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学者王本朝所指出的：论争重心不在概念的阐发上，而在于尽可能划定概念外延所能达到的最大“势力范围”。文学论争成了争“势力”、争“中心”、争夺确立新文学的规范。“所谓新文学规范，就是文学秩序与制度的建立，文学标准的设定，不容许芜杂的文学的生长，扰乱文学的秩序，它常以宏大、权威话语出现，将个人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文学之初期就已露端倪，并不断持续、发展下来，成为了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一种文学制度。”文学论争机制的建立不完全是文学范畴的事情，社会现实的压力，旧文学的潜滋暗长，使新文学不得不时时提防外界的围攻。一次次文学论争，最终通向了文学秩序的建立，社会欲望被内化于文学，在看似不经意间却建构了稳定的文学机制。
争夺理论主导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规范新文学，既然要建构新文学的规范，只限于口号论争还不够，需要从理论到创作再到批评都有一套具体的方案。先建立“话语优先权”，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树立文学“典范”，占有话语领地，然后推出创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语境中，创作与理论是否适合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
要全方位构建新文学的“规范”，仅有理论和创作显然不够，还需要将理论具体运用到对作品的实际批评之中，在这种批评实践中充分显示理论的权威性与创作的丰富性。从理论到创作再到文学批评，建立起自身严密的话语系统，文学理论与文学体制相互融合，新文学的规范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了。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约束引导机制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非常密切，正如布迪厄所说：“评论家通过他们对一种艺术的思考直接促进了作品的生产，这种艺术本身也加入了对艺术的思考；评论家同时也通过对一种劳动的思考促进了作品的生产，这种劳动总是包含了艺术家针对其自身的一种劳动。”通过对文学作品价值的阐释，文学批评实施着对文学生产的参与，直接影响到文学体制的建构。“艺术品要作为有价值的象征物存在，只有被人熟悉或得到承认，也就是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或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审美素养和能力对于了解和认可艺术品是必不可少的，作品科学不仅以作品的物质生产而且以作品价值也就是对作品价值信仰的生产为目标。”
一、文学研究会对文学批评的格外关注
文学研究会非常重视文学批评，这种关注无论在《文学旬刊》、《文学周报》的创办宗旨，还是《小说月报》及二者的相关栏目设置，以及用稿宗旨等方面都有极为鲜明的体现。
（一）办刊宗旨
《文学旬刊》是二十年代最重要的小型文学刊物，是与《小说月报》相互呼应的文学研究会刊物。与《小说月报》相比，它具有下列特点：第一，与作为文学研究会“代用月刊”的《小说月报》不同，它公开标明是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前者有时要受控于“商务”当局，例如在改变刊物名称、刊登广告、主编换人等方面，甚至有时在刊物内容方面，都受到制约；后者则不同，一开始就基本独立，可以比较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主张。第二，与前者是月刊相比，它的出版周期短，反应快。后来改为周刊，这一优势更为突出。因为有上述有利条件，该刊的批评性、战斗性的特点更鲜明，这也恰恰体现了《文学旬刊》的办刊宗旨和存在意义——一个在新文学规范的建立过程中，可以担当更便捷、有力的喉舌功能的刊物，弥补《小说月报》因为受制于“商务”当局而带来的种种不便。《小说月报》的受制于人与新文学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使得文学研究会诸公心急如焚，迫切需要这样一个注重批评的刊物载体来充分施展拳脚，在新文学的建设中取得优势地位，完成自己的新文学理想。
因此，《文学旬刊》强调批评性、战斗性的特点是众望所归的。正如1921年9月3日郑振铎致周作人信中说的：“《文学旬刊》要尽力从攻击方面做去”，因为现在“迷惑的人太多”，所以“急需这种激烈的药品”……
在刊物具体运行过程中，编辑一再宣称重点在于批评。如在1922年5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6期刊载的出版一年后有关内容变更的“今后之本刊”中，第一条就提到了“注重于批评”。
在第37期的“《最近的出产》栏的旨趣和态度”中，对这一思路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详细阐发。在文学研究会看来，当时的新文学运动，潜伏着两种危机：
第一是出版物太凌乱芜杂；第二是著作家和读书界隔离得太远。因为缺少健全的文学批评，所以创作坛和翻译坛不但不能显出一致的倾向，而且有许多走错了路头……我们总不能坐视着新文学作家重复走到反动的路上去，所以现在出版物的芜杂，实在是可忧的现象。除此以外，现在读书界，对于新的出版物，似乎都太冷漠。著作家和读书社会之间，隔着一重又高又厚的障壁——这障壁就是文艺的鉴赏力的薄弱……著作家和一般民众的隔膜，结果使新文学不能成为平民化，如果新诗和新小说只是供少数人阅读的，那便是新文学运动的破产宣告了。……《文学旬刊》特辟《最近的出产》一栏，就是要想纠正这两个缺点。我们在一方面想对于国内的文艺的产物，加一番严密的审查，使粗制滥造的货品，不致充塞于市场：这种任务就是“批评”。……所谓的“批评”本来是含有两重使命的：在一方面是指导著作家使遵守正当的途程，在一方面是指导读者，使充分了解作品的真价值。
由上可见，文学研究会在新文学运动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理智的心态，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对于或显现或潜伏着的各种危机势力了然于心——当时的新文坛不仅创作、翻译不尽如人意，而且因为读者文艺鉴赏力的薄弱，使得新文学难以真正实现平民化，而这些状况如果任由其泛滥，最终会葬送整个新文学运动。能够肩负起化解上述危机使命的只有健全的文学批评的培养——批评的消极功能是对不良作品进行尽力攻击，而“积极的任务，却在于抉发纯正作品的真价值，分析作者的思想性格，使读者对于纯正艺术有充分理解的机会”，从而实现规范作者创作、培养读者鉴赏能力的双重功效。
综上所述，对健全的文学批评的重视与培养不仅是新文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直接关系到文学研究会自身甚至整个新文学运动的生死存亡。认清这些前提，文学研究会对批评的推崇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在1922年12月1日《文学旬刊》第57期的《本刊启事》中提到将体例略加改订：所列十项中有四项与批评有关：“短评：凡本社同人及社外同志，对于文艺有所评论发为短言，均揭此栏；论文：同人深感文学原理与问题，以及吾国文学之整理，在现在极为切要。故关于此种研究的，讨论的文学，拟多登载……最近的出产：意在批评或介绍国内文艺的出版物；杂谈：收容断片的或一时的感想”，其对批评的重视可见一斑。
在1923年7月30日《文学》第81期的《本刊改革宣言》中，编者再次郑重提到：“对于‘敌’，我们保持严正的批评态度，对于‘友’，我们保持友谊的批评态度，我们竭力避免一切轻薄的非批评的态度。我们绝对不蹈以批评为工具，而用以发泄私愤或‘嫉妒之心’的卑鄙的恶习。”
北京王统照主编的《文学旬刊》也是奉行同样的宗旨。在1923年6月1日北京《文学旬刊》第1期上的《本刊的缘起及主张》中，对这一观点表述得很鲜明：
督促文学日有进步的工具，助需要批评的精神。批评不止是对于作品负有解释说明的义务；而且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作品有补充的见解与明嘹的批评，不惟大多的民众，不知甄别文学作品的优劣，而作者亦少有借鉴。更进一步说：在中国新文学这样柔弱的时代，无聊的通俗文学，尚在社会潜传其毒菌，对于文学视等游戏的观念，尚没有除尽，想努力于文学的人，不应只在阅读，只在创作，更须壁垒森严，想去锄划莠草。……我们不敢潜居于批评者的地位；我们也不敢以我们的见地为完全无误，但我们所以要在此灰色围城之中办这个旬刊，却是愿同努力于文学的朋友提携，愿为中国新文学尽些微贡献的力量，这便是本刊的缘起。在该文中，批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被再次提出，并且被加以强调。
此外，在《文学周报》和《文学》刊发的文章中，也一再申明同样的宗旨。如在第326期《文学周报》上，当时的编辑赵景深就这样呼吁：
我们在这儿诚意地希望诸位不相识和相识的朋友们多惠赐一些论文、批评、文艺杂感、文坛近讯等等。我们希望的文学周报渐渐能改为纯批评体的刊物。希望大家来织成这个梦境！这样，对于促进文学界的进步，和导引读书界的路径，大约总可以有些效力罢！《文学》第81期的《本刊改革宣言》也宣布着同样的办刊原则：本刊的态度与精神，仍与从前一样：我们低着头一步步的踏实的向前走去，同时并认清了我们的“敌”和“友”……对于“敌”，我们保持严正的批评的态度；对于“友”，我们保持友谊的批评态度。我们绝对不蹈以批评为工具，而用以发泄私愤或“嫉妒之心”的卑鄙的恶习……我们自己有多少力量，便尽多少力量，而对于一切不同的主张，我们也都愿意容纳，一切在同道路上走着的作家，我们也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二）版面支持
《文学旬刊》不仅将批评类的栏目“论文”等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还在常登的六类栏目之外开辟“书评”，用于批评新出或旧有的文学作品。
文学研究会不仅在办刊宗旨中强调批评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具体运作中，有着积极的体现：大量文学批评文章的发表不仅实践着文学研究会办刊之初的理论设想，而且在向着健全文学批评努力进发的道路上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文学旬刊》的“杂谈”、“创作坛杂评”、“最近的出产”等固定栏目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稳固的发表园地，该刊刊发的批评文章为数众多，既有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王统照的长篇评论《读〈毛诗复古录〉》等一些宏观评论，也有具体的作家评论，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批评论著，如〔日〕本间久雄《文学批评论》，〔美〕门肯《批评家的职务》，以及一些即将出版的本土作家创作集、国外作品集译本的序言，种类颇为丰富。应该说，文学研究会得以维系在新文学阵营的权威位置，有力对抗旧文学势力的重重反击，并且最终确立影响深远的新文学规范与价值体系，离不开这些重要发表基地的有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月报》虽然受制于“商务”当局，没有《文学旬刊》等刊物的自由犀利，但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也没有放弃这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阵地，而且尽最大可能地加以利用，在推出创作的同时，不忘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
首先，文学研究会的各种事务发布，大到《宣言》、《简章》、《会务报告》，小到成员之间的通信，都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其次，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其主要栏目基本上都被文学研究会成员把持，不仅“创作”方面如此，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批评更是如此。文学研究会的一些重要的宣言性或宗旨性的文章大都发表于《小说月报》上。如《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文艺的真实性》等，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观念与立场在此得到了充分阐释。为人生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刊物导向，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张是典型的启蒙文学观念的折射，而启蒙文学观念可以说是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以文学为中介建构自己的“现代性”面目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文学研究会这一整套完整的“现代文学”观念中，其申发途径有些来自于《小说月报》，有些来自于《文学旬刊》。相较之下，来自《小说月报》的，往往相对持重，立场相对平和；而来自《文学旬刊》的，则观点较为尖锐，态度比较激烈。茅盾曾就二者这种立场和表达上的差异，进行过这样的说明：
因《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而“商务”的老板最怕得罪人，我们对有些文艺上的问题，就不便在《小说月报》上畅所欲言。《文学旬刊》创刊时曾公开说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我们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就不必存什么顾忌了。
从文学研究会的角度讲，其回应现实的“现代性”立场在《文学旬刊》上的表述较之《小说月报》显然要激进、务实得多，但是不可否认，《小说月报》也的确在发挥着自己作为文学研究会重要基地的作用，只不过在表现方式上更为持重、平和而已。
如前所述，文学批评在参与文学生产，阐释文学价值，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和规范等方面意义重大，现代文学意义的生成离不开文学批评的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