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杰
【编者按】弥尔顿是西方新闻自由运动和新闻自由思想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的出版自由思想在西方有很大影响，在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他的出版自由思想是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针对封建专制统治而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西方新闻自由运动和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史上，弥尔顿是先驱和奠基人。他于1644年发表《论出版自由》的演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鉴于弥尔顿及其出版自由思想在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对它的研讨就成为研究和认识西方新闻自由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很丰富，可以研讨的问题也很多，本文拟结合《论出版自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9月版）一文，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重点探讨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产生背景、来源、主要内容、时代特征和影响。
一、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包括时间的背景和空间的背景。弥尔顿1608年生于英国伦敦，他提出“出版自由”的思想是在1644年。根据这一史实，本文对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的考察以1608—1644年的英国为重点。总的说来，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如下特点：
1.政治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国王与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议会关系紧张，甚至兵戎相见。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极力宣扬“君权神授说”，强调君权来自上帝，议会权力来自国王，遭到反对派议员的敌视和抗议。1625年詹姆士一世死去，其子查理一世即位，1629年查理一世抛开议会，实行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危机。1640年，查理一世发动对苏格兰的战争，因失利而使国内局势更加紧张，全国各地要求召集议会，查理一世被迫宣布举行大选，形成了以清教徒为主体的“长期议会”（1640—1653年）。1642—1645年，查理一世开始反议会即反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第一次内战并以失败而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王党议员脱离议会，“长期议会”成为清教徒议员的独占场所和革命战争的领导机构。内战爆发后，清教徒议员中的长老派势力得到了扩展，并居主导地位。
2.经济上，新贵族与资产阶级都受到封建政府的盘剥和掠夺，有了共同的反封建的要求。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为维护反动统治，都面临财政紧张的困难，他们加征新税的要求，一方面遭到了广泛的抗议，另一方面加速了贵族的分化，促进了新贵族与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一致和在政治上的接近。
3.宗教上，清教徒运动与镇压清教徒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詹姆士一世时期，封建国教越来越腐败，宗教仪式繁琐复杂，宗教开支耗费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起来，开展了反国教的清教徒运动，要求废除主教制度，抛弃偶像崇拜，简化宗教仪式，实现教会民主化。查理一世即位后，纵容国教教会迫害清教徒，致使反国教情绪日益高涨。特别是当查理一世抛开议会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后，他对清教徒的迫害变本加厉，王室设立的“星殿法庭”对各种出版物严加审查，清教徒作家被处以各种酷刑。“长期议会”掌权后，废除“星殿法庭”，铲除了宗教出版检查制度。清教徒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内战爆发后，清教徒中的长老派团体借机扩展势力，干预民政，引起国教徒、独立派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的不满。
4.文化上，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进入繁荣期后继续发展，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批欧洲大陆的作品，包括古代的和当代的，都被译成英语，纷纷出版。大学教育在反对中古经院教育的同时，走向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的世俗性教育。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就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学院之一，它沿袭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时的雅典教育模式，开设7门课程，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中，文法和修辞不仅引导学生熟悉古典研究并培养他们有效的说写能力，而且也引导他们熟悉文学、历史和道德哲学）。1643年当权的长老派议会宣布恢复出版审查制度，出版物在半年之内锐减了70％，思想文化领域中生机勃勃的局面也遭到扼杀。
总之，弥尔顿在提出出版自由思想之前，生活在一个政治经济动荡、宗教斗争激烈、人文主义盛行的时代，史书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正是这样的时代，给弥尔顿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它促使弥尔顿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呼唤理性，呼唤自由，呼唤民主，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殿将和启蒙运动的先驱”，同时也使他形成了在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出版自由思想。
二、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来源
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弥尔顿个人关注现实问题，善于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研究和思考的产物。那么，弥尔顿在研究出版自由思想时，所采用的思想原料有哪些呢？
1.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民主、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
弥尔顿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历时长，成果大。弥尔顿从小喜爱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6岁时弥尔顿考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接受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1632年毕业离校后，他赋闲在家又闭门攻读古典文学6年。可以说，弥尔顿的前半生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前面已经提到，弥尔顿生活在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繁荣后期，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作品、作家不可能不是酷爱读书的弥尔顿阅读、研习的主要对象。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阐述古希腊、罗马“高雅的学识和文学”时，以及在引证古代著名国家处理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时，对古希腊、罗马的著名人物和事迹，了然于胸，如数家珍，表现出了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厚功底。弥尔顿注意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思想家们能够存在并大量地著书立说，自由交流，使其文化和传播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这给了弥尔顿以启示：文明的社会需要民主和自由。弥尔顿把它概括为“人文主义”，并把他极力推崇的这四个字旗帜鲜明地运用到了对出版自由思想的论述中。
2.新教教义中的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
弥尔顿出生于伦敦一个清教徒家庭，他本人也是一名清教徒。1641年，他站在革命的清教徒独立派的立场上，选择政论和小册子作为其主要武器，参加宗教论战，向封建国教开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弥尔顿就写出了5本有关宗教自由的小册子。不难想象，在印刷术已经普及的年代，宗教自由的观念势必会导致出版自由思想的产生。因为，对出版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教徒个人自由阅读并阐发自己对圣经理解的限制，而这正好背离了宗教自由的原则。此外，由马丁·路德发起的以宗教宽容为重要内容的新教改革，对英国清教徒运动有很大影响，它也成为弥尔顿论述出版自由问题的重要思想素材。弥尔顿正是站在宗教宽容的立场上来为出版自由呼吁的。他谴责了封建国教实行书报检查制的不宽容性，认为那样妨碍了对真理的追求，他说：“我们只要能斩断这种主教的传统，不把基督徒的自由良心和人权自由硬塞到人们的箴言与信条之中去，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尺度较宽的谨慎和一点点慈爱，双方又互相忍让一些，就可以把这种防范的心情变成一个普遍而亲如兄弟的追求真理的心情。”
3.近代启蒙理论中的自然法精神
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驱，弥尔顿在分析出版自由问题时采用了近代人权政治学说中的自然法论。这从《论出版自由》一文中大量使用的“理智”、“理性”、“人权”、“与生俱来的权利”等具有启蒙时代特色的政治哲学词汇不难看出。自然法论认为，理性是人的固有属性，它引导人们判断是非善恶，是决定和判断社会政治问题的最高价值准则。同时，作为一种方法论，自然法论把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范畴看作是自然权利的外化，是不证自明的天赋人权，是不能剥夺的。弥尔顿在阐述出版自由时，正是把出版自由看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从而挑战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书籍出版许可制度。比如，他认为禁止好书就是扼杀理性本身；出版事业的开禁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任何知识包括好的、坏的都不能使其腐化，等等。这一切论述，都明显地带有启蒙理论中的自然法色彩。
如上所述，弥尔顿在论述出版自由这一问题时，是针对当时正在实施的出版管制制度展开的。整个分析和阐述贯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民主、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贯穿了新教教义中的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贯穿了近代启蒙理论中的自然法精神，这使得他的出版自由思想既有人文、宗教、哲学等方面深厚的学理基础，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关于这些，我们只需要认真梳理和深入了解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主要内容就很清楚了。
三、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主要内容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阐述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来理解。
1.出版自由是一种人权自由，它是一切自由中最伟大的自由
弥尔顿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在文章的中间部分，弥尔顿对“出版自由又必须用主教式的20人委员会加以钳制”的现象进行了抨击，指出这是一种“侵害人权的残暴制度”。他热情赞颂出版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它像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它解放了、扩大了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见识”。弥尔顿强调，自由认识，自由抒发己见，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2.出版自由是人文主义文化的体现，也仰赖人文主义文化来实现
弥尔顿把人文主义文化看作出版自由产生和实现的条件和土壤。他说：“我们今天所以还没变成哥特族人和朱特族人，就得感谢那些时代高雅的学识和文学。”而那些时代高雅的学识和文学是什么呢？在弥尔顿看来，那就是希腊的“古老高贵的人文主义文化。”“那时研究学问和雄辩术的人在国内外都受到极大的尊敬。如果他们公开地指责国政，自由城邦和暴君城邦都会欣然地、非常恭敬地倾听他们的意见。”虽然“雅典的书籍和哲人比希腊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多”，但“我们从没有看到伊壁鸠鲁的学说、昔勒尼学派的放纵无度、昔尼克学派厚颜无耻的说法受到法律的干涉。”弥尔顿认识到，宽宏地容许人们对法令和权威发表反对意见，正是人文主义文化的一项传统。他说：“我如果能够……对于你们在已经发表的一项法令中硬性规定的条款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如果有人说我标新立异、傲慢无礼，我就能极为容易地替自己辩白。只要他们知道我认为你们如何崇尚希腊古老高贵的人文主义文化……，问题就自然清楚了。”
3.出版自由是一种对生命的张扬，对人类理性的维护
弥尔顿对出版自由与人类的生命、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说：“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们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极强的，就像神话中的龙齿一样。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来。”他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我们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有时像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圣者，而不是一个尘凡的生命。”在这里，弥尔顿明确指出，对出版自由的扼杀，实质上是一种对生命的扼杀，对人类理性的扼杀。从正面表述，出版自由就是一种对生命的张扬，对人类理性的维护，是不容扼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