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互惠·共生：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谋求东亚地区的合作
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教授 区建英
本书以中日国际研讨会“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为基础编辑而成。本次中日国际研讨会由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主办，新潟县和新潟市政府为协办单位，于2008年7月12～13日在新潟中央区新潟国际情报大学举行。我们从友好协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邀请了10名学者与会，新潟县及其他地区大约有130名参加者出席，会上进行了内容丰富的讲演和热烈的讨论。
这次国际研讨会，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情报文化学部在经历了过去8年国际教育交流的基础上迈出的一步新的尝试。早在1999年12月，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情报文化学部长、日本的著名记者石川真澄先生（已故）带领教职员一行访问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那次访问中，石川先生以“东亚各国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为题作了讲演，并提出了以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交流为目的的派遣留学构想。这一构想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共鸣。2000年4月，双方缔结了友好交流协定，同年9月，新潟国际情报大学便开始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派遣短期留学生，2001年，这项制度被固定下来。
派遣留学制度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参加过留学的日本学生的家长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日本学生在北京生活半年，不仅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社会文化，而且能有机会与中国学生广泛交流，并与当地市民接触。通过留学，日本学生与同时代的中国学生和市民结下了友谊，这一经历所产生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期间，尽管中日关系出现一些波折，但参加过派遣留学的日本学生实地感受了中国人的温暖和友谊，他们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了日本的朋友，发挥了中日友好的民间桥梁作用。在这8年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试图将国际教育交流提升为国际学术交流，于是策划举办了这次中日国际研讨会。
在此，我作为本会的策划和实施的负责人之一，全面介绍一下这次中日国际研讨会的整体情况。
本次中日国际研讨会选择“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为题目，是为了继承1999年石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作的关于东亚各国关系的讲演的初衷。同时，为了发挥双方教员专业方面所具的多样性，我们尽量考虑把这些多样性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历史学领域有造诣，而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学者则在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有造诣。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回顾历史与探讨近现代问题同时收入视野，分成3个专题。第1专题是“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东亚地区交流”；第2专题是“近代西洋殖民主义的冲击和东亚各国的关系变化”；第3专题是“冷战与冷战后的东亚地区交流”，最后一节设置了综合讨论，以展开跨学科的交流。
本会既重视学术性，又考虑到了启蒙性和本课题的实践性。大会专门安排了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校长平山征夫先生作特别讲演，因为平山先生曾经12年连任新潟县知事，为推进“东北亚经济圈构想”作了很多贡献，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研讨会不单在专业学者之间进行，而且对一般的学生和市民公开。因之，它既是一场国际学术交流，又兼具民间交流的意义。
第1专题在回顾历史上的交流经验、寻求智慧资源的意义上，首先把儒学作为东亚地区共有的传统之一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涛教授在报告中谈到，起源于中国的儒学传入日本和朝鲜后得到了更生、创新，又还流回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张昭军教授在报告中谈了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的儒学的多样性以及相互影响和共有，分析了儒学在面对当今全球化和生态危机时能发挥的“和谐共生”的智慧。话题还涉及到与中亚、西亚的交流，王东平教授提出了一个异文明相融合的成功范例，讲述了穆斯林通过与中国国内的民族相互交流形成了回族，在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同时，又向中国传播了阿拉伯、波斯、中亚的文化。在对这些报告的评议中，杨共乐教授把东亚交流的历史经验归结为文化的独自性、多样性，和通过开放交流形成的文明发展。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高桥正树教授则从东南亚的角度，回顾过去的册封体制，从中找出“中华世界”分权型的国内及国际秩序的模式，为克服近代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剥削与强权统治的政治秩序提示了一种方式。
第2专题把焦点移到近代，就近代西洋殖民主义的冲击及其影响下东亚各国的关系变化进行了研讨。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越智敏夫教授在报告中，讲述了西欧国民国家形成中的殖民地争夺，分析了模仿西欧的日本近代化方式，还提出必须注重考察亚洲各国民众对近代化的自发意识和反抗意识。吉泽文寿准教授在报告中，分析了由警察力和军事力支撑的暴力装置——这个日本殖民地统治的特征，并提议加强被压迫者的团结合作，包括被侵略地区的人民与同样受到战争伤害的日本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开玺教授在报告中，论述了中国“人臣无外交”的传统在与近代西洋各国的交往中发生了冲突，促使中国外交向近代模式转变。史革新教授在报告中，则讲述了以甲午战争清朝的失败为契机，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正如“东学”一语所象征的那样，出现了向日本学习近代化的思潮，分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在对这些报告的评议中，孙燕京教授归纳了两国学者在观点和理论上的差异，并结合殖民主义的问题，对以西洋为基准的近代化概念和发展模式表示了疑问。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小山田纪子教授，论及了日本视为榜样的西欧国民国家的殖民地掠夺，并指出在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以后，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
第3专题把研讨的焦点移到了冷战和冷战以后的世界，就历史认识、经济协作、国际关系等在东亚诸国形成对立的重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首先，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小林元裕准教授在报告中，就今日东亚诸国对立的要因之一的历史认识问题作了论述，把1980年以来的对战后民主化改革后的历史教科书的抵制和“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所引发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归结为对“家永三郎教科书审判”的反弹现象，主张应当对“家永教科书审判”的作用给予积极评价。北京师范大学的郑林副教授在报告中，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与东亚各国的历史教育交流中与日本的交流进行得最多，并分析了其成果和不足。然后，会议就后冷战时期的经济协作和国际关系作了探讨。李志英教授在报告中谈到，随着冷战结束后中日经济交流的发展，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都越喊越高，但实际上在两国的经济协作中，互惠的部分比竞争的部分更多，日本加入中国的市场竞争是有利的。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小泽治子教授在报告中，分析了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动向，否定了冷战复燃的可能性，并对如何克服冷战思维提出了具有方向性的建议。在对这些报告的评议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唐利国讲师指出中日近代化比较中的成败论的问题，并提议确立一种承认多样发展模式的崭新的协作关系。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安藤润准教授则就中日经济协作进行了评议，对日本企业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活动是否会给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造成经济差距的扩大表示了忧虑。
大会的综合讨论部分是对大会的整体总结，首先由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臼井阳一郎教授作了以“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欧洲的经验”为题的综合发言，他讲述了欧洲在地区协作方面的经验，并对“东亚地区主义”进行了展望，暗示了构筑一个立足于普世的国际法原则的东亚区域管理的想法。然后，在大会发言者与听众进行的质疑答辩中，围绕经济差距问题、环境问题等展开了讨论。最后，本次国际研讨会归结出以下共同认识：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制度和近代化的多样性，在“信赖·互惠·共生”的共识下谋求东亚的地区协作。
由于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发言者在专业上涉及的领域广泛，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而且中日学者在研究角度和观点上也有歧异，所以在研讨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例如，围绕儒学是否也包含批判权力的因素进行讨论时，日本学者所指的是包括近代国家的国家权力在内的权力，而中国学者所说的主要是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围绕把握近代化的方法进行讨论时，日本学者把殖民主义和国家权力的问题都看作是近代化的内在问题，表示了对近代化本身的批判态度，而中国学者在对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同时，又对近代化本身表示了基本的肯定。围绕日本企业的投资与贫富差距问题进行讨论时，日本学者担心日本企业的投资会扩大日本国内或中国国内的经济差距，而中国学者则注目于日本企业的投资所带来的中日两国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读者在本书前半的研讨会部分也能感觉出这些交错点。发生这种交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将有助于相互吸收并扩大视野。
研讨会还与听众进行了质疑答辩，这反映了日本民众对大会的关心。在编辑本书时由于篇幅关系，这些质疑答辩大部分不得不割舍了。这里仅举一例，有听众对“东学”一词表示了反对，指出如果用“东学”一词，就会与朝鲜在甲午战前出现的“东学之乱”或“东学党之乱”混同，希望报告者取消这个用语。这也许是因为其不知道近代中国曾在不同于朝鲜“东学”的意义上使用过“东学”这个用语。这个反应也说明了当今的日本人一般不了解这段历史，即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曾把日本研究西洋的成果和日本的近代化经验作为“东学”进行过热心的学习。我们能通过公开的国际研讨会形式向日本民众传达这些历史知识，这也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收获。
最后，在中日国际研讨会及相关论文编辑成书之时，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给予的出版资助以及多方面的协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