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态、媒介生态、电视新闻媒介生态
“生态”一词的本义是指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生态学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概念所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但始终包含着健康、和谐的褒义。众所周知，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导致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温室效应、土地退化和沙漠化、水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明显、即刻或潜在、长远的影响，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已是人类明智的共识。
“媒介生态”是指在特定时期的媒介社会中，媒介与其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形成的一种互动结构。“媒介”和“外部社会环境”都是作为媒介生态中的因素或曰子系统而存在的。围绕媒介这一中心，“外部社会环境”所涉指的社会生态因素总体上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个方面，媒介在这四个方面的合力作用下存在并发展，与之共同构成社会生态系统。媒介社会又是通过媒介的传播活动所构建的社会，媒介社会中的“人”同时作为媒介的“受众”和社会的分子存在，在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循环中成为一种资源和能量。
从“媒介生态”的定义，我们可以推衍出“电视新闻媒介生态”指的是：在特定时期的媒介社会中，电视新闻媒介与其外部社会环境（生态因素）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形成的一种互动结构。电视新闻媒介的架构、功能、形态以及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全方位的演变进化都交融于这种互动过程中。
第二节 影响电视新闻媒介的四种生态因素
电视新闻媒介并非孤立存在的，必须把它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因素同构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这个生态系统支撑着电视新闻媒介，给电视新闻媒介提供信息来源和传播约束，也正是这个生态系统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把电视新闻媒介融会到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整体中。围绕电视新闻媒介的四大生态因素详解如下：
一、政治生态因素
执政党治理国家的方针、路线，各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制度，都规范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也必然将电视新闻媒介摄入麾下，这构成了制约、影响电视新闻媒介的政治生态因素。一方面，党政部门通过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向媒体提供信息资源，完成政治能量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传递或释放；另一方面，作为管理者，党政机构会对电视新闻媒体进行政策规制和指引，媒体依照党政部门宣传、传播的需要，发挥相应的社会职能，自觉控制舆论。
媒介依赖政府信息公开获得生存所需的一部分内容资源，并受制于政府的管控。在这一局部生态中，媒介对政治形成寄居关系，既获得营养，也要被束缚。作为媒介社会的公共领域，“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供给信息和娱乐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间接操控大众的过程。分属社会各界的受众依赖电视新闻媒介提供的声像信息参与公共事务，并确定和调整自身的社会坐标。这样，通过电视新闻，政府和媒介对内设置本国、本地的社会生活议程，对外设置国际领域的外交议程。于是，“政府→电视新闻媒介→受众”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链条，进行日常信息资源的传递。
在电视新闻媒介和政治生态因素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理出这样几条主线：
随着执政党和政府的成熟，政治生态演变的大趋势是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进化，民主政治的重新塑形会孕育出新的意识形态，继而要求电视新闻媒介的创新表达。
突发公共事件作为政治生态的突变因素，从客观上容易导致信息传播管道的瞬间阻滞和失序。公众因为对“营养”的渴求而聚合起自下而上的能量逆流，使政治生态处于激亢和失衡状态。为社会安全计，政府不得不放松信息控制的阀门，加大“营养”供给量。一次次的突发公共事件从客观上推动着信息公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互动的进程。
全球化开放背景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崛起，必须考虑国家形象和外交公关的生态要求，电视新闻媒介的职能身份和传播范式相应地也要与时俱进，在更广阔的生态土壤中赢得新的生长空间。
二、经济生态因素
一国一地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态势构成经济生态因素，决定该国该地电视新闻媒介的物质生存条件。在一定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下，媒介通过管理和运作配置资源，参与交换，融入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的过程。
在媒介社会里，个体依赖媒介获知信息，媒介依赖社会各界获得各方面的物质、非物质资源，社会又是个体的集合。这条社会资源互换的传播食物链决定了媒介组织的生存发展策略：集中能量或资源完成与自身目标最密切相关的分工任务（声像信息产品的生产与经营），然后通过市场交换行为来满足其他需求（如机器设备、人员生活保障等）。电视新闻媒介的任何改革和创新，都无法背离食物链规律。那么，从传播生态学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出发，着力挖掘、完善媒介自身的资源潜力、运作机制，使媒介子系统内外的食物链保持高度适应，才能达成优势互补、资源互换、协同共进的生态。
目前，在电视新闻媒介和经济生态因素的关系上，有两大问题不容回避：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电视新闻媒介逐步离开政府的财政支持，自谋生路。从营养生态位（Trophic Niche）的角度分析，其基础营养的供给来路从行政资源转换为受众资源和广告资源。这一转变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引向一种新型的生态状况。在此过程中，电视新闻媒介不断产生着普遍的、剧烈的反应。
市场经济生态因素促使电视新闻媒介从行政化管理向产业化运作过渡，媒介的组织架构、机制制度等几经调整，至今仍处于欠成熟的试验中。电视新闻媒介因而在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两种角色间摇摆不定。
三、文化生态因素
电视新闻媒介的文化生态因素，是指与电视新闻的媒介话语生产相关联的文化背景，它是构成电视新闻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精神支柱，对电视新闻具有形而上的规范性和约束性。电视新闻本身就属于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与社会文化同流，因而，电视新闻媒介提供给受众的信息越是符合受众观察新闻的预设文化视角和选择性接受新闻的文化立场，媒介文化越是接近受众面对电视新闻时所调动的文化资源，生态内耗就会越小，沟通就会越顺畅，就越容易实现传播价值。
对于一个传统文化深厚繁缛的文明古国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变迁可谓迅疾、剧烈。这对电视新闻媒介的文化立场、电视新闻媒介所反映的文化格局和文化表征，都提出了同步要求：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退隐，现代、后现代文化和大众文化亮相于时代的前台，文化生态因素的性质已经大不相同，这驱动着电视从单纯的宣传工具变身为服务性的家用媒体，电视新闻的语态也跟着发生重大的转变。
社会结构变迁孕育出文化的多元生态。从受众本位的传播理念出发，国家电视台、省市电视台和境外电视台各自寻找自身的“生态位”，亦即各自生存、发展所需的特殊土壤和条件，以及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形成兼顾“分众”文化属性和地域覆盖范围的多元传播格局。
当代大众文化的生态特征是消费、娱乐基因的大量繁殖、扩张。
电视新闻媒介既以文化生态因素为氛围，又兼为同一文化有机体的塑造者，在这种文化资源和能量的内外渗透间，电视新闻媒介被浸濡、同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判性和独立意识。
四、技术生态因素
技术生态因素在这里主要指的是直接或间接应用于媒介的科学技术。既包括应用于电视新闻媒介的技术，也包括应用于其他传统大众传媒和新兴媒介的技术。对于所有媒介来说，日新月异的技术生态因素都是提供成长动力甚至赋予生命力的养料，不断强化了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的本体优势和传播效力，更带来新媒体的层出不穷，使媒体行业生态趋于多样化。这种以媒介多样性为基础特征的传播生态促使了媒介行业范围内的竞争与合作，最终带来整个媒介系统的共生繁荣。
在技术生态因素与电视新闻媒介的相互关系中，最前沿的部分当聚焦于新媒体和电视新闻媒介的伴生互动。新媒体裹挟着新技术带来新信源、新语态，这是传统大众传媒必须直面的生存环境。电视新闻媒介一面通过技术整合极力维护自身原有的时空生态位——电视新闻媒介占据的是以传播声像信息（时间）为主的频道（空间）生态位，一面通过共享而非争夺来获取资源为己所用。
以上四方面的生态因素对电视新闻媒介构成多层面交织的影响和制约，电视新闻媒介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些生态因素。在两相互动中整个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系统得以改观，从长远看，趋向平衡和健康。
生态因素对电视新闻媒介的影响为本书的论述重点，为使全书结构主次分明，有关电视新闻媒介对生态因素的反作用的阐释在以下各章（第二章至第五章）中所占比例将会较少。而后，在第六章“电视新闻媒介对其外部生态因素的反拨”中，将从电视新闻媒介的“本体属性”和“生产规则”两大维度上做简要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