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民方面
（一）随着地区内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发展，区内国际分工日益加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劳工流动性加大。移民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经济问题。无论是永久性移民还是临时劳工，进入美国就存在和本国人竞争的问题。与移民存在竞争的美国工人的收入就可能下降。但是移民的劳动力成本降低带来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以及商业利润的提高。在移民进入美国的竞争中，有得也有失，受益的是雇主、消费者及移民自己。墨美两国相邻各州经济的一体化十分明显。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已经与墨西哥相邻各州密不可分。德克萨斯州90年代每年向墨西哥出口商品和劳务的价值达二百多亿美元，2000年约为三百亿美元，鉴于美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商品有2/3由该州入境，该州将从贸易和交通、通讯等服务中得到11.8万个就业机会。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增长约有五分之四是靠对墨贸易。至于在墨西哥一边，紧靠美国的北部地区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出口加工业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分布在墨美边境地区的客户工业的数量已由1987年的1800家增加到1994年3月的2085家，就业人员同期由33万人增加到55万人，年创汇额达到210亿美元。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新莱昂、奇瓦瓦、塔毛利帕斯等州主要依靠客户工业和边境贸易发展经济。一些边境城镇如蒂华纳、华雷斯、马塔莫洛斯、新拉雷多，近年来已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这些地区与本国内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减弱，而与美国相邻各州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体。随着北美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在美墨的一体化中必然会涉及到劳工问题，但当时在协议中却回避了劳工流动问题。主要原因是害怕劳工问题介入导致国会否决NAFTA，所以在NAFTA框架下只对北美的商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流动作了规定。
对于美国来说，NAFTA的实施利远大于弊，既带来了实际经济利益，并通过扩大出口增加了就业，又增强了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北美劳工市场一体化是与商品、资本和服务的一体化进程平行的，属于北美地区一体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而移民劳工（主要是指墨西哥对美国的移民）作为连接美墨经贸往来历史和现实的重要纽带也归因于此。随着NAFTA的生效，大量的墨西哥移民劳工（合法和非法）进入美国，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对墨西哥劳工的依赖日益增强。克林顿总统从1992年当选时起，决心要使贸易在经济政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他上任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出口战略，重要的是出口将支撑大约一千六百万个就业机会。三年来，此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商品出口的增长幅度空前提高，在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工人就业的影响，却成为在美国国内争议最多的问题。美国劳联—产联等劳工组织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使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往墨西哥，从而造成美国相关行业的大量失业。但是，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委员会以及其他许多机构的评估报告却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美国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将远远超过美国因协定丧失的工作机会。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1994年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它在上半年减少就业机会的8倍。事实上，要确切地统计该协定到底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失去了多少就业机会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自由贸易协定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的出口，将增加白领工人的就业，并提高其收入水平。
（二）墨西哥的移民劳工是NAFTA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美国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一派的用意是担心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墨西哥的低工资生产具有价格优势，对美国国内的同类产品造成冲击。因此在NAFTA谈判中移民劳工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最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增加了针对移民劳工问题的《北美劳工合作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用条约的形式将美墨之间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固定下来。作为美国的近邻，墨西哥的经济能否繁荣、社会和政治局势能否稳定，这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安全。80年代后期以来，墨西哥国内贫富悬殊扩大、社会矛盾尖锐、政治局势动荡，大批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给美国社会造成很大压力。目前，定居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已逾1600万，占拉丁美洲移民的62％，每年仍以100万至200万的规模向美国移居。一旦墨西哥发生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难民涌入美国，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美国动用武力阻截，不仅在政治上引发问题，而且将耗资巨大，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将超过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代价。因此，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繁荣的墨西哥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而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大大增加了对墨西哥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克林顿政府不顾国会的反对，提供20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并动员其他西方国家提供援助，从而使墨西哥金融危机得到控制，避免了财政的崩溃和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二、环境方面
（一）墨西哥的环境变化直接或间接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联、交叉和渗透，并和美国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甚至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进入90年代，NAFTA的执行促进了墨美经贸联系。现在，美墨贸易往来的90％以上需经过边境地区。边境地区的经济往来日益繁忙。然而，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更新，道路、桥梁、公共供水、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严重老化，不堪重负。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边境地区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质量下降，增加了外在的紧张，成为制约墨西哥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保护成为实现墨西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因此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墨西哥环境变化的成因和后果，从而更好地采取相应的应对政策和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墨西哥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环境污染的治理。2001年6月11日和2002年2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两次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发表讲话，宣布了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对应战略和政策的“新途径”。这些新途径的实施，标志着美国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的重大战略调整。其核心中的一点就是以国家政策作导向：美国应对环境变化政策所面临的挑战是在国家利益面前，在对环境变化机理和驱动力认识有限的前提下，美国政府将对环境变化国家采取自身利益优先，严肃、理性的行动。
（二）在NAFTA进入谈判阶段后，美墨两国国内的环保组织着手制订了联合的环境保护计划，以配合正在争论中的环境谈判。以至最终，NAFTA对环境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更重要的是签署的平行协议——《北美环境合作协议》，构成了环境合作的机制和基础。目前，国际上多个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在以全球环境变化为核心的研究中，投入了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其目的一方面是要了解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采取的相应对策；另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在于，发达国家普遍把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作为未来20年、30年在国际间进行新一轮竞争的重要手段，具体体现在与全球环境变化密切相关的国际间产业分工、贸易、服务甚至发展空间的分配上。可以预见，越来越严格的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行动，必然会对全球产业、贸易、金融、服务都带来深刻影响，并调整国际间的竞争关系，因此，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墨美间经济发展导致的墨西哥环境的变化，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科学研究范畴，而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总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对于墨西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大超过它对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墨西哥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移民和环境问题上。从地区发展的角度来说，紧靠美国的北部地区，因巨额外资流入和出口加工业的发展，经济增长迅速、市场活跃、就业充分；而中部和南部地区，经济停滞不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使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的倒闭、广大农民的破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大批移民不断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美国境内寻找生存和就业机会。而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给墨西哥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也同非法移民的剧增一样严重。环境的恶化，工业废料排放对大气和环境的污染已直接影响到墨西哥市民的日常生活。当前，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变化已不再是简单的科学问题、环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
研究冷战后的墨美关系，作为一个影响深远、内容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过了两个主要问题——移民、环境研究所能承载的范畴。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国际关系本身就是在不稳定中向前推进的，单单考虑部分因素是不可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复杂问题的。因而，全面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理论，对墨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就不仅需要细致研究各种国际和国内政策演变、趋势和现象，也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多个角度综合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