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大量的地理论述反映在史书、地方志以及游记当中。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游记则数《徐霞客游记》最为著名。
《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明末徐弘祖历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由其后人整理为《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在地理学上成就卓著。首先，详细考察和科学记述了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喀斯特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仅在中国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徐霞客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且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的具体记载。其次，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如正确指出河岸弯曲或岩岸近逼水流之处冲刷浸蚀厉害，河床坡度与浸蚀力的大小成正比等问题。再次，徐霞客观察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最后，他还调查了云南腾冲打鹰山的火山遗迹，科学地记录与解释了火山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质地及成因；对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包括各地的经济、交通、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和风土文物等，也作了精彩的记述。《徐霞客游记》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具有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如果说地理书籍是偏重于中国地理的“科学建构”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作品则属于一种“人文建构”。从汉代扬雄的《方言》对各地言语风俗的记载，到宋代柳永的《望海潮》中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江南的描绘，再到朱自清、郁达夫、周作人等现代文人的地理游记，文学作品对于我们形成的地理观念可谓影响深远。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克朗所指出的：“文学作品已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这很好理解，因为人们对不同地方的了解大多通过各种媒介，因此，多数人的了解是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文学和其他新的媒体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
刘禹锡的《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是记载“真实地理”与“观念地理”差异的一个例子：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且曰：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其文，故其佐多才士，麾围之下，曳裾秉笔，彬彬与兔园同风。黔地因地处偏僻，其形象在传播中被外地人严重歪曲，此例即是“观念地理”与“自然地理”相背离的一个典型。但对于这种媒介地理现象，中国古代还缺乏明确而系统的研究与论述。
中国近代对文化地理的研究从梁启超开始。梁启超吸取孟德斯鸠的思想，积极鼓吹拉采尔的“环境决定论”思想。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才以及宗教等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撰有《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章。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并认为先秦诸子学说各异，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同一文章中，他还分析了我国书法、绘画、音乐、词章、宗教以及风俗等文化现象的南北差异及其地理影响。他认为：“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南帖为圆笔之宗，秀逸摇曳，含蓄潇洒。“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音乐上，北曲悲壮，南曲靡曼。词章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所有这些均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有关。
在另一篇论文《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他分析了地理环境对欧、亚、美各洲文明兴起与发展的作用，并在其论著《亚洲地理大势论》和《欧洲地理大势论》中作了进一步阐释。梁启超十分注意联系中国国情，举凡中国的政治、民俗、宗教、文艺、学术诸方面，可为孟氏之说佐证者，他都组织入文，加以发挥。但是梁启超时代还没有什么大众媒介，他自然无法对东西大众传播媒介与地理的关系进行论述，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人，梁启超始终站在“革新”的立场，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地理，对东西方形象的传播与建构都是着眼于其“新民”的启蒙立场。
自传播学引进中国以来，媒介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媒介与地理的论述实际上包含在诸如“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与城市”、“媒介与农村”、“地域媒介”、“区域新闻”等有关的课题研究当中。我们认为：媒介地理学是以人类同媒介、社会、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也标志着媒介地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开始进入传播学界的视野。
第二节 作为地理中的媒介形态
天地是万物之本源，万物乃天地之分子。文化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核心，因为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因此与人有关的一切文化景观诸如建筑、服饰、艺术、文学、媒介等，都是特定地理环境、地理空间下的产物。
以书法为例，在中国书法史上，不同地域的书法家会形成不同的书法风格。清代诗人冯班在《钝吟书要》中提出：“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钱泳在《履园从话·书学》中也说：“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清人阮元对同一时期书艺的南北二大派系作了系统研究。他在《南北书派论》中从我国的南北地域对书法进行了南北书派的划分，他认为：“正书、行书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他又对南北书派的书法家传统及风格进行了具体研究：“南派由钟繇、卫灌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灌、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上文提到，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分析了南北书法之别：“吾中国以书法为一美术，故千余年来，此学蔚为大观焉。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等为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代表。……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书法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
再以文学为例，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学风格。唐初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说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论到文学地理形态的不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风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近代学者刘师培则从我国南北两地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来解读文学的差异，他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中写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这种分析与概括可谓精到，实际上，不只文学，北方尚“刚”、南方尚“柔”的特点也体现在南北的戏曲、美术、音乐以及媒介风格上。
“一方水土一方媒介”。上海、北京的报业风格就大相径庭。这是因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截然不同所致，“海派文化”作为上海特有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同传统色彩与政治色彩浓厚的“京派文化”相对照时，其所蕴涵的商业色彩，时髦、求变、创新等方面的特征，不可能不反映在媒介风格上。同理，北京和广州的报纸风格也迥异其趣，有人这样描述南北报业差异：“一部中国近代史，南北报业形成两种面孔，这还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南方是革命思想和革命党的发源地，这是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革命思想、商业思潮从海上来，吹拂着中华大地，催生了中国变革社会的新生力量，一大批革命者、革命家在南中国的广东、浙江、湖南等省份成长起来。商业社会，公平竞争，创新与进取精神得到张扬，促使报业的发展。
职业精神，研究市场，研究读者，这在南方报业中体现的更为强烈。而北方则不然，北京是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皇族与保皇实力占据优势，政治气息浓郁，表现在报业上，报业常常被统治者控制或打压，大体上思想趋于保守。在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相互斗争而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南北报业都是他们为自己发出声音的载体，报业的兴衰也与二者力量斗争的起伏相伴随。”当然，除了从历史方面探析外，还要从人文地理方面找原因，这样的解读才更符合实际。北京和广州如此，杭州和西安当然也一样，不同的文化区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媒介形态和媒介风格。中国的文化区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两淮文化”、“江西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云贵文化”、“青藏文化”、“内蒙古草原文化”以及“新疆文化”等16个基本地域文化区。各个文化区都有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必然体现在当地的媒介风格和媒介形态上。实际上，从《燕赵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天府早报》、《钱江晚报》、《扬子晚报》等报纸名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地理因素对媒介的定位与形象的影响。
与报业风格相一致的是国内省级卫视的定位，也体现出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塑造与影响。湖南卫视定位在“娱乐”、广东卫视定位在“财富”、四川卫视定位在“故事”、江苏卫视定位在“情感”，这都与地方的文化地理相关。以四川卫视为例，按照四川卫视台长陈华的说法，四川卫视定位在“中国故事”，一是基于“听传奇、说故事成为历代中国大众最主要的艺术消费方式”，二是基于“四川有中国故事文化衍生的丰厚土壤。”四川民间说书艺术渊源既久，只说宋代的笑话大赛，在全国大约就算独树一帜。据史载，宋代的成都地方官每逢佳节，就要在西郊校场举办笑话大赛，各乡百姓组队参与，轮次上场。如能讲得全场大笑者，则在队伍前竖红旗一竿，旗多之队为胜。四川茶馆众多，故事传奇便在坊间说书艺人的“广播”与茶客间龙门阵的“窄播”下流传。另外，四川素有摆龙门阵、听评书即讲故事、听故事的文化传统，四川丰富的美景、美食、民族、历史资源、遍布全国的名人和8700万人口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故事资源。可见，媒介的定位离不开人文地理环境的考虑，实际上，媒介的定位与形态唯有联结了当地的文化地理，其特色与个性才能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