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茅盾：大刀阔斧的改革者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茅盾在文学研究会群体中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在他接手《小说月报》时，该刊物已经有了十年的发展史，在民初的杂志中有相当的影响和地位，虽然一度刊载过不少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但总体而言，仍是一份颇有分量的文学刊物。它的革新，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的结果。改革这样一份刊物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充当这个“改革者”角色的，是已经有着数年编辑阅历且具备开阔视野的茅盾。
茅盾非常重视文学理论研究，将此视为由旧到新最本质的转变。他开辟了论评、研究、特载、创作讨论等理论研究栏目，将其与创作、译丛、杂载等置于同一位置。在引进理论研究过程中涉及思潮、流派、文学史研究、作家评传等，视野极为开阔。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导引下，他在《小说月报》的编辑过程中将对新文学的理解和理论建设不断进行修订，逐步发展完善。他编辑的《小说月报》也体现出了这种发展蜕变过程：编辑方针与体例都经历了由局部到系统、由混乱到规范，由旧到新的历程。除了理论上的大力引入和积极建设，茅盾还非常注重新文学创作。
他封存了鸳鸯蝴蝶派的稿件，全部采用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积极建设与新思想一致的文学形式，体现出新文学杂志改革者的可贵的文学自觉。纵观茅盾这一时期的编辑业绩，诚如叶圣陶所评价：“雁冰兄接办《小说月报》了，理论与作品并重，对于文学，认认真真做一番启蒙工作……我不说革新以后的《小说月报》怎样了不起，我只说自从《小说月报》革新以后，我国才有正式的文学杂志，而《小说月报》的革新是雁冰兄的劳绩”。反顾“改革者”的诸多成就，最为瞩目的当属他对现实主义的引入和介绍。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往往将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的艺术”观念视为现实主义思潮的代表，而其重要刊物《小说月报》更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阵营。但是在《小说月报》最初的《改革宣言》中却有这样的文字：“同人……故对于为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写实主义的文学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可见，在改革之初，《小说月报》并非以专门倡导写实主义为己任，而是历经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演变，与当时的主编茅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茅盾是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之一，也是向中国引进和介绍现实主义用力最勤的人之一。他是在五四前后登上中国文坛的，在五四之前就步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他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基本经历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虽然他最终以现实主义作家而著称于世，但在早年的文学经历中并不是先天地拒绝现实主义之外的东西。他既推崇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也主张过新浪漫主义。但随着个人理性气质和社会政治观念的形成，他最终走向了自然主义。《小说月报》全面革新前夕，受到进化论观念的影响，茅盾认为中国的文学发展应该走一个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的过程。他把自己所处的阶段确定为写实主义阶段。所以，在中国应该先从写实自然派介绍起，但提倡自然主义仅是一种前提，最终归属还是新浪漫主义。所以，他当时的态度为“大力地介绍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但又坚决地反对提倡它们。”
在20世纪20年代，正值茅盾文学思想的形成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混乱的时期，在提倡写实主义、表象主义和浪漫主义上，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游移。如他虽然将当时界定为写实主义时期，但很快就看到了写实主义的弊端：“写实主义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激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在同文中，他还说：“我们提倡写实主义一年多了，社会的恶根发露尽了，有什么反应呢？可知现在的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我们该并时走几条路，所以表象该提倡了。”正是出于这种对社会与文学的思考，他想用浪漫的理想来激起人们的热情，以便更好地拯救社会和民众。
他的这种文学观念，在主编的刊物上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如1921年7月号之前的《小说月报》，无论理论的阐释还是稿件编选，基本遵循“两无偏袒”的思路。如12卷1号至7号的重要栏目“论丛”中，不仅介绍了写实主义代表作家般生、伊本纳兹的研究文章，同时也介绍了王尔德等唯美主义作家的研究，在第7号上还以很长的篇幅刊登了海镜的《后期印象派与表现派》，介绍海外“新浪漫主义”的发展情况。关于文学创作的讨论及创作稿件的编选刊发也基本是各种风格并存，只要具备一定水准都予以发表，并非以现实主义为选稿的唯一标准。还以12卷7号为例，在“创作讨论”中刊发了瞿世英、沈雁冰、许地山、王世应等人的8篇关于文学创作的论文，观点各异，编辑者的开放胸襟可见一斑。
如果这种思路得以继续发展，他的文艺思想也许会改写。
但是他还是终止了这种发展势头，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方向，坚定地转向了现实主义。在他个人向现实主义转变过程中，周作人、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同人的观点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周启明先生去年秋给我一信……但周先生亦赞成以自然主义的技术药中国现代创作界的毛病……我目前的见解，以为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他……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技术上的长处。”
胡适也曾就写实主义与他交换过意见：“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所以能立住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作为五四前后文坛泰斗级人物，周作人、胡适的观点显然会对茅盾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体现在《小说月报》上，在稍后发表的《一年以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中，茅盾提出：“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再说一句现成话，现代文艺都不免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
身为编辑的茅盾在文艺观念上的转变直接体现在他所主持的刊物上。在1921年12月号上，他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刊发了晓风翻译的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结束了《小说月报》此前没有讨论自然主义的专门文章的历史。之后，又陆续编发了一些关于自然主义的文章，如谢六逸撰写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中的“自然主义时代”部分就提供了很多资料，茅盾本人也撰写了一批关于自然主义的介绍评论性的文章，向读者大力推介自然主义。他还在《小说月报》第13卷5、6号上发起了关于自然主义的论战，通过对读者关于自然主义的疑问进行解答，进一步扩大这种观念的影响广度与强度。
在1922年7月10号刊出的《小说月报》上，他将自己的长篇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放在头条位置予以推出，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需求层面出发全面阐释了倡导自然主义的必要性。在文中，他这样论述了自然主义与之前曾经力倡的新浪漫主义的关系：
我们的实际问题是怎样补救我们的弱点，自然主义能应这要求，就可以提倡自然主义。参茸虽是大补之品，却不是和每个病人都相宜的。新浪漫主义在理论上或许是现在最圆满的，但是给未经自然主义洗礼，也叼不到浪漫主义余光的中国现代文坛，简直是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彩色虽然甚美，瞽者却一毫受用不得。
在这里，出于现实考虑放弃新浪漫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的初衷体现得淋漓尽致。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决心：
但是文学者决不能离开了现实的人生，专去讴歌去描写将来的理想世界。我们心中不可不有一个将来社会的理想，而我们的题材却离不了现实的人生。我们不能抛开现代人的痛苦与需要，不为呼号，而只夸缥缈的空中楼阁，成了空想的浪漫主义者。并且如果我们不能明嘹现代人类的痛苦与需要是什么，则必不能指示人生到正确的将来的路径。而心中所怀的将来的社会的理想只是一帖不对症的药罢了。
专注于对客观现实生活的描写，是茅盾经过仔细选择后确定的最终方向，也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客观现实主义最显著的特色。他的“客观”，主要为：作家要用客观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并使用客观的手法在创作中达到对客观生活的真实的再现。
“客观”成了他全部文学理念的核心，在经过了对理想主义和主观色彩的探索后，茅盾又回到了写实主义道路上。
身为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先驱，茅盾对自然主义的大力提倡，无论在理论还是创作上都影响深远。如果没有他的理论剖析及《小说月报》的影响，客观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坛的存在状况都将改写。
（2）叶圣陶：宽容睿智的伯乐
郑振铎1927年5月21日因为避难赴欧洲游学，叶圣陶受托与徐调孚一起代编《小说月报》，叶负主要责任。关于叶圣陶代编的起止期限，学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一般都以叶圣陶的个人回忆为准：1927年6月《小说月报》18卷6期刊发郑振铎启事，18卷7号就由叶圣陶主编，直到1929年6月20卷6号为止，共两年24期。学者陈福康在专著《郑振铎论》中提出异议，他认为，郑—振铎1928年10月回国后就恢复了对该刊的编辑。
笔者经过对1929年1—6月份《小说月报》编辑风格的考察后，倾向认为，在此期间，郑振铎可能对刊物的编辑工作参与了意见，但具体编辑事宜仍由叶圣陶负责，因此，在具体论述时，本书仍然采用叶圣陶本人的观点。
在代编期间，他保持和发扬了《小说月报》的原有风格，如经常发表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和论文，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等。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特有的个人风格。
身为《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与茅盾、郑振铎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他是以一个作家的视角和标准在编辑《小说月报》。在他主编期间，刊物的文学性和趣味性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注重刊物的文学性，积极推出新的作家和作品，改革刊物的编辑体例，使其更趋于艺术化和标准化，是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最大的成就。
作为一名作家，叶圣陶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有更深的领悟和把握，在强调文学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社会使命时，始终没有放弃文学的标准，在他的《读〈柚子〉》《完成》《毫不》《法度》等文章中，深入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
在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不能脱离开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
叶圣陶接手编辑之时，正逢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严酷的社会环境直接影响到了文坛创作。许多已经成名的作家都被卷入革命失败的浪潮，或被捕入狱，或海外避难，或回到书斋，一时之间，曾经风光无限的新文学阵地显得落寞非常。如何维系新文学的发展，创作队伍建设成为首要问题，而在当时的环境中，后继力量的培养无疑成为再现文坛活力的当务之急，叶圣陶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种时代需求，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责。可以说，他特有的编辑风格正是时代需求与个人倾向共鸣的结果。
18卷第7号是他接手后的第1期，是名副其实的“创作专号”：没有任何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也没有翻译作品，而是清一色的文学创作，收入了胡也频、徐元度、刘一梦、何燕、高歌、戴菊农、梁州、刘枝等十余位新人的作品，这种没有论文，没有译品的状况在《小说月报》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叶圣陶在“卷首语”中强调文学创作需要认真的态度，而最深的根柢就在于“渗透全生活”，同时需要“一丝不苟，精密而又忠实的技工”。在阐释创作过程的要求时，他提出构思要讲究“法度”，反复酝酿，构思要深远，力求达到“无暇”的境界。
在同期的“最后一页”中，他更是号召作家们“提起你的笔，来写这个不同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同时直接表述了自己“兼容并蓄”的编辑态度：
编者决不是一架天平。天平能把东西称量得一丝一毫没有差错，而编者岂其伦呢。但编者对于惠示的许多文章，除了不能解悟的及质料同技术很次的，也曾勉力减轻关于习染、癖好等种种障蔽，只求它完成或接近完成就行。所以，这一本里所收各篇，态度同情调几乎各色各样，殊不同趋。好在《小说月报》本来是个“杂志”。
上述种种，无疑对当时的文坛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鼓舞作用。
为了寻找和发现优秀的文学作品，叶圣陶付出了大量心血。
丁玲的处女作《梦柯》，就是他从无数来稿中挑选出来，并指导作者进行修改后发表于《小说月报》头条的，接下来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三篇，也是经过他的悉心指点修改后，分别刊登在《小说月报》的头条位置上。巴金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也是被他偶然发现后得以发表，并亲自撰写连载预告，进行特别推荐。戴望舒的《雨巷》也是经他慧眼发掘并倾力推荐后才得以蜚声诗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