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的对象化实践越来越深入和扩大，人对对象自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和全面，随着对象意识的形成，世界意识或宇宙意识也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人从对象那里认识到人自身的存在，认识到自身作为与众不同的人之为人的存在，这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它的种类意识的产生。随着对象世界在“历史”中不断展开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断丰富、充实、系统、清晰和自觉。人的自我意识最终可以概括为一个“人是什么”的问题：人的能力，人的应当，和人的希望，即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也即人性问题。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是一个文化的最高问题，因此，“认识你自己”是人的首要任务和永恒命运；对人之为人的系统反思和回答就是人的精神自觉。有了这一点，人才是自在自为的存在物。因为自觉，人就有了双重特性，即它既是彻底的自然存在物，又是彻底的精神存在物。
因为自觉，人于是省察到整体不仅是纯粹的自然存在，而且还是一种精神存在或德性存在。精神自觉的发生发展是自然界的一件大事，从此，自然、人、文化、历史都有了新的意义。精神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最高成就，是自然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含义，对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来说，它意味着人的生命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人的本来、应当和理想；它一旦产生之后就构成一个文化的灵魂，它对历史和现实起反思、指导、规范和塑造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雅斯贝斯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的运动是对的，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著作。人之为人的精神自觉，从问题的历史起源上看，更多地来自于政治问题的激励和触发，历史的发展，共同体的扩大和复杂化，使得人类不得不面临一个甚至比如何面对自然界的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同一个种族的个体之间、集体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总的来说是人类内部如何自处？周初的贤哲和希腊古典时期的政治家以及希伯来的先知，无不带着深深的忧患和焦虑从共同体生活问题出发思考天人之际的问题，人之为人的本质问题是从什么是最合适的人类共同体形式的问题中引发出来的。因为共同体实际生活的不同，各民族原创的对人之为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作为其结果的“智慧”也不相同。
对人之为人的问题的思考，即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还必须涉及对天道问题的思考。
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可以从人所表现的实际行为进行经验性的观察，但因为人从根本上说来是自然天地的一个部分，因此，追究人的问题必然要追究到天（神，上帝）的问题，因为人与自然乃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不认识整体的性质，就不可能从本质上认清部分的性质，这就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遵循的思路。另一方面，对人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不能在人自身寻找，只能到对象中去寻找，因为人除了对象化于对象之上的本质力量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人的纯粹自身乃是虚无。
人有无数的对象，一切可以意识和思想之物皆是人的对象，包括人自身及其思想。但人的最高对象乃是“世界”和“宇宙”，乃是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整体”。中国的“天道”、“自然”，希腊的“自然”、“存在”和“神”；乃至希伯来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独一上帝（One God），这些高级的对象意识的形成，是人类对包括人自身在内的自然宇宙认识的最高结晶。人的意识总是从最直接最具体的对象开始的，但它不像动物那样永远停留于直接具体的欲望对象，而是逐步抽象上升，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成就就是对“人性”的意识，对人的“本来”和“应当”的意识，对人类在自然整体中的自我定位的意识；人类对象意识的最高成就就是对“自然”、“天道”、“存在”、“神”或“上帝”的意识。
天、神、命、道表面上是一种语言文化符号，是抽象概念，但实际上，它凝结的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凝结在这些概念上面的客观对象就是作为整体的世界或宇宙，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宗教和哲学的终极概念都可以道通为一，唯物和唯心、有神和无神，本来只隔一张纸，并无不共戴天之仇，而对独一上帝的信仰，既不是一种低级的偶像崇拜，也不是为某种文化偏见所局限的人所想当然的那样荒诞不经，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存在和生命的本源意识，是对宇宙最高统一性的意识，当然归根结底也是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本性来自天的本性，只有在具有整体的对象意识时，人才具有普遍的自我意识，因而天道人性乃是不可分离的两极，人无天不立，天无人不彰。只有把天之道稳固下来，然后是从对象回到自身，以对象为参照对人自身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和提升，从而才能甄定人之为人的普遍意义。希伯来信仰比较特殊，上帝似乎不是人可猜摸的对象，但人也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明白自己是谁，应当怎么做，怎样悔改，可以希望什么。上帝是人认识自我的镜子，是人行为的准则，是人祈祷和希望的目标。反过来说，在人自觉其人之为人的时候，天、命、道、神等作为人的对立面的自然概念也就确立起来了，这是同时完成的一个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
人的精神自觉，即对人之为人的明确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天、神意识，共同构成人最深微的精神空间。这种精神自觉可以说是文化的最高级部分，因为正是这种精神自觉使得人在高度上与万物相区别，构成人的本质性内涵，并且，它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文化整体的其他部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文化有机体中起一种支配和统帅的作用，并成为一种深厚的传统，通过有意识的教化对其后的人类历史起一种塑造作用。
我们认为这是历史的第三个阶段，并且把这种文化叫做“原创文化”。按照上述我们对“原创文化”的理解，至少古代希腊、希伯来和古代中国这三个地域或民族达到了原创文化的高度，形成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传统。这三个世界不同地域的原创文化，可以说是原创文化的典范，是哲学、信仰和道德这三种智慧形态的原创典范。哲学追求真理，信仰企望神圣，道德期于圣善。它们都对人性和天道之本真达到了深刻系统的自觉。达到了“原创文化”这一高度的文化或民族往往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负，一种统贯天人的自负，因为这是它历经艰辛所获得的，是它安身立命的精神堡垒。中国的人伦和道德如此，希腊的理性和科学如此，希伯来的信仰和虔敬尤其如此。如果它遇到挑战和强迫，它就会本能地反抗和拒绝；倘若它从绝对被降低为相对，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又会感到发自内心的痛苦，充实再次转化为虚无，这就是陈寅恪解释的，王国维之死的真正悲剧意义所在；也是尼采哀叹“上帝死了”，“虚无主义正在欧洲降临”的根本原因；而希伯来信仰，至今仍然拒绝放弃其精神制高点。达到精神自觉高度的人，不仅生活于他的血缘和人伦、土地和家园、民族和国家中，还生活于他自己、他的文化所建立的最高精神空间中，当他的对象世界整体崩溃时，他内心的自我也就破碎了。
历史地看，这是人性进步和升华必须要付出的历史代价。但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原创文化是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的，相反，它是我们再次自觉达到充盈的坚实基础和丰富渊源。
一种原创文化诞生之后，它会在现实和历史中成为一种持久的积极主动的力量，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是历史的顶点。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每一个原创文化的产生都有受制于当时历史境况的局限性，精神和智慧本来都是当时各民族所遇到的忧患和问题所激发的历史产物，所谓困而知之者，它在形式上可能表现为一些卓越个体的思想，但它本质上是共同体生活的集体结晶，而非个别全知全能者的有意创造。因此，每一种原创智慧虽然在其内部看来都首尾一贯圆满自足，但实际上都只是道术之一端，文化之偏至，这里的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都只能成为文化偏执。其次，历史是发展和开放的，因为自然和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发展和开放的。实际上人类历史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而这正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所在。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中出现了与第一次原创文化有质的不同的文化因素。现代科学和技术，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民主宪政制度，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等等，都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文化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人类的第二次精神自觉。与第一阶段的原创文化不同的是，首先它从一开始就有第一阶段的精神智慧可资借鉴，作为它的精神向导。其次，起源于西方的这种新文化突破了西方地域界限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注定要超出自身成为全球性事件，从这一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和英法政治革命不是某个国家或者单纯西方的事件，而是发生在英法和西方的全人类事件，它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迟早必然都要面对的事情。
人类的新文化发源于西方，西方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起了领先和主导的作用，但是，当它一旦发生之后，因为这种文化本质上的世界性，历史已经不可能成为哪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了，特别是19世纪之后，随着世界的其他部分的觉醒、崛起和对世界历史的参与，人类真正进入一体化时代，中西方都共同面临原有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问题。在此意义上，1840年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不仅仅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场普通战争，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它乃是精神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是世界精神在其自身前进道路上的克服和升华，从中国当时的现实看，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是中国自觉参与世界历史的开端。我们的问题是，作为中国人，作为一个在人类第一个原创文化阶段有自己的独到创造的国家和民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人类的历史视野中重新认识世界和自我，天道和人性，达到一种新的合乎天命的精神自觉。这也是我们追溯历史，反思文化和原创文化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北京卓达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