从节目生产的角度看，优质的电视节目首先要求制作技术精湛，制作技巧娴熟，运用视听手段制造出悦人耳目的声像效果，而不是粗制滥造，糊弄观众。所谓创新性，指的是电视节目既不“克隆”他人，也不自我拷贝，而是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推动电视节目样态的完善与发展，绝不一窝蜂地盲目跟风与模仿。而“提升性”，则是指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应该具有文化内蕴与审美品格，好的电视节目应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思想境界。
高：现在电视荧屏的“低俗化”问题，是伤害电视尊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一直未能分开，如果这个现象持续下去，电视很难保证不去降低文化品位以求得生存，现在某些少儿频道甚至播出许多“少儿不宜”的广告。如果我们有效地区分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就能让这种状况得到改变，打造出绿色、健康的公共频道。这几年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分流的呼声一直比较高，如果能解决好，即使不能重塑电视的尊严，至少能够防止电视的社会美誉度继续下滑。
因此，我觉得这个政策应尽快出台，让公共的更公共，商业的更商业，这不会影响电视的市场份额。一个频道品位提高了，广告门槛就高了，一般的广告还不要，怎么可能没有广告？何况电视经营手段并没有被我们用够。
胡：大家觉得高品位、高端的节目老百姓不看，赚不了钱，低端的节目老百姓爱看，也容易赚钱，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于丹、易中天的节目赚钱了，很多大片如《故宫》、《大国崛起》等也赚钱了，许多主旋律电视剧也赚钱了。这些节目既保持了尊严，也赚了钱。从某种意义上讲，低端的节目就是快餐。快餐式的赚钱很容易丢掉尊严，在丢掉尊严的前提下去赚钱，是得不偿失的。
低投入、低产出、低端产品吸引大众化的、一般性的广告，现在看来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方式显然是一种自杀，走下去很危险。要重塑尊严，首先要从理念上厘清电视的角色，电视职能的剥离必不可少。国家应该考虑拿出较大的投入做保障，让电视去做一些有尊严、有品位的节目，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且从政府到社会，都对电视形成了一个印象，就是电视能挣很多钱，电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人留下“炫富”的印象，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能赚钱。也许，这反而让政府、社会形成了一个对电视行业的错误判断，就是电视不需要支持。
高：单说出版业就比电视挣的钱多，人员和成本还比电视少得多。《百家讲坛》与相关出版社合作的图书创造的价值应该是很高的。从这一点上说，出版社挣钱要比电视轻松，成本还要低，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就是一两个人，书卖得好还可以重印。社会上总是说央视很有钱，很少有人说某某出版社很有钱，电视是不是该深思？
从电视体制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跟地方电视台尽管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线性的关系，但联系特别密切，我认为当时是一种比较好的结构关系。如果顺着那时的结构体系发展，可能中国电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中国电视的利益关系有三个层级：一个是中央电视台自身，第二个是各省的上星卫视，第三个是地面频道，各就其位，没有相互联系，完全割裂而且互相竞争，这种竞争趋于白热化，电视的各种利益关系趋于恶化。
胡：在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主体本身还不明晰，还没有理清内部产权结构的情况下，搞集团化只能变成翻牌公司。在集团化的旗帜下，大家都想作为一个主体去搏击市场，结果没有形成中国电视的整体合力。大家的体制架构和运行机制基本相似，宣传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和产业职能没有剥离开来，中国电视不是健康的竞争。
在混乱的体制下大家都想做大，盲目地抢夺市场，反映在内容层面就是电视内容的同质化。这些年无论是学习国外还是自己互相模仿，电视本身的形式和内容本身缺乏活力与创新力。从观众的角度看，不管电视是谁办的，他只看他需要的，他需要什么？我们不妨独辟蹊径，来看传统电视做不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所应该拥有的东西，比如灵魂净化的节目，比如帮助我们把握历史真相的节目，可以激励国民精神的内容等等。
高：电视的尊严还体现在国家利益上，电视要考虑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现在电视成为商业机器后，反而损害了国家利益。用国家利益的尺度考量，谁的影响力大，谁的公信力高，党和政府就会给它更大的支持，电视在国家利益的保障上，在国家的整体需求上，是不是最值得信任、最重要的媒体，要靠电视自己去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