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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多因素合力下的思想生成理路(3)

2.澄衷学堂的经历(1905—1906)

1905年初,因二哥的私人关系,胡适进入更加有名的私立学校——澄衷学堂。该校一共有十二班,其时未有规定严格的学制,只是将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之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直到西六斋——“用现在的名称来分,可算前六班为中学,其余六班为小学”。澄衷管理严格、考试认真,并且“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以学生的能力作为升班标准。胡适初入之时,因英文、算学的程度太低,胡适被编在东三斋(第五班)。后因考试成绩常居首位,“一年升了4班”——1905年下半年便升入东二斋(第三班);1906年更升入西一斋(第二班)。

相较梅溪学堂,澄衷的学科“比较完全多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2000年夏发现的胡适“澄衷学堂日记”中存有一份课表:1906年上半年西一斋的42个课时中,英文15课时,占35.7%;算术6课时,占14%;物理2课时,占4.7%;历史5课时,占11.9%;图画2课时,占4.7%;体操3课时,占7.1%;伦理1课时,占2.3%;作文2课时,占4.7%;读文2课时,占4.7%;唱歌1课时,占2.3%。有论者将之与严格按清廷规定行事的1908年安徽省中学堂课程表相比,指出:无疑这是一个西化倾向明显的课时安排,虽不能与教会兴办学校相提并论,却与旧式学堂已有较大区别。因而,胡适在澄衷学堂虽只待了一年半,不过收获甚大——“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之外,更体现于社科新知的汲取与自治能力的培养。

澄衷学堂的教师积极引导学生接触社会新思潮。其中,国文教员杨千里对胡适“影响最大”,他很鼓励胡适,在其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胡明先生对此曾有评价:“这四个字没想到后来竟几乎成了胡适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并几乎又成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胡适’这个名字的象征,这四个字像火炬一样照彻了胡适几十年间前进的路和站着的姿态。”

杨千里将吴汝纶删节的《天演论》作为学生读本,胡适自言“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杨千里还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作文题。他极为欣赏胡适的习作,认为“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并“赏制钱两百,以示奖励”。《天演论》译自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当时风行全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最富时代感召力的词汇,“胡适”这一名字亦是源自于此。虽然当时读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刚刚14岁的胡适或许亦不能真正理解《天演论》,但思想受其影响则是不可否认之事。此外,胡时在课余还读了严复所译的《群己权界论》,此书译自密尔的《论自由》,后来成为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重要资源。

相较而言,胡适受梁启超影响更大,因为“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而“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除了课余阅读,梁启超的著述还成为胡适的国文教材。1906年3月31日日记中,胡适记道:杨千里根据国文程度,将西一斋的学生分为三组:甲组胡适等4人“读饮冰室文”;乙组10人“读粹化新编”;丙组8人“读春风馆国文教科书”。5月31日,他又记道:“今日上课适杨师有喉病,故国文科无工课,看《新民丛报》之《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篇,心大感动不自已。”

1931年,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表示:“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指出:梁启超在1902至1903年间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中还明白提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革命口号,虽然梁氏自己后来放弃这一主张,但是“许多青年人却冲上前去,不肯缩回来了”。在胡适看来,《新民说》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了“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即: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的确,《新民说》的中心旨在厘定现代国民的人格理想,文中对理想人格所作的实质定义,掺杂许多西方价值标准,已非儒家圣贤君子观念所能限定。梁氏以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写来,自然直指人心、传诵一时。对此,胡适评道:“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新民说》诸篇为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从梁启超的通俗文字中,胡适自述“渐略得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尔(Descartes)、卢梭(Rousseau)、边沁(Bentham)、康德(Kant)、达尔文(Darwin)等诸泰西思想家”。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亦为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梁氏将中国学术思想分为七个时代,胡适认为:当时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不过,梁氏的这部著作残缺不全,“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胡适“眼巴巴的望了几年”之后,失望之余忽发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虽不敢告诉人,他“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开始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这一点野心”终成胡适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习得社会人文及自然科学新知以外,求学澄衷时期,胡适的参与意识得以形成、自治能力得以培养。这实为其日后积极进行言论活动之先声。

胡适自幼“久处妇人社会”,因而内向拘谨,乃至离乡赴沪之时仍“见人辄面红耳赤,一揖之外而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直到入澄衷后,“始稍得朋友之乐”;在澄衷的第二年,则“已敢结会演说”,他自言这是“投身社会之始”。

据胡适《学界用丙午年自治日记》所记,在1906年上半年五个多月中,他发起或参与“阅书会”、“自治会”、“集益会”、“理化研究会”,“讲书会”、“算术研究会”、“运动会”、“学艺会”等多种学生自治性组织。对此,澄衷校方及教师积极予以襄助。譬如:3月18日,胡适“与余君及赵君敬承等议,拟发起一阅书社,赞者颇多”。3月20日,阅书社章程通过后,即获总教习白振民赞成,“允以故算学三斋地假为社所并允以本校藏书相助”。3月23日,西一斋“集益会”开第五次常会,杨千里和算术教员郁耀卿应邀演讲。杨氏强调“一会之成立与否,在众会员程度之高下,不仅在一二职员”。郁氏则述演说之道,告诫学生“不得肆口谩骂”,胡适认为这“尤为切中当今新党少年之弊”。5月23日,白振民为学生组织的“运动会”捐四洋元的经费。6月10日,学生理化研究会开比赛会,与校外同类组织“比较一切,是日堂董校长俱诣会,给奖鼓励甚盛也”。

在积极组织参与之中,胡适的议事、演说诸能力皆得以提高。

诸如:4月8日,“自治会开第四次常会,予宣告会事已,复提议‘每人各备一册,半以记己过,并以规人过’一事,蒙会众赞成,遂实行。是日全斋同学相继演说,极一时之盛云。”4月28日,胡适为西四斋的学弟们所开的讲书会,演说“友爱之真义”等。4月29日,胡适于本斋自治会第五次集会上,演说“释治字之义”等,并于演说之后以18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自治会会长。5月31日,自治会又开会,胡适演说“慎独”和“交际之要素”。

托克维尔游历北美大陆之时观察到美国人热衷结社,曾敏锐地指出:“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而“结社”则“能够创造这种作用”。的确,澄衷这段初级层次的“结社”经历,让胡适在任事之中得以自我完善,有利于其成长为一个关怀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

担任西一斋班长的胡适,因一位同学被开除之事向学校当局抗议,被“悬牌责备”、“记大过一次”后,于是“颇感不平”地离开澄衷,转考进其时新办不久的中国公学。

3.中国公学的经历(1906—1909)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徇清廷要求,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严格限定中国留日学生入学资格,力谋加强对当时人数日益增多、革命倾向日趋强烈的中国留学生的管束。规则颁布之后,顿时群情激奋,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随之掀起。12月8日,《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湖南人陈天华,投海自杀,勉励国人努力救国。一时人心大为震动,于是大批学生回国。

归国之后,他们“主张在国内办一个公立的大学”。12月中旬,经十三省代表的全体会决议,定名为“中国公学”。1906年春正式开学,其时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逐渐松懈,许多官费学生回日本复学;而“上海那时还是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社会视“洋装剪发”自办学校的少年人为“怪物”,政府官吏则“疑心他们是革命党”。因而捐助很少,学校难以为继,开学不足月半便陷入绝境。

公学的总干事姚弘业激于义愤,于3月12日投江自杀,在遗书中表示“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之后,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与同情,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方才能立住脚。

胡适当时也是“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后在《竞业旬报》上还作了一篇长文《姚烈士传略》,从16期连载至26期。胡适投考中国公学之时,国文题为《言志》,他的考卷大受总教习马君武的赏识。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及革命史上,中国公学较为特殊。如同1929年胡适撰写校史时的总结:当日中国公学,第一“可算是全国人的公共学校”;第二“是革命运动机关”;第三其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不过该校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很不费气力”。在澄衷时,胡适对于算学最感兴趣,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偷点蜡烛演算习题。在中国公学里,他则由作诗而开始走上“文学史学的路”,这决定了其“一生的命运”。因此,相较澄衷学堂,就读中国公学时期,胡适在学问方面的增益虽不突出;但是参与意识则得到进一步较为充分的发展。

由留日学生创办的中国公学,富有浓厚革命气息。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包括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在校看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是最方便的,放暑假年假时,许多同学还将《民报》缝在枕头中带回内地去传阅;学校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有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是干革命或搞暗杀去了。校中同学们都年长甚多,年纪不相上下的只有数人,因此胡适的心理加速成熟——“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

胡适在与革命关联甚深的中国公学待了三年多,虽然“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但是浸润于此,胡适难免不受影响。1952年12月23日,在台北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的演讲中,他即指出:“我当时年纪很轻,是同学们中的‘子供’(注:日语小孩之意),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但我却时常为学校的刊物写文章;同时,也多少为革命尽点微劳。”这份刊物便是《竞业旬报》,为胡适输出思想和学识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如前所述成为其“重要出发点”。

中国公学成立之时,由于创办之人都有革命思想,便拟在该校施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胡适将之称做“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试验”。当时全校的组织分为“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包括教务、庶务、斋务干事,有一定的任期,皆由评议部推举并对其负责。评议部则由班长和室长组成,有弹劾和监督职员之权。评议会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直到点名熄灯方才散会。对此,胡适指出:“这种训练是有益的。我年纪太小,第一年不够资格当评议员,有时在门外听听他们的辩论,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所以,他曾感叹:“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自己是个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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