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现代社会中广播电视传播伦理的内涵
循着伦理的本义我们不难发现，广播电视的传播首先要遵循人类社会的普遍伦理价值观念，同时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它又必须是现代性伦理的一部分，具体地说，它所涉及的主题是现代性传播的伦理。同时，广播电视伦理的发展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广播电视伦理和报纸等印刷媒介的伦理关系密切，有的时候甚至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它们共同的媒介特性所造就的，但广播电视媒介声画传播的特性又使得它们的伦理具有自己鲜明的特性。总的看来，广播电视媒介伦理的内容包括如下方面。
一、传播内容的真实
“信息不真实”意味着对个人理性的蔑视，进而是对主体存在的不尊重。这是反现代精神的。信息的不真实，直接损伤的是受众的“知情权”，误导他们对社会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一样损伤国家的利益，严重时甚至会触犯法律。我们以如下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北京电视台摄制者：名利驱动造出“纸包子”新闻
来源：《新京报》作者：耿小勇、廖爱玲、白杰戈、王贵彬
北京电视台聘用记者訾某等6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据訾北佳供述，由于选题已上报，压力很大，加之刚到北京电视台，既想出名，又想挣钱，结果导致了假新闻的出炉。訾某称邀请朋友假扮工地老板今年6月初，訾某在《透明度》栏目组选题会上提出，曾接到过群众电话反映“包子有掺碎纸”的问题，引起栏目制片人的兴趣，遂被确定为报道专题。此后訾某先后在北京四环路一带进行调查。
按照訾北佳供述，十几天里，他每天早晨都买包子吃，从西四环到东四环，走访了许多卖包子的场所，每到一处，就购买一元钱的包子，但始终没有发现包子的质量问题。由于选题已上报，压力很大，加之刚到北京电视台，既想出名，又想挣钱，而他本人调查的结果令其十分失望。
期间，栏目主编以时限为由，催促其抓紧拍摄专题节目。
于是，他化名“胡月”，找到朝阳区太阳宫乡十字口村13号院，并以为民工购买早点的名义，要求来自陕西省华阴市的卫全峰、赵晓彦、赵江波、杨春玲等人为其制作包子。
6月底的一天，訾某携带秘密拍摄设备，邀请其朋友、无业人员张沄江假扮工地老板，在朝阳区康家沟市场购买了肉馅、面粉等物后前往13号院，要求卫全峰等四人做包子。拍摄过程中，訾某要求卫全峰等人将其捡来的纸箱经水浸泡剁碎掺入肉馅中，制成包子喂狗。因效果不佳，便随机找到一名农民工，授意其编造了有关“肉和纸比例关系”的谎话，并编造使用火碱的台词，以增加视觉、听觉效果。
对于訾某造假新闻一事，有知情人士分析，现在电视台栏目每做出一个专题，至少能拿到5000元左右的稿费。这是2007年中国最著名的电视假新闻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记者訾某为了完成采访任务以获得声誉和金钱，不惜以诱骗的方式诱使做早点的摊贩制作用硬纸板做馅的包子，以此制作假新闻。从表面上看，这条假新闻所产生的社会危害似乎并不严重，不过是几个制作早点的商贩的生活受到影响，但仔细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电视新闻记者伦理的缺失使得这条短新闻的社会危害尤为深远。
首先是损伤了整个社会的信任机制。现代新闻事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记者被社会定位为职业的信息采集和发布者，电视新闻记者则被定位得更加明确，他是职业的图像信息的采集和发布者。因为他们用图像传递信息，而图像具有真实性的特征，故而人们对电视传播的信息的信赖感更强。而訾某等人恰恰是利用了受众的这种信任，用造假的方法制作电视新闻画面。这一方面取消了电视媒介的社会雷达功能，向观众传递错误的社会信息，误导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另一方面，这损伤了公众的知情权。社会之所以赋予电视新闻记者用画面制作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就是要依赖他们获得对社会的理解，“假新闻”与这样的目标当然是南辕北辙的。
其次，这种行为损伤了社会和谐。在这场新闻事件中，直接受到伤害的是卫某等几位被诱骗制作纸馅包子的商贩，因为记者的这种行为，他们的正常生活遭到了破坏，进而他们的声誉也遭到了损伤，这是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行为，这和人类的基本伦理是相违背的。
在吉登斯看来，所谓“信任”体制的建立是现代社会得以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因为现代社会的运作是依赖专家系统和专业知识各司其职而完成的。比如我们每天敢于安然地过马路，是因为我们信任道路的修建者、司机的驾驶技术、生产汽车工人的能力和技术、汽车设计者的专业知识、交通警察的业务素养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信任，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就会有危险感。公众和广播电视媒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正是因为我们相信广播电视的工作者会准确公正地传播真实的社会信息，我们才会去看电视和听广播。如果广播电视工作者缺乏这方面的伦理规范，就是辜负了社会的信任，取消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不说，还埋下了很多社会危机的种子。正因为如此，“纸馅包子事件”的当事人被严肃处理，是完全必要的。北京市有关部门分别对北京电视台相关责任人做出了严肃处理：给予北京电视台台长通报批评，给予北京电视台总编辑行政警告处分，给予北京电视台主管副总编辑记过处分，三人分别做出深刻检查；给予北京电视台生活节目中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无正职主任）、分管《透明度》栏目的副主任、《透明度》栏目制片人等三人撤职处分；解除《透明度》栏目有关编辑与北京电视台的劳务关系；鉴于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组临时人员訾北佳涉嫌违法，司法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二、对传播当事人的保护
任何一个人，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便会迅速成为被社会关注的热点人物。尤其是电视，由于画面的真实性特点，他身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被迅速地放大并传播。当优点被如此运作之后，这个人就会成为明星。但如果被放大和传播的是缺点或不愿意公开的隐私，那么这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他将迅速失去自己作为一个人应该具有的权益和权力，极端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剧烈的冲突。所以，对有些传播当事人必须予以保护，这是广播电视传播伦理的重要内涵。我们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命题：
惨！西班牙电视求婚真人秀引发血腥谋杀
据西班牙《世界报》11月22日报道，西班牙30岁男子里卡多·纳瓦罗希望通过一个浪漫方式挽回30岁前女友的芳心，于是在11月14日参加电视真人秀节目时突然单腿跪在女友面前，当着200万电视观众向她含泪求婚。但里卡多万万没有想到，女友居然丝毫未被他的诚意打动，反而当众拒绝了他。可怕的是，节目结束5天后，无地自容的里卡多竟然一怒之下将女友残忍谋杀。这起电视求婚引发的情杀案震惊了西班牙，里卡多已被警方逮捕。电视求婚遭拒绝里卡多和俄罗斯裔前女友斯威特兰娜·欧罗瓦同居多年。里卡多脾气火暴，此前就曾有过对斯威特兰娜施行家庭暴力的前科。法庭曾下令他2年之内不得以任何方式接近斯威特兰娜。但里卡多不死心。11月14日，斯威特兰娜应邀参加西班牙“安特纳电视3台”著名的真人秀《帕特丽夏的日记》，在电视上讲述她坎坷的感情遭遇。当得知这消息后，里卡多立即和电视台取得联系。里卡多的计划是，在电视上突然向前女友求婚，从而彻底感动前女友。节目中，里卡多突然出现，并走到斯威特兰娜面前单腿跪下，接着饱含眼泪地递上一个订婚戒指，称希望斯威特兰娜能回心转意，接受他的求婚。
然而，这感人的场面却只换来一阵难堪的沉默。不知所措的斯威特兰娜足足有半分钟没开口说话。直到主持人一再表示她必须明确表态时，斯威特兰娜才吐出一个“不”字。前女友遭割喉管被前女友拒绝后，里卡多当场脸色变得煞白。这戏剧性的一幕被电视台拍摄下来，并继续向全西班牙观众现场直播，里卡多顿时成了西班牙人的笑柄。节目结束后，里卡多越想越窝火，他计划报复前女友。19日下午，里卡多怒气冲冲地闯进前女友家中，和前女友发生激烈争执。最终，他彻底失去了理智，用一把匕首割断了对方的喉管，将其谋杀。电视台推卸责任目前，这起求婚引发的谋杀案震惊了整个西班牙。许多人指责称，《帕特丽夏的日记》故意制造戏剧性的煽情效果，无疑是这场谋杀案的重要导火索。但电视台发言人21日出面否认称：“二者之间并无联系，节目当时的场面十分浪漫。我们一直以为他们是因为财务问题分手的。”在这一事件中，电视台的做法当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甚至还符合媒介专业主义的精神——制作了真实的、且有爆炸效应的信息并传递给了观众。但是，这部电视作品对于传播当事人来说是一场灾难，这是因为电视将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隐私曝光了，当事人被迫将自己不愿意公开的窘迫面对公众的审视乃至嘲笑，如此，电视间接地造成了对当事人的伤害。可惜的是里卡多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将自己的遭遇归罪于自己无辜的女友。其实在现实恋爱、婚姻生活中，争吵、分手、拒绝、窘迫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问题是这些都应该属于隐私，是当事人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情，对这些事情的保密，是个人做人尊严的体现。里卡多恼羞成怒的根本原因无疑是让全国电视观众看到了他的窘迫，电视台将这种窘迫公之于众，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是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源。
近年来，我国类似的电视节目也越来越多。这些节目大多以平民百姓为访谈对象，以表述他们个人生活与情感为内容的访谈节目，都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这类访谈节目大量触及个人隐私，其中不乏有损个人人格与尊严的隐私，这些隐私包括家庭邻里不和、情感纠葛、不正常性关系、有悖常理的态度和言行等。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节目至今却未引发诉讼，其中隐含的法律及媒体职业道德问题令人深思。
比如，很多当事人并不愿意到电视台接受采访，但出于种种考虑被迫为之。如有一场名为《毁容之后》的电视访谈节目，被访谈者是夫妻两人。妻子花了十几万块钱，在一家美容院做了美容手术，但手术失败，术后面部发炎、红肿，多日不愈。夫妻俩为此发生争吵，以至关系很紧张。丈夫出于挽救婚姻的目的求助于某电视台，但妻子拒绝记者的采访，丈夫以“你不去(到电视台做访谈)就和你离婚”相威胁，妻子只好接受了节目的访谈。
而在节目内容方面，电视台出于收视率等方面的考虑，往往更加喜欢关注一些煽情、火爆、刺激的细节，比如在《毁容之后》的访谈节目中，妻子美容手术失败，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多次找美容院，美容院千方百计地回避、推诿。作为媒体应该关注的是这位妻子美容失败的原因以及问题的解决，而节目对此却一提而过，对夫妻两个因美容失败而引起的感情纠葛却进行了细致的访谈。这是把社会矛盾降格为家庭矛盾，突出了节目的煽情性，却弱化了大众媒介的社会批判作用。问题的根源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却用曝光家庭矛盾这种隐私性的传播获取了较高的收视率。电视台的这些做法当然不违法，但却是反伦理的。
对传播当事人保护的方法其实是容易的，比如用马赛克等电视特技的方式对当事人的脸部进行处理，不要让当事人的形象曝光于社会，这就是对他的最大的保护。而像《帕特丽夏的日记》这样的现场直播节目，可以考虑中断直播。即便不如此，电视台在事后也要关注里卡多的情绪和态度，甚至要找心理医生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这样的电视媒介才是有责任心的媒介，在完成了自己传播使命的同时，还坚守了媒介的善意，弘扬了媒介伦理。
三、对受众尤其是特殊受众的保护
这里所说的特殊受众主要是指一些弱势的社会群体，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容易受到伤害而没有能力有效地保护自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儿童。
由于儿童缺乏自控能力且模仿能力极强，所以广播电视媒介针对儿童的节目尤其需要谨慎。当然，电视领域不乏优秀的儿童电视作品，比如美国PBS的《芝麻街》、英国BBC的《天线宝宝》等等。但是，这些有限的优秀的儿童电视作品不是电视节目的主流。尤其是商业体制下的电视节目会在不经意间伤害到儿童。关于这一点，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童年的消逝》中有精彩论述。
波兹曼认为，由于印刷文字要通过长久学习才能运用，这使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生活空间有明显界限，于是“童年”产生。但在现代传播技术尤其是电视机面前，儿童能看到、看懂几乎所有原来归成人拥有的内容，二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于是“童年”消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