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人论政”与中国文人的办报传统
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将最佳外国报纸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同日，作为报社总编辑的张季鸾，在为此撰写的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张季鸾的这段话，概括了近代以来国人自办报刊的一个显著的传统——“文人论政”。
何谓“文人”？按《辞海》的解释是“读书能文的人”，亦即读书人、儒生抑或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人论政”理应是中国知识分子悠久的文化传统，先秦以来各个朝代流传下来的论说名篇，很多可以视为“文人论政”之作。但实际上，除先秦诸子外，传于后世议论国是、政事的论说文，其绝大部分作者已非普通的“文人”，而是身为朝廷官吏的文人。“学而优则仕”、“由士而仕”的传统，使对中国古代“文人”的界定至今莫衷一是。
西方对于“知识分子”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私利之上的。”中国“文人论政”传统，除因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因素外，更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之中。费正清曾说“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这一传统世代传承，敢言直谏而不畏生死者数不胜数。由“文人论政”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人风骨，已成为超出论说文之外的一种文化传统与精神传统。
而张季鸾所说的“文人论政”，主要是指自近代报刊以来相对于“洋人办报”的“国人办报”，特别是“国人办报”中的“文人办报”而来的一种传统。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办报主张的是林则徐和魏源，而最早在近代报刊上公开发表办报主张的是王韬和郑观应。王韬是“文人办报”的早期实践者之一，他曾明确表示创办《循环日报》的目的，是借“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刊登于该报新闻版《中外新闻》上的论说文，是利用报刊“文人论政”的直接表现。有学者甚至认为：“王韬首先开启了中国文人以报议政、以报参政，乃至以报通达政坛、从而掌政主政的风气。”
梁启超是继王韬之后“文人论政”的又一代表。在他担任总撰述的《时务报》上，除他自己撰写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著名政论外，还先后刊登了严复的《辟韩》、汪康年的《中国自强册》、赵向霖的《开议院论》等直指政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政论文章。将报刊视为国家“耳目”、“喉舌”的梁启超，始终把办报，特别是发表政论与议论国是联系在一起，将“文人论政”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另一个与梁启超同时代的报刊政论家，是最早将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改良学说引入中国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利用政论抨击封建君主制度，宣扬西方民主思想。据查，在百日维新期间，《国闻报》共发表42篇政论，半数以上出自严复之手。
而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后，因直言谈论而倾动一时，“言论报国”之风至清末达到高潮。
《大公报》推崇的“文人论政”，就是：“以其所见，是其是，非其非”，“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容或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
自诩为继承“文人论政”传统的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里，将这一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胡政之在1944年出版的《季鸾文存》的序中写道：“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作为一名报人，张季鸾以“新闻救国”、“言论报国”为理想，凭借手中的笔，以社评为载体，针砭时弊，议论国是，坦陈时政，分析变局，其言论不仅奠定和提高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也每每对当局或时局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大公报》还素以“敢言”著称，无论是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张季鸾时期的《大公报》社评，都以鲜明的个性体现着这位“文人加报人”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
有学者认为，“文人论政”的典型方式是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星期论文”。这个于1934年初开辟的评论栏目，专门刊登社外名家的评论文章，胡适、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梁实秋、杨振声、张申府等当时的知识精英，大都曾任“星期论文”的撰稿人。该栏目延续了十五年之久，不仅体现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也是“文人论政”传统的一种延续和发扬。
曾为《大公报》撰写社评并主持过笔政，后任《文汇报》总主笔、总编辑的徐铸成，也极力推崇“文人论政”的思想和做法，为了恪守《文汇报》的民间立场，他三次拒绝国民党的投资，成为这一思想的身体力行者。
谈及“文人论政”，不能不提到储安平和他的《观察》周刊。这本创办于1946年9月1日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最终被国民党查封。“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
纵观百余年的中国新闻史，有学者提出，“文人论政”得以成为一种传统，“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离开相应的主客观条件，无论“文人办报”还是“文人论政”，难免会困难重重。
“文人论政”是作为报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办报传统和职业理想，但这种理想始终未能达到，也很难达到其“理想”的目标。来自政治、经济等外部的种种压力与制约，以及自身的局限与困惑，始终让“文人”出身的报人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着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但无论如何，这种理想在今天，正在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借助于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理论，被人们重新提起。
四、“持论公正”与中国报人的言论主张
“持论公正”是历代文人发表议论、撰写文章的重要原则。
作为中国最早的报刊政论家，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中明确提出“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的《大公报》，其创办人英敛之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也将其定为办报宗旨：“今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揭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这里提到的“折衷”，主要是指只问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势力的“脸色”如何。
秉承这一办报理念，张季鸾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他认为，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作为《大公报》办报宗旨和发行宗旨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也是张季鸾写作社评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指导原则在实行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
作为一张独立的民间报纸的社论主笔，张季鸾言论的“四不”原则一是“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二是“不卖”，即“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三是“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人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其四是“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言。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简言之，“四不”原则强调的是持论公正，言论独立，立言为公，态度严谨。这种追求，尽管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却集中表达了康梁之后中国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理想。
对此，张季鸾有过明确的表述：“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近多年来，报纸逐渐商业化，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而进展。其结果，只有大规模经营的报纸，能以发达，已不是清末报业初期文人办报的简陋情形。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所以从大体上说，中国报业是走着英美路线。”
韬奋也把“大公无私”放在办刊的第一位。他曾说：“撰述评论的人最重要的品性是要能严格的大公无私，在言论方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动机要绝对的纯洁，要绝对不肯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要绝对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私人的情面而做违心的言论。我深信任何刊物的信用——也就是刊物的命脉——最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他认为，言论的独立精神是一个报刊“生命所依托的唯一要素”。韬奋一生办了多家刊物，始终维护“言论公正”这一原则。
如果说“客观公正”的报道是一种“确实的消息”，那么“持论公正”的评论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评论”。因此，“持论公正”在作为中国历代文人立言标准的同时，更被视为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近现代报人的言论主张，与今天新闻学术界与实务界大力倡导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今天，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竞争的加剧，新闻评论开始成为表明媒介思想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我国的新闻媒体和广大公众有了越来越大的言论空间和话语权利，对这一空间和权利的收紧或滥用都会伤害到社会和公众本身。为了更理性、更成熟地利用这一空间、行使这一权利，我国的媒体管理者、从业者和普通公民，如何真正了解和继承中国新闻评论的精神传承和文化传承，包括其中“持论公正”的原则，应该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