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学范畴中“现代性”的探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核心，但是，以往在谈论这一问题时，往往局限于文学主题的演变、新型人物的出现以及叙事方式、抒情手法的嬗变等方面，忽略了现代文学作品赖以成功问世的文学传播机制等问题。事实上，文学传播制度在文学现代性的诞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出版社的商业运作谋略、编辑者的立场与志趣、栏目的设置与导向、发行网络的规模，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文学发展的状况。
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报刊：现代传媒对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参与
文学报刊作为传播制度的主要载体，是现代文学的主要生产传播方式和渠道，与现代出版机构共同开启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流通和传播过程，代表着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直接影响或控制文学内容、题材和风格，参与文学思潮的形成和文学理论的设计，形成文学市场，推动作家职业化，促使文学读者的大众化，形成了文学的传播制度。现代文学传播制度随着清末报刊杂志与现代出版的出现而萌芽，成型于五四时期，20年代得到了长足发展。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新文学刊物的《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其他刊物《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一起，在以文学实现文化思想启蒙的编辑宗旨引导下，在报刊建设中对传播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推动。
报刊离不开编辑，编辑是读者、出版者之间的媒介，是作品进入出版、流通领域的中介，直接参与了文学的创作，从各个方面制约着现代文学的面貌。无论是编辑群体文化理想对期刊整体文学风格的影响，还是在此基础上，不同编辑个体文化风格的差异带来的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各种倾向，都有力地说明了编辑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文学研究会在现代文学期刊发展初期在编辑体制规范化方面的努力更值得肯定。
一、编辑主体的影响：参与文学的生产与传播
在整个文学运行机制中，“编辑”与刊物及刊物中的文学作品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因此，“编辑”就成为人们成功把握文学现代性发展脉络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编辑”一词最早见于《魏书·李琰传》，文中有“修撰国史，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辑”，意指对史实资料的整理。其后，唐初贞观年间史学家李延寿的《南史·刘苞传》中有言：“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筐箧盈满”。盛唐时期颜真卿《〈干禄字书〉序》提及“不撰庸虚，久思编辑”。上述资料中的“编辑”之意，主要指对现存书卷的整理、汇编、编订、辑录、辑补等。在报刊出现后，“编辑”的含义大为丰富，编辑活动涉及到与作品相关的策划、制作、组织等内容，成为一种“再创作”活动。编辑不仅以自身的立场、风格影响着文学期刊的宗旨与风格，而且在文学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连接作者与读者的重要“中介”作用，“是整个文学生产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是作者与读者、出版者与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中间人，是作品进入出版、流通环节的中介，是作者市场、读者市场间的沟通、引导者。”编辑连接着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连接着出版、发行、创作等环节。
文学研究会的编辑，作为现代文学生产体系中最早的“中介”之一，以《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等期刊为基地，对于现代文学初期创作的发展走向与繁荣，以及现代文学期刊编辑体制的规范与发展，扮演着重要的筚路蓝缕的角色。
（一）《新青年》对现代文学编辑体制的贡献
作为现代文学生产的重要“中介”，编辑活动不是随意的，而是拥有自己的体制和规范，编辑体制也是现代传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现代传播制度一样，编辑体制也是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
诚如业内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文本的生产方式和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了现代性特征，那么，“生产”文学文本的体制也就相应地拥有了现代品质。
作为整个文本生产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编辑是“生产”文本过程中当之无愧的主要“生产”者，因此，编辑思想的现代性诉求就成了中国现代编辑从事编辑活动的基本要义。
“‘现代性’是现代一个最抽象最深刻的层面，即价值观念层面。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的空间意识的开放性、颠覆传统、反省自我的反思意识批判性。”
文化问题归结到底就是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过程中，文化转型成为当务之急，而传播媒体的变革正是该转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五四时期，最能代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特征的，无疑非《新青年》莫属。
自创刊开始，现代性就成为《新青年》编辑基本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颠覆传统、重构现代的特征，在刊物宗旨中表现最为强烈。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公开提出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改弦更张”，“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他提出的“六义”标明了《新青年》的编辑宗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办刊目的是“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青年杂志》以青年教育为目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本志“以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本志宗旨，重在反抗舆论”。显然，《新青年》编辑宗旨所具有的开放精神、求实精神、进取精神和革命精神，正是《新青年》编辑思想现代性诉求的最集中表现。
在刊物内容上，《新青年》力倡反对封建旧观念旧道德，对儒家三纲五常孝忠节义等封建道德进行批判，提倡平等人权等新观念新道德，积极发起了文学革命和改良运动。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摩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随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之后，刘半农又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予以积极声援。在编辑实践中，鲁迅《狂人日记》等作品的发表不仅展现出白话文创作的实绩，而且在内容上积极揭露和抨击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上述努力充分体现出《新青年》在刊物内容的上创新精神和革命精神，具有强烈的现代诉求和时代进步意识。
不仅如此，《新青年》在刊物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首先积极推行白话文，“我们正好借这《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实验场”。从1918年1月第4卷第1期起，《新青年》全部改成白话文刊物，在当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到1920年，基本上确立了白话文在报刊的主导地位。不仅在语言符号上锐意创新，《新青年》还积极开创了我国现代期刊的媒体模式。自创办开始，《新青年》就采用了新颖的封面和醒目的目录，并设置了“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小说”、“传记”等固定栏目。
同时，“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后来又设立“读者论坛”，“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由上述业绩可见，无论编辑宗旨、编辑理念还是在内容形式上，《新青年》都表现出强烈的现代诉求。一方面，大胆批判和揭露传统文化的弊端，始终坚持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姿态；另一方面，大胆尝试和创造现代文化，积极构建现代文化。
为了实现上述文化诉求，陈独秀精心营造了一个强大的编辑阵营，经过一年的筹备，《新青年》自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起，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先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组成编辑部，轮流主持编辑工作；后扩大至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沈尹默九人组成编辑部，轮流主持编辑工作。
1919年1月，《新青年》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员组成，继续坚持实行轮流编辑制，1—6号的主编与编辑分别为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同时也吸收周作人、鲁迅参与编辑。
自1918年1月转型为同人刊物，到1922年7月休刊，《新青年》始终坚持主编轮替的制度，同人刊物的模式带来了丰沛的文化资源。《新青年》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主要是以一个个话题讨论的形式进行的，前所列举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文学革命的讨论等等众多话题，没有专家学者的参与是很难真正展开并深入的。学者专家的积极参与，不但为新文化运动营造了声势，而且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专业权威性，无形中提升了文化变革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此外，他们在一些领域的专业知识造诣也使文化运动由思想批判落实到实践层面，因而更具说服力。
如胡适在倡导白话文的同时，首先在《新青年》上使用白话文写诗；鲁迅最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小说；钱玄同、刘半农是文字学、音韵学专家，他们不但在改革中国文字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还为现代文的分段、标点符号的运用设计草案……以文学革命而言，如果没有这些开创性的成功实践，文学革命很难取得如此瞩目的成绩。对于《新青年》而言，这个编辑阵营带来的是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具有公信力的新思想、新理念。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卓越的编辑群体，《新青年》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同人刊物轮流主编的模式虽然有益于发挥编辑群体成员众多观点多元的文化优势，但也的确存在着过于松散以至刊物风格分歧过大等问题。
随着刊物影响力的增加，不同编辑之间的立场观点、价值取向的差异开始显现，矛盾逐渐升级。在《新青年》初创的“青年”期，为了多方吸引文化名流，不仅在创刊号上公开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而且答应了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但随着刊物声誉的确立，《新青年》开始逐渐加强了政治色彩，开设了《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等栏目，陈独秀于1918年7月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1月15日又开设了“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专栏。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将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编成了《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向读者鼎力推荐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研究》专号的问世，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自此，《新青年》逐渐过渡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载体。
1920年5月，陈独秀将《新青年》从北京迁回上海，亲任主编，《新青年》7卷6号被定位为《劳动节纪念号》，主要内容包括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机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李大钊的《MAYDAY运动史》。
《劳动节纪念号》还以大量的篇幅，刊载了全国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刊物定位已经明确由“思想启蒙”转为“参与政治救亡图存”。
1920年9月，上海《新青年》正式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新青年》8卷1号中，陈独秀通过《谈政治》一文正式宣示自己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立场，“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在此期间，《新青年》虽然继续刊发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北京大学编辑群同人的作品，但均属于作为“点缀”的诗文及小说，唱主角的已变成周佛海、陈公博、李季、李达等“左派”的论述以及有关苏俄文件的译介。自8卷1号起，《新青年》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编译苏俄革命和建设资料，发表列宁著作译文、列宁传略、列宁主要著作目录。至此，同人内部的思想分歧正式公开了。
对此，力主思想启蒙的编辑成员们只能寻求其他领地，胡适表明要另立门户，提出另办一份杂志，原因就在于“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汉译本”。钱玄同则干脆表示：“《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尽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