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进行移民研究的主要理论
当代国际移民理论形态各异，旁支众多。一般认为，迄今为止，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四个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平衡理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双重劳动市场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
（一）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Equilibrium theory)的鼻祖是莱文斯坦。在莱氏的研究基础上，此后的人口统计学家、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创造出著名的“推拉理论”(the Push-pull theory)。他们认为“推”和“拉”双重因素，决定了国际移民的存在和发展。“推”的因素，如人口增长、生活水准低、缺乏就业机会、政治压力等，迫使人们离开故土；而“拉”的因素，如外国的劳工需求、获得土地、良好与充足的经济机遇、政治自由等，亦能吸引人们寻求移民。但是，正如后来诸多学者所批评的，“推拉理论”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它是个人主义的，也是违背历史的；它把移民纯粹看做是个人对收支成本理性比较的结果，忽略了外部强制因素如国家对移民的限制，反而将之视为移民过程中扭曲、失真的环节，因而认为这些因素可以忽略不计。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与“推拉理论”极为相似，认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移民产生的根源；移民将使得国家间工资与福利的差距逐渐淡化、消失，进而也会消弭移民现象。按波尔雅斯(G.J.Borjas)的说法，新古典经济平衡理论与“推拉理论”一样，都强调“个人最大效用原则”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他说，“个人终将寻求能使其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定居……此寻求受制于个人经济能力和移入与移出国的相关法律、政策。在国际移民市场，各种信息得到不断交换，各式买卖亦得以左右权衡……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后，有的人得出留在国内仍较划算的结论；相反，有的人则认为出国更为有利可图。”因此，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足以引发移民的浪潮，从长远看，移民将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趋于相同，从而获得整体经济的均衡。
随着对移民问题的深入研究，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愈益显得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其理论过于简化和片面，已经不足以揭示当代国际移民的真实状况并预测其发展。
首先，研究表明，移民并非尽人皆可。成为移民的往往是那些面临经济与社会变故的社会中层人士，极少是不掌握任何移民资源的最贫困的人口。其次，和“推拉理论”一样，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预言人口将由人口稠密地区迁往人口稀疏地区，这在解释部分地区的移民现实是有效的，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却容易碰壁，很可能与当地国际移民的现实情况正好相反，比如荷兰与德国，两国均是人口稠密国家，却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最后，该理论无法解释，何以在相同的国家，人口流出或流入的情况存在巨大的差异，即移民的地区倾向性问题。比如：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通常移向法国而非德国？为什么土耳其人更多的是移向德国而非法国？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最重要的缺陷在于无视政治因素对移民的影响。相反，它通常将政治因素，比如国家，视作移民过程的非正常干扰因素。波尔雅斯甚至因此建议美国政府解除对移民市场的管制，通过对出价最高者出售护照使得移民市场完全自由化。但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国家，特别是移民接收国，在移民的形成和发展的各个环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招募工人以及人口和人道主义的考虑，都是国家吸纳移民的重要原因。历史上，鼓励移民是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从现实看，各国的难民与庇护政策则是造成当代跨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因此，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即个人依据自由意志和“最大效用原则”进行移民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也无助于解释国际移民的现实。移民是集体行为，对它的研究须从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的框架出发。
1991年斯塔克(Oded Stark)提出的“劳工移民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of Labour Migration)，对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作出重要修正。斯塔克认为，市场极少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设想的理想状态运作。移民的出现不能简单归因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他认为，获得资金和安全就业的机会，以及对付经济与社会危机的需要也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比如，尽管墨西哥人拥有足够的土地，但是由于缺乏开发的资金，因此，向美国移民仍是墨西哥人重要的选择。斯塔克的理论，或多或少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缺乏政治底蕴的缺陷，但因为影响不大，因此对其理论整体于事无补。正如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所讽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从骨子里低估了非经济因素对移民的影响，“把所有移民的人都看做打工仔，对其他身份视而不见”。
（二）历史—结构主义理论
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在解释早期自由移民上还有一定价值的话，那么对于解释70年代以来出现的大规模国际移民现象则显得无能为力了。而且，正如索尔伯格(A.R.Zolberg)所言，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所假设的个人自由选择是不现实的；相反，国与国之间资源与权力的不平等，以及移入国政策的限制，已经极大地压缩了移民自由选择的空间。针对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不足，出现了历史—结构主义理论(the Historical-structuralist theory)。
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波赫底(Alejandro Portes)还是萨森(Saskia Sassen)都特别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并将移民主要看做是服务于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他们认为，大量劳工移民的产生，根源在于殖民主义、战争和地区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正如世界体系理论所揭示的，劳工移民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它与军事霸权、对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控制一起，使得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推拉理论”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个人的自愿移民（如1914年前横跨大西洋的欧洲向美国的移民）上，而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移民的宏观过程，并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量流入发达国家的劳工移民上。
历史—结构主义认为，历史上，为降低生产成本、攫取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资本不断从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渗透和扩张，引发了边缘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剧变，传统生活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于是，第一次产生了一个无根无系、随时准备漂洋过海的无产者阶层，他们随时被吸引到核心国家的经济部门从事廉价劳动，让人赚取高额利润，就这样，国际劳工移民作为全球劳动力供应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运转不停。
从这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对历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也可以说，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在移民研究上的一个变种。虽说历史—结构理论与沃勒斯坦有诸多不同，但两者都认为正是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压榨，才导致了跨国移民和地区形势的动荡；跨国移民现象的实质，正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渗透、扩张，使得边缘国家日益融入到以核心国家为主导的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中。
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对于理解某些类型的移民以及某些造成移民的机制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对劳工移民的形成、发展历史也是有独到的见地的，也进一步探讨了移民由前殖民地向宗主国流动的原因。但是，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一样，都过于片面而无法去解释极其复杂的当代国际移民现象。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忽视了人口国际迁移的历史因素，同时也低估了国家的作用的话，那么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则高估了资本的作用，把资本看做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而对移民的动机及其行为本身反而重视不够。因此，历史—结构主义理论遭到诸多移民研究学者的批评也在情理之中：首先，既然资本是如此渴求廉价的劳工移民，在劳工移民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移民从落后向发达国家的进程就应该是连续、不间断的；但事实上，移民的进程经常被种种因素所打断，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也通常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其政策需要不断调整的。其次，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对解释移民类型多样性问题也束手无策。它对解释劳工移民得心应手，但是对于其他众多类型的移民则显得勉为其难，而这恰恰成了这个理论的硬伤。最后，对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更为挑战的是，现当代的国际移民，很多发生在历史上彼此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国家之间，而且，移民路线也与所谓的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渗透的方向并不吻合。
（三）双重劳动市场理论
正如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已经揭示的那样，从劳动力迁移的角度研究国际移民问题也是当代国际移民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1979年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提出的双重劳动市场理论(the Dual-labour Market theory)正是从这个方向对国际移民作了另外一番探索，对理解当代国际移民颇有帮助。
双重劳动市场理论也被称为劳动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层次，即资本密集的主要部门和劳动力密集的次要部门，这种划分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层次化；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工对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趋之若鹜，却不屑从事那些报酬低、危险度高、有伤脸面和有碍个人发展的工作，这就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内在需求，正是移民接受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这种内在需求促进了当代人口的跨国迁移。
与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比较而言，双重劳动市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现当代的国际移民很多发生在历史上彼此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国家之间的难题。而且，双重劳动市场理论虽然没有提出国际移民的普遍规律。但是，它首次从移民接受国内在机制的角度探索国际移民的成因。这样，这个理论就较好地解释了当代发达国家的一个看似荒唐的矛盾现象，即为什么一方面经济生活不断膨胀，对劳工的需求日盛一日；另一方面本国的失业率却无论采取何种刺激措施仍居高不下。此外，在发达国家一贯存在诸如“外籍劳工接受低工资，和本地工人竞争就业机会，影响了本地人的收入和就业”这样的陈词滥调，关于东南亚华人的著作也不少，如维克多·博塞尔（Victor Purcell）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的华人》（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马丽·索博·埃杜斯（Mary F.Somers Heidhues）于1974年出版的《东南亚的少数民族——华人》（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篇幅不长，言简意赅，以颇有新意著称，被誉为继博塞尔之后最好的一本东南亚华人通史。双重劳动市场理论对此进行了有力地驳斥，认为外籍劳工的产生是发达国家的内需所致，外籍劳工的存在并不影响和挑战本地劳工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