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民日报》版“中国·四川地震”
在地震发生之后，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国主流媒体的代表——《人民日报》是如何报道这次灾难的？下文采取了与《纽约时报》相同的框架研究方法，归纳了《人民日报》自5月12日至6月30日三个阶段的报道主题。
通过对《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三个报道阶段的对比发现：
（1）在事实告知阶段，中国主流媒体的迅速、全面报道为美国媒体提供了大量素材
第一阶段，《人民日报》在主题“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统领下，迅速、及时、公开、多角度、全方位地涵盖了从“物质救灾”到“心灵救灾”等9大议题。在5月12日当天，人民日报社抗震救灾宣传报道领导小组即确定“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报道方针，为整个抗震救灾宣传定下基调。其报道范围远超过《纽约时报》在这一阶段的关注点。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美国媒体大量引用中国主流媒体的数据、故事和图片是可以想见的。
（2）进入深度报道阶段，中国主流媒体和美国媒体的主题关注发生了显著错位
从第二阶段开始，中美报道的主题虽然都逐渐转向灾后，但内部结构却发生错位，在第三阶段体现得更为明显。对于美国媒体质疑的遇难者尸体处理问题和能源泄露问题，《人民日报》中仅有两篇报道有所提及，分别是6月6日“民政部澄清灾区火化高收费传闻四川境内火化基本费用免收”以及同日报道“四川地震灾区50枚放射源全部收贮各核设施处于安全可控状态”；而关于美国媒体质疑最多的学校“豆腐渣”建筑和遇难儿童家长的抗议问题则在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主流媒体上未有任何体现。
（3）进入主题深化阶段，中国主流媒体和美国媒体不存在交集
第三阶段以后，《人民日报》全面进入“总结与表彰”主题，评选表彰抗震救灾英雄集体和个人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议题。时事新闻主要围绕米-171运输直升机失事事件、唐家山堰塞湖的跟踪情况；在时评方面则以报道抗震救灾的英雄、志愿者的典型事迹为主。相比于此，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外国媒体的报道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基调，多元的报道面旨在揭示地震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上。可以说，两家报纸在这一阶段的报道不存在交集。
（4）在舆论结晶阶段，中国的管控措施遭到美国媒体误读
特别是进入6月份以来，中国政府再次对外国媒体进入中国敏感地区报道进行了控制，引来了外国媒体的强烈不满情绪，之前的中国政府由于信息不同于以往的公开、透明给外国媒体留下的良好形象已经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外国媒体开始攻击“中国政府一贯的集权、专制”。
从倾向性上看，《人民日报》以正面报道为主，而《纽约时报》则除了第二阶段的短暂“正面”之外，以负面报道为主。作为中国官方媒体、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人民日报》承担着维持国内舆论稳定的责任。在危难之时，最重要的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积极重建。而素以“专业、客观、批判”为口号的美国媒体自然选取不同的报道角度和倾向。
3.两个版本的可能解释
《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关于同一场地震的报道，让我们试图探究一个问题：是谁描画了“中国·四川地震”的媒介图谱？是一个记者、一个编辑还是一家报社？学者安特曼（Entman）认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媒介文本中的权力关系”。所谓框架，即人们依照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现实世界进行再现和重构过程。正是媒体所处的社会权力结构主导了其话语方式，而非单纯由记者的个人好恶使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著名的格拉斯哥大学媒体研究小组（the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便持续展开了关于电视新闻制作人员报道罢工或行业争端所采取的“潜规则”的研究这一系列研究分别发表于三本著作中：《Bad news》(1976)，《More bad news》(1980)和《Really bad news》(1982)。他们指出，社会上对这些罢工的主流看法通过拍摄镜头的多少、角度、采访技巧及其他策略在新闻报道中得到了微妙的支持：工人们的观点在电视屏幕上得到展示的机会更少，并被再现为不断提出要求的人，相反其管理者则被建构为不断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结论在随后的大量研究项目中反复得到证明。唐宁（Downing）指出在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报道中，这些类似的方法、过程同样存在。新闻建构妇女时，从不那么系统地关注社会对妇女的否定行为，如强奸；即便关注，也只是把这种否定行为置于耸人听闻的或两性的框架之中。而其他的诸如妇女运动的历史、政治斗争或者在工业、办公室和家庭中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角色等许多其他主题则根本难以找到。由此，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社会在男性主导的媒体中得以复制。
类似地，哈特曼（Hartmann）和赫斯本徳（Husband）指出，英国媒体，特别是大众化报纸，把黑人的移民再现为一种侵犯行为，把他们的存在建构为一种对本地人口的威胁。在他所研究的新闻文本中，少数民族经常与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然而社会对少数民族所犯的诸如种族主义和暴力攻击等罪行几乎从未在媒体报道中见到踪影。
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的观点可以看做是这些研究成果的集中提炼：“媒体信息并不是透明的、一目了然的，就像在对其进行定量的内容分析时所显示的那样，而是有着复杂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结构。”
由是观之，《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四川地震的报道，实则都是各自所属的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反映。两家媒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感染，并为这种意识形态争取持续稳定的合法性。
新闻的采集与发表是一种社会产物，而媒体机构同样是社会的细胞。没有一家媒体可以外在于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标榜“客观、公正、自由、民主”的西方媒体也是如此。在“政治正确”这一点上，《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实属“各为其主”，并无二致。《纽约时报》既无法实现其自我表白的独立于意识形态，同时它还必须承受来自市场的压力。它需要市场的肯定，更需要受众的认可，也因此更需要迎合受众的口味，制造充满温情的文字，或者触目惊心的画面。
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媒体框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尽管对于某一类议题或者事件，媒体会呈现不同的报道结构和话语形态，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媒体框架是新闻话语表象背后相对稳定的一套规则。这一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为人们提供了触摸它、认知它的可能性。如吉特林（Gitlin）检视CBS在20世纪60年代对学生运动的报道时指出，媒体总是选择特定的框架策略来呈现学生运动，诸如琐碎化和极端化，以强调学生内部歧见，并贬抑游行的规模及其影响力。
也正因为如此，《纽约时报》对四川地震的报道并未脱离其报道中国的一贯框架：意识形态偏见、经济利益竞夺、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疏离。当然，这些框架的外表，始终披着华美耀眼的“双件套”外衣：新闻专业主义和人道主义。
三、问答交锋中的文化差异
新闻发布会只是新闻发布工作的一部分，新闻发言人还要面对随时而来的记者采访。那么，与中国记者相比，美国记者在提问中会表现出哪些不同之处？这些不同可以用文化的差异来解释吗？
姜（Jiang，Xiang.Ying）研究了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在朝鲜核危机期间（2002年10月17日至2003年3月11日之间的5个月）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与发言人的话语交锋，并将记者的提问划分为四种功能类型。
姜的研究有两点发现：
第一，关于记者提问的对比研究中，无论在中国外交部还是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提出的“询问特定信息”类型的问题最多。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更多使用“要求澄清”和“要求确证”的问题；而在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更多使用“要求评论”的问题。
第二，关于新闻发言人“拒绝回答”方式的对比研究中，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更多使用“直接拒绝”和“提供拒绝回答的原因”的方式；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更多使用“回避”或“不充分作答”的拒绝方式。
此外，姜发现，美国新闻发布会上的对话交锋要激烈于中国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参加新闻发布的中外记者均表现得相对更顺从，更少出现追问的情况。姜将中美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的问答交锋差异归结为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并未给出具体的解释。我们认为，或许可以从汀·图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来理解姜的研究结论。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她将霍尔的高-低文化语境学说具体阐述为：“低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
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
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
汀·图梅认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集体价值导向的高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地“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而个体价值导向的低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
从这一理论出发，可以将“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多采用较为婉转或模糊的方式来拒绝回答”，理解为高语境文化下的“给面子”；也可以将美国记者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以“要求确证”和“要求澄清”类的提问为主，理解为低语境文化下对个人面子而非集体面子的追求。斯考伦等人认为，“从个人主义的观点出发，面子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的面子，而从集体主义的观点出发，一个人的面子其实就是他整个群体的面子，无论这个群体是他的家庭、文化群体还是他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