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媒体综论
在设计超媒体时代的蓝图时，我们不仅仅是基于科技发展提供了这种可能，更是针对目前所处的泛媒体时代诸多亟待变革的、不尽如人意的方方面面：媒体多而无序，信息杂而失调；媒体须臾不在，而社会坐标却飘忽不定；公众离不开媒体，却又不敢轻言相信；政府处处掌控媒体，却又时时担心它成为异己；国际间传播秩序不平衡，常常引发文化争端，等等。既然谁都不敢忽视媒体，却又为何不能全然坦诚相待呢？这是因为媒体传送的快速多变的信息，有时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有时甚至暗藏杀机。
它“以一种比普通政治体系快得多的速度（让人们）了解各种事件，使得一些事件甩开了政治家们，甩开了他们的深谋远虑而独立地向前发展。”这使人们面对媒体时，总会亦喜亦忧，担心其背后的“无形之手”。而这些问题是在尚未走出“资源掠夺期”的泛媒体时代所无法根本解决的，只能寄希望于划时代的革命性更迭。
上述对媒体现状表示不安或不平的指摘，将在超媒体时代得到最大限度的化解并且伴随着相关制度保障。笔者所论的超媒体时代以五大特征为标志：一是逐步形成以。
媒体为主导的国际通用文化；二是媒体享有极大的公信力，成为组织社会和动员社会的有效手段；三是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四是建立严格的媒体运营规则；五是诞生超级传媒英雄。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观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论者所证实。
从传播方式讲，新闻媒体正在逐渐从“推送”的媒体发展到“拉出”的媒体。互联网技术的互动性带给新闻传播媒体新的内容——新闻个人定制、即时发送反馈、电子新闻论坛等，受众不再是一个被动接收信息的容器，他们开始成为自主选择媒体、自主选择新闻内容的“用户”。同时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也逐渐从“单一媒体”变成“多媒体”。
过去所谓的“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这是介于泛媒体时代与超媒体时代过渡期的典型征候，“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超媒体的特征并未完全显现。但是，已具备的优势开始导演了传媒格局的结构性变化。“由于经济和信息全球化，不仅带来了超越国家的全球媒体，也进一步扩大了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社会。”先进通信系统的存在将令国与国之间更相似，国界将不会再那么重要。传真机、便携摄像机和有线新闻网络是令专制体制和冷战时代结束的各种力量之中的几种，因为它们使消息透过所谓“铁幕”进行传播成为可能。信息在超媒体间自由而平衡地流动，终将使民族文化“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共享。”这正是笔者所言的“国际通用文化”的翻版。
超媒体时代还没有到来，等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大批传统媒体的精英，借助新旧媒体的高度融合互联，以“超一流”的观点新闻占据“超级信息市场”，必将名噪全球，成为超级传媒英雄。
超级传媒英雄的诞生，依赖于高水平的人才梯队。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超前思维、通晓世界最新观点和传播技术、具备优秀职业道德素质的全能型人才。要使这些人才尽早适应“数字化生存”，具有现代传播意识，能够熟练使用超媒体技术采编、制作和传递信息，并且拥有多种语言文字技巧的驾驭能力。
超媒体时代
至于超媒体时代何日到来？我曾提出以媒体“全面实现数字化管理”为前提。目前，世界各国都制定了本国的数字电视进程时间表。美国计划在2006年关闭模拟电视；意大利将在2007年底关闭模拟电视；英国、法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正在逐步进行数字化覆盖，计划在2010年底关闭模拟电视；日本计划在2006年实现数字电视全国覆盖，并于2011年关闭模拟电视；俄罗斯宣布将在2015年之前，实现数字电视全境覆盖。在我国，国家广电总局于2003年5月发布了《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提出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区域分阶段完成数字化过渡，到2010年全面实现数字化覆盖，2015年关闭模拟电视的规划。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其数字电视进程带给相关媒体的示范价值以及接近大多数国家经济能力的代表性，足以成为全球数字化的晴雨表。据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测，超媒体时代将在2010年初步到来，并在2015年完成由泛媒体时代向超媒体时代的全球性整体跨越。
至于超媒体时代应该叫什么，目前称谓颇多。现择其典型列举一二：网络时代、对等传播时代、媒介融合时代、跨媒体时代、后传播时代等等。虽然网络可以兼容多种媒体，但毕竟不是“替代”，以单媒体涵盖多媒体，把传媒之未来称为“网络时代”，显然有失公允；至于“对等传播”和“媒介融合”只是对未来传媒一种功能或一种现象的描述，尚不能构成对一个传播时代的定性式概说；而“跨媒体”则是经营学名词，它是传媒集团为做大做强、规避风险而采取的混合媒体兼营策略，不具备信息技术的升级含义；“后传播时代”倒是带有些许哲学色彩，但是它强调“网络对传媒的解构”，而疏于对学理概念的完整诠释。
笔者认为，使用具有规范学术含义的“超媒体”来冠名即将到来的传播时代十分恰当。一是因为未来媒体所能提供的多种服务尽在超媒体技术名词的界定之中；二是因为超媒体已经突破了纯技术的视野，正在多向位地涉入人文管理领域。况且，超媒体时代本身还有着从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巨大空间。就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超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可以发展为智能超媒体，即在超媒体的链和结点中嵌入知识或规则，允许链进行计算和推理，这一“推理引擎”使它能够主动获取信息并反哺网络，使信息提供具备智能；超媒体与分布式处理技术相结合形成分布式超媒体，使得多个网络用户可以共同创建和使用信息，便于彼此协同工作；可以在不同超媒体系统共享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为开放性的更大的超媒体信息空间，打破现有超媒体系统的封闭性和局限性，直至实现高度互联的全球化超媒体。仅就技术研发而言，上述预见可能在十几年内就能实现，但是，与之配套的运营规则和服务理念的建立和完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思考传播时代的划分时切莫轻言封“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