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信息资源被视为当代社会的第一战略资源。在这个变动频仍、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社会组织和个人都需要借助媒介信息来认识环境、理解社会、规划人生、采取行动。电视新闻媒介位居现代媒介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多层面的社会因素围绕这一中心，构成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系统。
正如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所认为，如果撇开环境，单纯、孤立地观察具体媒介，那么观察再细致，也无法理解当今社会大众传播系统的整体，任何媒介的产生和发展都深深地植根于一系列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之中。媒介生态的平衡，需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与媒介、受众之间的相互协调，否则媒介生态就会失衡，随之，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本书秉持普遍的媒介批评意识，透视转型期的中国电视新闻媒介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并对电视新闻媒介在外部生态因素显性和隐性的影响下所做出的反应（尤其是不良反应）进行监督、评判，做“社会守望者”的守望者，为媒介的良性运作提供理论促动力。
在对电视新闻媒介生态进行剖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各种生态因素与电视新闻媒介良性互动则媒介生态和谐、平衡，相反则阻滞、失序。
在政治生态因素与电视新闻媒介的关系上，我们看到：随着民主社会的成长，大众的主体意识增强，主流新闻早先那种居高临下的灌输、教化方式效果不再，就形成了政治生态因素与媒介报道间的失衡。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制度决定了传媒的体制及其报道机制，作为官方媒体的主流新闻媒介对政府存在政治依赖，因而在没有明令的前提下，即使抱残守缺，也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直到中央提出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要求，主流新闻的报道方式才明显改进——严格控制会议时长，改进编排方式，明显增大信息量，“三贴近”等等，这都有效地提升了新闻报道的实效，也得到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普遍肯定，政治生态由此改善。
在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灾难新闻的报道上，以往出于对社会稳定等政治因素的考虑，政府严格要求新闻传媒的“报道口径”，要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使得电视新闻媒介无法建立起畅通的信息供给通道，于是，大众面对灾害一次次产生混乱的集体行为，使事态的发展变化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反而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直到中央政府调整思路，并将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制度化、规范化，政治生态才终得平衡。
社会阶层变迁需要意识形态框架的重置，政府不再高喊口号，而注重以普适价值观来整合民族心态，这体现在电视新闻中，就是以情感化叙事软化社会冲突和矛盾，从而保证了在剧变的时势下政治生态仍然稳定团结。
今天，政治生态维护的范围已扩展到国际而非仅限于国内，结合本国在国际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电视新闻媒介积极改进和扩展外向传播，为全球化背景下本国政治生态的健康存续服务。
在经济生态因素与电视新闻媒介的关系上，我们看到：随着国家财政拨款比例的日益降低，媒介转向市场获取生存资源，广告收入成为中央电视台以及国内大多数电视新闻媒介的主要经济来源。随着媒介的产业属性逐渐被认可，媒介的自主性逐步加强，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但由于缺乏有条理的引导和监控，媒介自身定位又不明晰，在过于遵从市场逻辑的状况下，某些电视新闻媒介急功近利，一些背离新闻属性的市场行为公然存在，成为媒介生态系统的棘手病灶。
当下国内的电视新闻媒介，一面维持着既有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同时又冀求通过治标不治本的改造来适应市场经济和产业化运作的需要，将公益和商业两种矛盾的发展取向并于一身，就像将具有排异反应的不同物种嫁接在一起一样，内耗巨大，各物种自身的生长潜能也无法充分发挥。不仅电视新闻媒介自己难受，也对整个媒介生态系统带来破坏和混乱。所以，建议从本源上分而治之，各自应属的生态位独立，互补互益，形成完善的生态。
在文化生态因素与电视新闻媒介的关系上，我们看到：短短3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文化面貌已判若两个世界。在今天的文化舞台上，领袖政治文化和传统精英文化身影模糊，世俗文化成为绝对主角，曾经为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代言的电视新闻媒介今天为大众文化代言。但电视新闻媒体的姿态改变之大似乎又显得过犹不及，主要表现在对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的推崇所带来的媒介包装和言论盛行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电视新闻偏离了本质价值诉求，在承担现实镜像和守望职责的过程中，难尽其责。
在国内，社会分化带来的多元文化生态需求给各种层级和属性的媒介提供了丰富的生存选择项。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全国上下数以千计的电视媒体不停地争抢同类资源，结果谁都吃不好、长不壮；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大家开始转向差异化竞争，国家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和境外电视台依据各自所归属的生态环境和所占据的生态资源，寻找适合自身优长的生态位，在全国范围完成自发布局，使今天的媒介群落错落有致且充满生机。
在国际，全球开放的文化生态圈使得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齐头并进，同时构成对我国媒介受众的熏陶、影响。在外来文化的强势挤迫下，国民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渐趋淡薄，长此以往则会导致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衰弱和没落，而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以来我们自身对传统文化的培植不力。当下，我国政府提出面向全球的文化发展策略并积极实施，和电视新闻媒介跨越国界的外向传播并举，统合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西结合，内外兼治，把元气补足，以期完成整体文化生态的复原。
在技术生态因素与电视新闻媒介的关系上，我们看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涌现和进化让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主动传播者，这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极大的竞争压力。在行业生态中立足，坚持原初优势，同时凭借技术的融合、更新获得新生。
在对电视新闻媒介施加影响时，各种生态因素之间有主从，也有交织，比如，信息公开的政策调整取决于政府的执政理念，但也离不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界对信息资源畅通获取的渴求，也离不开技术发展所衍生的新媒介格局和信息全球化的开放背景；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在媒介内外的风行不只是文化在自己生态内的偏移，也必然有经济因素的刺激和政治因素的松弛。但无论从哪个层面分析，都足见生态因素之于媒介生存、发展、进化的重要意义。由此，要想实现电视新闻媒介传播效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就需要从社会的各个方面予以整体观照。
在这种全方位的整体观照中，我们还应该辨析各种生态因素的能量覆盖范围，才有助于对它们做更有序的认识和调整——上位的政治生态因素应关注自上而下的全盘调控，通过政策制度环境适度导引各种生态因素和媒介的互动关系，使媒介生态不至于找不到平衡点；经济生态因素宜通过合理健全的市场规则，对媒介、社会和个人生存发展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各方面流通顺畅、营养均衡；文化生态因素致力于营造和统合媒介社会的精神气质，树立国家民族作为文化主体的元神，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技术则作为媒介人性化和民主化的催化剂，不断增强媒介影响社会的积极能力。
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平衡，不仅能够促进电视新闻媒介本身的繁荣发展，在电视新闻媒介与其外部生态因素的互动中，又能够促进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技术进步，从而实现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和谐。围绕最大、最优地发挥电视新闻媒介传播效能这一核心，我们需要以批判意识，直面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给电视新闻媒介生态所带来的污染、退化和破坏，进而切实有效地展开对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保护、修复和重建，从我国国情出发，有远见、有计划地合理开发和利用电视新闻媒介生态资源，减少和避免信息乱流、信息污染、信息枯竭、信息危机和信息霸权。在树立新型生态价值观和资源观的基础上，政府、媒介、公众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构建正确的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经营与管理机制，以确保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