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意思是吴佩孚并非可信之人，“拙”可能仅是表面的，老奸巨猾的徐世昌也输给了吴佩孚的“拙”。事实上陈独秀从一般意义上也并不一概反对联省自治和地方自治，只是认为在地方军阀事实上已经全面垄断了军政财大权的情况下，是难以推行扩大地方权力、削弱军人权力乃至实现真正自治的，故只能以革命武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这样政府实现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从容制宪的余地，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分配方为适当，自然是这时候宪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陈独秀在1922年9月25日写给胡适的信再次强调革命手段的重要性：“中国事无论统一联治，集权分权，无论民主的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不取革命的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陈独秀的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因为军阀迷信武力，又很无耻，一切好的理想在他们面前的最终结果都是碰壁和对牛弹琴，所以除了以武力对武力之外，似乎在很多善良的人看来别无选择。但陈独秀虽然设想革命推翻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后，可以靠宪政制度来实现包括地方自治在内的国家体制的改革，但他并没有具体谈及怎样避免革命之后出现新的极权。
胡适的联省自治态度，归根结底还是由他的实验主义的立场所决定的，即一切理论都是待验证的假设，不相信武力统一可以带来国家组织形式的解决，如其1922年6月18日为周报所写的一周述评所说，“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蔡元培当时没有就联省自治在周报上发表专文，但他的立场与胡适是一致的，晚些时候（1926年2月4日）他对记者的谈话中比较系统地反映出来：至于政治问题，余殊赞成联胜自治之论，此以中国地方之大，人民之众，欲冀一人者出，有征服一切，统一天下，真有河清难俟之慨。无已，则为由盼各省于小范围之内，如山西之阎锡山埋头自治，就本地财政之收入，以养有预算的有纪律的军队，省自为政，不相侵越，以就政治实业教育上比较其优劣，以为争竞。若论中央政局，无论何种制度，只须各省改革就绪，均无问题。
胡适等的非武力的联省自治主张，决定了他必然是既反对孙中山的武力护法，也反对北京政府的武力统一，而这种立场也使得他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吴佩孚发了一个“东电”，声称联省自治的性质在于“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以列强环视之国家供冥想之试验。”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须以单一之形式，贯彻分权之精神”的统一原则，采取“集权于国，分权于民”的统一模式。胡适在1922年8月13日第15期周报上撰文《吴佩孚与联省自治》，对吴佩孚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吴氏主张仅仅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名词”，是抽象的“民治”，实则无法实现，因为吴氏自己也不想贯彻，如吴氏所担心的“省长而入选，非军阀则贾氓；县长而入选，非乡愿则地痞。”胡适按照吴氏的逻辑反问：“若依吴佩孚的兢兢怀疑，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组织未备，锻炼未成，究其终极，总统而入选，非军阀即奸雄；议员而入选，非政棍即财主！’我们何不也改总统为世袭皇帝，改议员为任命的呢？”胡适认为以民智情况作为拒绝民治是不对的，“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炼’民治的唯一法子。”胡适文章发表后，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给胡适写信，批评胡“断章摘论过于武断”，希望胡“今后立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并替吴佩孚辩解，称吴佩孚也有同孙中山一样的“训政”思想，还反诘道：列宁政府“是不是训政？”胡适在日记中全文收录此信，并感慨：“我们的国家大事竟在这种人手里，如何是好！他们想‘训政’，其实只要他们有此能力，训政也不妨。今日他们既无能力，又无此机会。”看来，胡适是把未来国家的组织形式与实现宪政民主制度相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了，也就是说他认为联省自治的联邦制国家，是实现民主制度的一个可靠保障。
美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这样的事实也对胡适的联省自治情怀的形成有促进作用。在《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中胡适说，“无论联邦与联省，并不妨害国家的统一。……因为统一民主国尽可以包含联邦式的统一民主国。假使我们能做到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式的统一，难道我们还不能满足吗？”胡适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后，站在联省自治的立场上，对他心目中“自治”取得较好效果的陈炯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1922年7月23日第12期周报的一周述评中，胡适认为陈炯明的行为“这本是一种革命”，胡适还对国民党人报刊上指责陈“叛逆”“犯上”“悖主”提出异议，认为这是把“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胡适的立场受到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的批评，陈独秀在1923年1月的《向导》上撰文《革命与反革命》不客气地指出，“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924年9月瞿秋白在所著《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批评说，“陈炯明受英人利用，阻碍国民革命之统一中国，声明联省自治，胡适之便更进一步，奖励他是‘革命行为’”。
三、关于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胡适在1960年1月致信郭廷以回顾说，自己的文章中“最挨骂的”一篇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至今骂我此文，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看来，这样一篇文章在国共两党那里都没有得到好评。
《国际的中国》发表于《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第22期第1版。胡适在文章一开始即认为****方面新发表的宣言所提出的同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又对****宣言揭露帝国主义扶植各自的军阀代理人内战，破坏中国统一，对中国进行侵略，感到“很幼稚”“很奇怪”，“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胡适认为，欧战中欧洲国家杀得筋疲力尽，自己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所以欧战后已经不具备在远东的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甚至瓜分中国的能力了；日本虽然借着欧战之机在中国扩大侵略，但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的民族觉醒，而且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力“也在这个时期之中渐渐的造成一个可以自己立脚的地位了”；国际的新组建的银行团已经可以“阻止某一国单独借款给中国政府的大效果”，所以也不存在某一国独占中国的可能，而国际投资者为了赚钱，更希望的是中国统一和稳定。胡适据此认为“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他说，“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的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胡适认为，中国的无数的“商人小百姓”恐怕最大的担心不是“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所指出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各种压迫”，而是厘金等国内的恶政，“所以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胡适的这种不重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本意，是批判国内恶劣政治，认为恶劣政治导致中国不上轨道，导致中国国际地位低下，从而给了列强可乘之机，这是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所在。从一般意义上讲，强调内因的重要性当然不错，但积弊的国内政治在当时很难简单地归结为内因造成的恶果，其实也是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及与国内统治者沆瀣一气的结果。当然具体地分析，也并非所有国内政治改造的举步维艰都是外国势力阻挠的结果，或者每一项改造国内政治举措的失败，都与外国势力破坏有关。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失败就纯粹是清政府利益集团镇压的结果，袁世凯当政后的倒行逆施也更多的是袁本人品质恶劣使然。各路军阀与外国的关系也不尽一致，大概也亲疏有别。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企图本质是一致的，但列强之间肯定也会有所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远东的侵略也一定程度显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日本则越发暴露出穷凶极恶的面目。
20世纪30年代收回治外法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之所以有所进展，大概一定程度也能说明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国内政治改造有时会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但总体来说，胡适的基本立场和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纲领在反帝问题上是不一致的。五卅运动后瞿秋白的一篇《“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在历数“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演变时还没忘了批评胡适：“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大约兴起于1921年，最初没什么人注意，慢慢地一些学生开始研究什么是帝国主义，并且“懂得五四革命运动其实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虽然还不彻底。这风气一起来，胡适博士就大起恐慌。一九二二年间，胡博士用什么‘实验主义’证明‘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他说反帝国主义就是发对西洋文化，有些义和拳的气味。然而胡博士的‘权威’并没有多大力量。这口号还是在流行出去，而且越流越广，甚至于什么矿坑里也看见这一类的标语。”胡适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模糊认识，尽管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据胡适的同乡、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原放的日记和回忆，1925年10月胡适住在上海汪原放家里，经常同前来的陈独秀长谈，有时两人还发生争吵。有一次陈独秀对胡适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听了，很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两人不欢而散，胡适拎起文明棍，“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
陈独秀的脸上“也有几分气恼”。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亚东图书馆的负责人、汪原放的叔叔汪孟邹问胡适“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胡适“放下脸来”，连连扯着汪孟邹的袖子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
说罢，很不高兴地“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1926年胡适参观了苏联的一些建设成就后，很受触动，越发感到中国之所以黑暗落后，责任全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不能怨天尤人，他写给徐志摩的信实实在在表达了这种态度：“我是不肯把一切罪状都推在洋鬼子头上的。中国糟到这步田地，一点一滴，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为什么外国人不敢去欺负日本呢？我们要救国应该自己反省，应该向自己家里做点彻底改革的工夫，不肯反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胡适的这个立场始终没有改变，甚至在1930年12月10日的《新月》杂志（第2卷第10期）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他责己胜于责人的观点。在文章中胡适明确提出中国要铲除打倒的“五大仇敌”（“五大恶魔”）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胡适解释说，五大仇敌中没有资本主义，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没提到资产阶级，“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没有提到封建势力，“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没有提到帝国主义，是“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
胡适强调他不是不主张抵抗帝国主义，而是“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胡适主张，通过打倒“五鬼”，实现最终的目标：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
“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深信：决没有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统一国家”而不能在国际上享受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
我们不看见那大战后破产而完全解除军备的德国在战败后八年被世界列国恭迎入国际联盟，并且特别为她设了一个长期理事名额吗？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考量胡适的主张，大概其希望中国进步的急迫而善良的愿望是要肯定的，而其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危害轻描淡写及否认封建制度则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是很厌烦胡适的立场的，主要因为胡适的民主要求搅乱了当政者的****算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