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态安全的特点分析
1.整体性
生态安全的整体性在于，一方面，世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一种有机整体，人和其他生命共同享用同一个地球，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同所有的人和人以外的所有生命都息息相关，表现了生态安全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时代，生态问题是跨越国界的。一国的生态灾难可能危及邻国的生态安全，如国际性河流中，上游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或渗漏，就有可能危及下游国家的用水安全。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迅速减少、土地沙化、水源和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危害等。在生态安全问题上，各国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因而也最有可能开展国际合作。
生态安全问题的影响的全球性，在文化的层次上，它是超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文化和宗教等的区别，具有全人类的性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人和穷人都一视同仁，它是人类集体的安全、共同的安全。例如，地球增温、臭氧层破坏、酸雨等，它的影响、危害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特定的社区或特定的群体，而是针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全人类所有种族、民族、社群和所有个人，是全球性的。
在生物学的层次，它不仅是人类集体的安全，而且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的安全。人类活动引起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损害人类利益，而且损害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的利益。在这里，生态安全与人类安全、生物安全具有一致性，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统一过程。生态安全的整体性是人与自然的整体性。
2.社会性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生物污染，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海洋、森林、草原和农田生态系统破坏等，对生态安全的损害的确表现为自然现象；干旱、洪涝、台风、海潮、地震、火山和泥石流等都是自然物质结构运动或过程的变化，也的确是自然灾害。
但在其背后，主要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引起，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的索取，而严重忽视了地球上可供人类生存的非再生资源的有限性，地球上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的有限性，自然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的有限性所致。在诸多的人类行为中，战争尤其是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给人类环境带来的破坏力是最强的、最无法弥补的，武器性能越好，越是人类环境的悲剧。
既然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人类的活动，因而表现出社会性。
3.滞后性
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后果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污染和破坏之初或短时期内，这种后果的危害不会马上显现或全部表现出来，需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体现。大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土地受到侵蚀，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慢慢地出现的，森林在慢慢地消失，生态环境危害从开始到“崩溃点”的出现有一个过程，其严重性一时难以发现。例如，马斯河谷事件、骨痛病事件等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和生物污染经过很长时间的逐渐积累，当造成许多人死亡和无尽的痛苦时，才为人们所发现。这是问题的滞后性导致了人们认识的滞后性，使人类面临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4.长期性
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一旦形成，若想解决就要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很高代价。比如改变沙化土地，使之恢复原来的面貌，往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经济代价也很高。
例如，英国工业化污染了泰晤士河，从1850年起，这一“皇家之河”由于生物绝迹变成了死河。后来经过100多年的治理，耗资数十亿美元，才逐渐恢复它的生机。我国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蔓延是非常严重的，要使部分沙漠化土地得到恢复，恐怕要付出数千亿乃至上万亿元的投入才有可能，有的则是无论花上多少时间、多少投入都不可能恢复了。
又如我国云南滇池污染的治理，历时10年，投入40多亿元人民币，效果不大。实际上这正是环境问题的特性所决定的。日本的霞浦湖与滇地面积相仿，日本的污染治理历时27年，投入相当于1300亿元人民币，水体恢复到相当于中国的四类水质。以此看来，滇池的污染治理达到三类水质的要求，还需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经济代价。
第二节生态安全的价值向度
一、生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基石
1.生态安全成为国家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在全球化的今天，生态安全问题已日益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它不仅关系到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例如，对于生态环境（其中包含生态资源）问题，虽然各国对全球生态恶化引发的后果在认识上能够形成共识，但由于国别利益与全球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而在对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与解决问题时各自应承担的义务上却奉行本位主义，甚至演化成政治冲突与贸易战。因为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对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成为新的国际环境纠纷问题，在通过外交途径对污染行为进行严正申诉、舆论谴责不奏效以及寻求和解无望的情况下，环境压力所造成的国家间、地区间矛盾加剧等，就有可能引起代价高昂而且危险的冲突，严重的甚至导致危机和战争。因此，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是造成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石油就是典型的例子。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1991年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其深刻的动机都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
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国家生态安全作为斗争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谁应承担全球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某些国家借“地球主权论”、“主权限制论”、“环境责任国际化”等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之名来干预他国内政；发达国家以仅占世界25％的人口，消费全球能源总消费量的75％，却拒绝为全球生态环境安全承担应尽的义务，缺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补偿和环保技术设备转让的积极性；以生态环境安全为名，在国际贸易领域实施绿色贸易壁垒，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主流社会兴起了一股“环境殖民主义”的思潮，认为环境是一种“超越领土范围、非地理范畴”的概念，以借环境安全之名，为干涉他国国家主权提供理论依据。
2.生态侵略成为国家不安全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以邻为壑，损害本国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大肆开发利用别国的自然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工业、设备、产品和有害废物，进行“生态侵略”。
近年来，发达国家正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一步发展高科技的、精巧的、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利用发展中国家环保标准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那些相对笨重、污染环境、低附加值的夕阳产业，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侵略，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安全面临威胁。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生态侵略”问题必将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如日本把3/4危害环境的生产投资放在了国外。而所有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外资项目，不惜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缺乏生态安全意识和长远眼光。
发达国家还通过对外贸易渠道，把有害于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的产品出口到他国，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生态安全产生影响。一些富国以金钱为诱饵，把核废料、工业垃圾、生活垃圾运输到贫穷国家掩埋，对这些贫穷国家的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直接构成伤害，从而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美国环境保护联合会透露：美国产生的电子垃圾有80％出口到亚洲，其中又有90％流向中国。出口电子垃圾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遭受“生态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首先，由于入世后享受“国民待遇”，进入我国投资的外商企业必然增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土地、矿产、森林、水等资源以及能源的消耗必然加快，从而形成新的环境压力。其次，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一般要比发达国家宽松，容易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设备、产品乃至有害废物以“合法”身份进入我国，给我国环保工作留下新的隐患。再次，由于引进项目的增加和我国环境法制的不健全，难免会对部分项目缺乏全面的环境评价，不法外商有可能乘机进行重污染行业和产品的转嫁，甚至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出售陈旧设备，搞工业垃圾出口，加重我国的环境污染。最后，由于各国在汇率上的差异，使不同国家实际承担的污染处理成本有很大差异。发达国家可能利用人民币与外汇的汇率差异，采取处理费用加补贴的办法向我国转移污染危害。
二、生态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保障
在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人们只是关心经济发展对生态及环境的影响。而今天，人类越来越迫切地感受到生态安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维持自然资源的一定存量及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恢复能力，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否则就会威胁经济安全。
1.生态资源短缺会危及经济安全
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概念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组要素。这里的“自然资本”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确应该纳入“资本”的范畴。无论是空气、水、土地，还是草原、森林，都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有资产，有的还属于相对稀缺的和不可再生的，它们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按目前水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土地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其中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耕地的2/5，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目前我国面临的生态安全问题：一是水资源不足在北方地区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全国缺水城市达300多个，日缺水量1000万吨以上，使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二是矿产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程度下降，浪费严重。中国是世界上矿产资源总量比较丰富、矿种配套程度比较高的少数国家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矿产丰歉不均（优势矿产多半用量不大，大宗矿产又多半储量不足），存在区域分布不平衡，贫矿、难选矿、综合矿和中小型矿多等原因，在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不足，保障程度呈下降趋势。三是由于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油气资源短缺，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将日益突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2000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2.8亿吨标煤，比1990年增长了30％。
尽管中国已经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但能源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仍不高，能源平均利用率仅32％。就资源的整体承载力而言，中国经济继续以高投入、高消耗支持高增长，将面临供给不足和成本不断上升两种难以逾越的障碍。随着人口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各种资源供给和社会需求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如果不极大地提高各种资源的节约利用程度，我国经济安全将会受到资源不足的严重挑战，不要说为后代人留下资源，就是当代人的发展也难以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