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20世纪中国“卡里斯玛”型(charisma)文化人物。能有如此成就，与他的言论活动关系密切。在中国的言论史上，胡适很有分量。有论者认为胡适在报刊史、新闻史上算不上重量级人物，但在言论史上则是。从主编《竞业旬报》开始，他先后参与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甚至转移一时之风气报刊的创办、编辑，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论文》、《自由中国》等，是公共舆论中引人瞩目的重要发言人。
一、《竞业旬报》——“重要出发点”
胡适曾数次述说自己与《竞业旬报》的关系，其中最为详尽的当推《四十自述》中的回忆。此外，1931年在《我的信仰》一文中，胡适亦有一段不短的评述：1906年，我在中国公学同学中，有几位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名《竞业旬报》——达尔文学说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刊行。我被邀在创刊号撰稿。一年之后，我独自做编辑。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现行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话语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在我为这个杂志所著的许多论文内，我猛力攻击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异神道，兼持无神论。1953年1月7日，他在台北市“记者之家”作题为《报业的真精神》演讲，其中再度提道：我做学生时便开始办报，十六七岁主办《竞业旬报》(罗家伦先生最近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发现保存有该刊)，一个人包办整个篇幅，用了很多的假名。《竞业旬报》是竞业学会的会刊。竞业学会成立于1906年，由中国公学里一班热忱国家民族事业、趋向革命新潮的革命同志所组织，目的在于“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该学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即是筹办《竞业旬报》，其宗旨有四——“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对此，胡适认为“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该报创刊于1906年10月28日（旧历丙午年九月十一日），第一任主笔是傅君剑（号钝根），因是“旬报”，故确定“每月三期，逢一发行”，不过第10期后就断续出刊，1909年2月出至41期终刊。因为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其《发刊词》明确反对“务为艰深之文，陈过高之义”，决定提倡“国语”，以白话文刊行。
《竞业旬报》第1期即刊登了胡适生平的“第一篇白话文字”——《地理学》，署名“期自胜生”。从第24期（1908年8月17日出版）至第40期（1909年1月22日出版），胡适成为该报的编辑兼主笔，并且是“任职时间最长、文章最多的一位主笔”。在他实际主编的第24至第38期上，胡适“做了不少文字”，有时差不多做了“全期的文字”，几乎独自包办了绝大部分的栏目——“社说”、“时闻”、“词苑”、“时评”、“小说”、“谈丛”、“金玉良言”、“闻所闻录”等。胡适在该报上先后发表科学小品、报道性的文字、读书札记、传记作品、小说、古体诗词等共计15万余字。其中，一篇章回体的《真如岛》达2.3万余字，是他生平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意在“破除迷信，开通民智”。
对于《竞业旬报》的办报宗旨和个中甘苦，胡适在第37期《本报周年之大纪念》一文中有过如下倾吐：
同胞，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报呢？难道我们想赚钱吗？难道我们想得名誉吗？你想我们离了父母兄弟，来到这里，辛辛苦苦，口敝舌焦，弄一个报馆，出了几十期的报，也不知折了多多少少的资本（看官这是良心话），赔钱的赔钱，劳力的劳力，劳心的劳心，利在那里呢？你再想我们弄这个报，话说激烈了，要砍头，要平墓，要坐监牢；说腐败了，又要受天下人的骂，名在何处呢？总而言之，我们的心，都只为，眼见那时势的危险，国民的愚暗，心中又怕，又急，又可恨，又可怜，万不得已，才来办这个报。宁可赔钱，宁可劳心劳力，所为何来？唉！我们的宗旨，是要望我们同胞：第一、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第二、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第三、要爱我们的祖国。第四、要讲道德。第五，要有独立的精神。
胡适为《竞业旬报》撰稿大抵便是从上述五点期望去构思设想，在破除野蛮迷信思想、进行社会政治批判、伦理家庭人格自治等诸多方面，以通俗浅易的文字乐此不疲地谈论、研究鬼神问题、缠足问题、教育问题、爱国问题、继承问题等，几乎囊括了他后来所谈论的所有社会问题。《竞业旬报》本为一个学校社团的刊物，其发行主要限于上海；不过在胡适等的努力之下，该刊因进步思想与白话文形式的和谐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曾在全国51个大中小城市设立代办处（固定的销售点）；它的寿命也比《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和《国民白话日报》等同时期的白话报刊要长。
《竞业旬报》的撰稿、主编经历对胡适影响甚巨，他本人曾对此有过颇为详细的“夫子自道”：
这段文字（注：《地理学》一文中“地球是圆的”论述）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笑我的文字浅显……
这几十期《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晰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对宗教迷信的思想……
这种夸大的口气，出在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的笔下，未免叫人读了冷笑。但我现在回看我在那时代的见解，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在一般在抽象名词里翻筋头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愧。
《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根本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概言之，形成于《竞业旬报》时期“浅显清楚”的文风，成为胡适撰文的基本特征。胡适后来的诸多观念亦萌芽于此，譬如“社会不朽论”等，呈现出“小荷已露尖尖角”的状态。在此期间，胡适还养成了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习惯，这一习惯在他此后数十年的文字生涯中都未曾被放弃。在傅君剑的慧眼赏识之下，胡适努力写诗，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26首古体诗词，成为蜚声中国公学全校的“少年诗人”，这对他后来的学问方向以及事业性质影响深远。《竞业旬报》真可谓胡适的“重要出发点”，能称之为其“思想之胚芽，文笔之摇篮”。
二、《新青年》——自此“暴得大名”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一封信函中曾述：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沈性仁为陶孟和的夫人，时为《努力周报》编辑人员。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胡适应邀题辞，他写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才出发的。胡适评价很高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创办并主编。1916年9月1日出至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面貌日渐清晰。1917年2月，第2卷的最后一期出版时，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3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次年1月，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周树人、周作人等人组成编委会，并轮流担任编辑。1920年1月，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往上海。当编辑工作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负责后，该刊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从第8卷第6号起，《新青年》移至广州出版，1922年7月出满9卷后休刊。1923年6月改以季刊形式出版，直至1926年7月25日休刊。学者陈平原认为：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主张“仅限于前9卷”。
《新青年》之于胡适意义显著。1917年7月，留美7年的胡适方才归国。但在此前数月，作为一个尚在遥远异国的留学生，胡适已因其在《新青年》上的言论引起广泛关注，在国内知识界、思想界“暴得大名”。二者的文字因缘始自《决斗》一文。1915年10月6日，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将《青年杂志》第1号寄给胡适，并代为约稿。12月13日，汪氏续寄递第2、第3号，再次转达陈独秀盼胡适来稿的殷切心情。1916年2月3日，胡适将新译俄国作家库普林（Kuprin Aleksandr Ivanovich，1870-1938）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同时附信一封，陈述自己对《青年杂志》所载译文的意见：“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对于胡适的意见，陈氏非常重视，于8月13日复信表示：“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
胡适“暴得大名”主要是因首倡“文学革命”。1916年8月21日，他致信陈独秀，该信载于2卷2号《新青年》“通信”栏目。在此信中，胡适提出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八事”。前“五事”是指“形式上的革命”——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后“三事”则是“精神上的革命”——“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须言之有物”。陈独秀于1916年10月5日复信——在肯定“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后，要求胡适“赐以所写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全书相关注释照此处理。）响应陈独秀的召唤，胡适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1917年1月出版的2卷5号。胡适在该文中温和地提出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该文刊出之后，反响强烈，“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北京大学一校之内便有两位教授对之极为重视。其一则为陈独秀本人。另一位则是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陈独秀深知此文意义重大，故在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文中明白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蕴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此后，有关文学革命的激烈讨论，基本上皆围绕胡适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