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变与曲折（1966年～1978年）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动乱、一场浩劫，国民经济、国家建设遭受了巨大损失。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播音工作不可以避免地受到冲击，“文革”期间播音工作被视为专政工具，播音内容被严格管制，播音创作被全面压制，播音风格被严重扭曲。“文革”期间的播音忽视受众，语气绝对化、盛气凌人，在客观上形成了“高、平、空”，即调门儿高、语气平淡、内容空洞的“播音八股”和从上往下以势压人的官腔形态。“文革”后期，“高调门儿”、“喊叫式”的播音虽然有所纠正，但是仍然让人感到“冷、僵、远”。在“文革”偏激、畸形、强压的政治环境中，播音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被强制整齐划一，偏离事实、充斥高调，从根本上违背了艺术创作的丰富性和个性化的规律，也从艺术思想上扰乱了此前播音创作的活跃局面。
尽管在“文革”期间，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损失惨重，但主流意识形态却始终在潜藏、涌动，全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过，人民群众始终对祖国的安定团结充满渴望，对幸福美满的生活充满期待，对真理正义勇敢坚持，对真假善恶立场鲜明。在全体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广播电视事业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进展，“文革”中的播音创作同样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播音创作的精华，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一些文学类、文艺类的作品因为不涉及太多的政治问题，给播音员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播音员用真实、客观、自然、亲切的语言，传递出了作品原有的文学性和美感。齐越播出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铁城播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徐曼播出的《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不仅是“文革”时期逆境中的播音佳作，也是整个播音史上通讯创作的经典之作。正是这些优秀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动乱之中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能量，看到了坚持文化传统与精神立场的播音创作者的人格魅力，正是有了这些人们，新中国播音创作传统才得以在畸形的年代存亡继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三篇通讯之所以能感天动地，首先是建立在文章所叙述的人物身上，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本身就很能打动人心，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民族精神具有典型代表意义，是跨越时代、超越国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三篇通讯的创作都非常精彩感人，基本上都没有过多地涉及阶级斗争的因素，而是采用各种创作手法如倒叙、插叙等，描写英雄人物感人的事迹，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成为文章的点睛之笔。更重要的是，在这三篇通讯的创作中，创作者是带着自己的生存困惑和意识去关注历史，关注生活，关注人物，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出了积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齐越、铁城、徐曼既抓住了先进人物身上的感人事迹的共同点，情真意切、情声和谐，又突出了每个人物的不同：焦裕禄的深情关爱、王进喜的激情豪迈、李月华的温情细腻，他们用声音塑造了鲜明又独立的不同人物形象。在创作方式上，三个人的风格又各不相同，齐越展现出了“错彩镂金”的成熟风范，铁城展现出“雄浑刚健”的磅礴气势，而徐曼则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展现出了“出水芙蓉”般的人文关怀。尽管这三篇通讯不可避免地带有“文革”的时代痕迹，尤其是评论语言多带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气息，播音中“高、硬、亮、冲”的“文革”特征也不可避免，但这三篇通讯奠定了人物通讯播音的基础，创作者在场景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的处理中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实例和宝贵的专业典范；同时，在新闻性通讯节目区别于文学节目的播音创作上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播音创作样式。
“文革”结束以后，国家经历了一段恢复调整期，各项事业慢慢开始恢复生气。播音创作逐渐摆脱政治专政工具的局限，把视野投向整个社会生活，对“人”自身的关注逐渐凸显出来。播音创作开始“降调”，体现出创作观念的逐渐变化，大家开始意识到播音工作不仅要为政治、为国家服务，还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必须要有和人民群众平视的心理定位。1977年9月，高考制度恢复。从77级开始，播音专业改为四年制本科培养，播音教育回到了比较正常的道路上，播音理论建设在1977年以后广泛开展起来，并不断总结“文革”时期播音创作的成败得失。
四、恢复与发展（1978年～1989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为我国广播电视宣传注入了生命力，人们重新开始追求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解放思想，宣传工作中极“左”的思想得到纠正，失实夸张的报道得到改观，广播电视回归到用客观事实去说服、教育和鼓舞人民，追求新闻真实性的轨道上。
在战争年代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是播音创作的总体基调，新的历史时期，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新的形势要求广大广播电视播音工作者必须思考“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播音风格，树立什么样的播音员形象”的问题。1981年，全国播音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了“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口号。1982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左漠野指出，我们的新闻播音“缺乏中兴时期的活力”，必须改进新闻播音，要加快节奏，每条新闻之间要衔接紧凑，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的活力，他提出播音要“清晰、活泼、朴实、流畅”。1983年，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除了发布政令、宣读重要报告、讲话，广播要像知心朋友一样同听众亲切谈话。亲切不等于轻浮，庄重不等于古板。播音的速度要根据时代的节奏加以合理调整。”这些讲话都对改进播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由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开播，每天播送10次，每次15分钟。在节目中，徐曼甜而不腻、软而不嗲、轻而不飘、美而不妖的主持风格使人耳目一新。《空中之友》节目的播出标志着广播电视中一种新的节目形式——主持人节目的出现。主持人节目是在长期我国广播电视自身发展实践积累以及参考国外广播电视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节目形态，是广播电视改革的一个突破，是遵从广播电视规律的成果，它的出现打破了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固有模式，给广播电视宣传带来了新的活力。这种受人欢迎的节目样式一出现，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来，从此我国自己的节目主持人出现在大家面前。主持人的特点是，以个人的身份相对固定地出现在节目中，使用第一人称“我”直接和听众面对面地谈话交流，为听众服务。他既不同于新闻播音员，也不是单纯的编辑和记者，他必须或多或少地参与节目的编辑、制作过程，充分理解节目的意图和内容安排，灵活地掌握节目的进行。在这里，主持人不仅是把文字语言转换成有声语言的执行者，也是文字语言创作的参与者，在节目中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节目的需要，在保证政治导向和宣传效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即兴发挥。1986年12月15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二台正式更名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并采用主持人串联直播的大板块节目形态开始播音，让听众参与到节目中，和听众平等交流，改变了过去带说教色彩的传播模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主持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了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功能，使整个广播电视宣传方式发生了变化，开拓了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丰富了广播电视为人民服务的内容。随着“珠江模式”在全国的广泛推广，我国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创作又一次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广播电视改革开始向着整体全面过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80年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生的最大变化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上。从摒弃“阶级斗争工具论”到继承发展“喉舌论”，中国新闻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新闻媒介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下情互达，不仅要坚持党性原则，还要坚持人民性、群众性原则，对党和人民负责。广播电视应该是人民群众的知心朋友，播音员应该是听众的知音。从时代风格上讲，与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不同，改革开放时期的播音对受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庄重大方、真诚朴实，这种风格在视听结合、声画同步、神形兼备的电视媒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五、成熟与突破（1990年～1999年）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广播电视改革放缓了脚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主要任务。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在坚持党性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出现了活泼生动的局面，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十年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不断活跃，广播电视传输技术、制作方式、经营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播电视越来越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生活。
1995年，中央提出文艺创作“三贴近”的口号，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成了广播电视创作的素材，新闻、教育、文艺、体育、服务、知识等多种类型的节目丰富多彩、无所不包，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文艺、绘画、音乐、军事、农业、科技、戏曲等诸多方面，多元化的信息让受众目不暇接。在注重广泛性的同时，广播电视传播内容也越来越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这种贴近性带来的是受众的心理共鸣以及传播效果的提升。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关乎民生、民情、民意的社会动向，便民、利民、惠民的政策举措都成了广播电视关注的内容，介绍各种生活小常识、小窍门儿的生活服务类节目以及报道百姓身边小事、家长里短的民生新闻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此外，还出现了大量以特定人群为收视群体的贴近需求、服务到人的对象性节目，如老年节目、青年节目、儿童节目、妇女节目等。1997年7月1日，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开播，综艺类节目中更时尚、更活跃的娱乐主持人出现。此后，娱乐节目在全国异军突起，掀起了一股“快乐旋风”。
节目内容和节目形态的变化，使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庄重大方、真诚朴实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贴近生活、亲切自然的色彩，对象感更明确、交流感更强烈，与受众的距离更接近，给人以清新流畅之感。谈话式的播音语言样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节目当中，这种方式“不仅吸收了播讲方式的吐字准确、规整，富于音乐性的长处，也吸收了口语中的亲切自然和机敏灵活等长处。这种播音语言流畅，语句松紧变化较多，吐字力度不大，但颗粒较清晰，轻巧灵活”。广播电视语言进一步和人民群众“亲密接触”，表达亲切生动、灵活自然，交流感强的播音语言样态在各种访谈节目、对话节目、现场报道以及主持人节目中得到广泛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