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严厉批评了陶氏的“双重标准”：（1）明知该“自责”却回避，拿错误的东西去给国民打气、鼓劲，这是不能接受的。“但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先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2）只有深刻认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甚至“深自谴责，深自忏悔，深自愧耻”，民族复兴才能实现。“若妄自夸大，本无可夸而偏要违心的自夸，那岂不是讳疾而忌医的笨法子吗？”（3）提倡“自责”并非不爱国，“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侫医损友。”（4）“自责”与“国粹”之争的实质是“假话”与“真话”之争。“只有说真话可以使这个民族独立自主，”是否说真话“是个思想家立身行己的人格问题”。可悲之处就在于“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没有承认事实的勇气，而公然提倡他们自己良心上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或许胡适强烈的“自责”态度的确会伤害一些茫然自信的国人自尊心，但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在自高自大的梦中昏睡了几百年的民族，没有振聋发聩的疾呼，大概梦是醒不过来的，诚如周作人所说：“罗素因为称赞中国，中国人很喜欢将他的议论翻译过来。我觉得罗素能够称赞中国，的确是可以佩服，但是他之所以可佩服者，并不在于他的单是称赞中国，而在他的能够看出他本国的缺点而推扬中国的似乎是好处的诸点。
中国人如真是佩服罗素，便应当学他的这一点，能够看出本国的缺点，而不应该喜欢人家的称赞，觉得满足。”胡适在军阀眼皮底下论政，批评当政者的无耻妄行，需要的是勇气和正义，而胡适另外一种形式的讲真话，除了勇气外，更多需要的则是一种正确的批评态度。在舆论形成了一面倒的批评声浪下，勇于出来论事论理，说出和舆论不一致的看法，有时也并不容易，要冒相当的风险。1922年3月王正廷被中国政府委任为“鲁案”善后督办，负责对日交涉收回青岛主权事宜。年底与日本签订“鲁案协定”，办理移交相关胶澳管理手续。王正廷履职期间，受到了山东舆论的广泛批评，据胡适所说，甚至对王正廷“渐渐的由监督的态度变到仇视的态度上去了。……有好几次要求政府‘克期罢斥，另简贤明’的”。山东地方团体和在北京的山东同乡对王的批评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担心王在交涉过程中会丧失更多的主权，“华盛顿会议上已丧失了权力的，我们不希望王正廷争回；华盛顿条约里不曾丧失的，我们希望他不再丧失”；二是担心王办交涉过程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在交涉完成后做了“青岛大王”。
胡适在周报上发表文章不同意山东舆论对王正廷的看法，胡适认为：第一，虽然山东人的要求有一定道理，但“‘交涉’是一种交易’，逃不了讨价还钱的手续。……不应该笼统日本人不漫天讨价，也不能希望中国委员方面绝对不还钱。”胡适的意思，国际交涉中的通行做法和最终结局都是相互妥协，幻想外交谈判全胜而归是不现实的；第二，收回主权后，重要的不在于谁担任青岛的长官，而在于中央是不是要直接委派青岛督办，应该明确青岛市同山东省的关系：山东督办是否不受山东省政府或议会的监督。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胡适的文章向山东人提出“希望”：“不要全凭意气，不要全利用群众心理，应该先把一切步骤想象出来。打倒一个人是容易的事，为事择相当的人就不容易了。攻击一项交涉也是容易的事；根据事理，做更妥当的计划，就不容易了。”从感情上说，胡适是在给山东人正义的激情泼冷水；从理智上讲，胡适讲的都是实在话，王正廷交涉及青岛长官权限等最终结果也基本上验证了胡适的看法。但这样的实在话在当时是不讨人喜欢的。11月12日《时事新报》上刊登“新猛”的《胡适之与王正廷》，批评胡适：“谚有之：‘未吃得羊肉，反惹得一身膻气。’王正廷是什么一种人，胡君还要和他说话，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怀疑胡适之了。”“新猛”还批评说，搞政论的人，应该怀有“超然的目光”，“切不可带有替某人某派或某事辩护的意思”。
胡适回敬说，“我若因为怕人怀疑而不敢说话，那就不成胡适之了。”胡适还反驳说，想“新猛”的所谓“超然的目光”，实际“只是一种阿世取俗的时髦眼光”。“现在最时髦的是攻击人。凡是攻击，都是超然的。我们攻击人，从来没有受人‘怀疑’过。我们偶然表示赞成某人，或替某人说一句公道的话，就要引起旁人的‘怀疑’了。”胡适在文章还说，有一位山东教育界的领袖告诉他：山东人对王正廷的态度委实不太对，但“现时亦无好法转变一般人心理”。胡适就此发挥说：现时所以没有好法子转变一般人的心理，正因为当时利用群众心理的人能发而不能收，正因为舆论界的人都怕人怀疑，都要避免“为王正廷辩护”的嫌疑。我是不怕人怀疑的。只可惜我们说话太晚了，已“无好法转变一般人心理”了！胡适日记中有一段文字，可告诉人们，为王正廷说公道话确是出以公心。胡适文章发表后，王很感激，特意托朱经农向胡适示谢，“说要送我一个嘉禾章”，胡适“坚决的回绝了”，并为此在报上发表“胡适启事”：“四月五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我们引用一段30年代著名报人胡政之的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来印证讲真话在中国该是多么的重要和艰难：
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国民一个大毛病，就是不说真话，而且不许人说真话！因为不许说真话，所以整个社会，充满着诈伪、虚矫、自欺欺人的空气，把人生也弄成空虚而没有意味。久而久之，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甚至积非成是的结果，间或有人敢于说真话、办实事，大家反尔怀疑敌视，甚至要打倒他而后已。惟其如此，社会上只有“乡愿”，只有“愚论”，而不能有健全合理的真舆论。因为这样的舆论，至少应该先把事实真相，赤裸裸地公表出来，供大众之认识与理解，然后根据真知灼见，由少数有识解的人们，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纠正，拿出具体主张。……
中国人的专制思想，是与生俱来之天生病态，所以中国言论纪事之不自由，不但政治使然，社会亦复如是。例如庚子闹义和团，在北方不是风靡一时吗？当时有人反对，便得受社会多数民众的攻击，仿佛是“二毛子”，人人得而诛之；一·二八上海停战会议之时，少数人知道不堪再打，谁都希望协定成立，大多数人却绝对不愿听这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议论，所以直到如今，这段交涉，还是南京政府受人攻击的口实。惟其社会上喜欢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感情论，夸大狂，以致冷静合理的主张，往往不合大众的胃口，不能见容，甚且遭受迫害。
于是野心家，迎合众愚，务为高论，而少数沉潜之士，畏谤避祸，也只好噤若寒蝉，嗟叹于私室。此外纵有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身处孤危，亦惟有相讥进言，聊求心之所安，力量当然有限。中国真正舆论之不能造成，原因就在于此。所以言论纪事的自由，不但应向政府要求，并且还得向社会要求；不但须请求解放，并且还得需要保护！胡政之懂得了中国社会言论不自由的根源，既在于政府压迫，也在于民众在长期的传统文化环境中养成了说大话、唱高调、喜欢不负责任地指责真话的劣根性。这也更进一步证明，在启蒙的过程中，让国人抛弃说假话的恶习该有多么的重要。
《努力周报》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大胆而理性地弘扬法治精神。在军阀的统治下，一切法律条文统统都是统治的工具，可以弃之不用，也可以任意曲解加以利用。吴佩孚曾经不经正当程序违法逮捕了财政部次长钟世铭，当黎元洪在军阀派系争斗背景下不经法律程序逮捕罗文干时，吴佩孚假惺惺兴师问罪。而黎元洪也反唇相讥：“财部前次长钟世铭久被看管，迄未免职。警厅奉执事之命，犹且毅然行之！”胡适评价说：“我们并不说，因为吴佩孚违法黎元洪就也可以违法；我们只要说，违法的恶例是开不得的。今天的政府不经法律手续就查抄曹汝霖陆宗舆的财产，我们固然快意；但假如明天政府不经法律手续就查抄蔡元培、李煜瀛的家产，我们就不快意了。然而在逻辑上却实在是同样的例子。”差不多与罗案同时，还发生了招商局的傅宗耀被抓的案子。
胡适评论说，傅是否有罪，因不掌握证据不便评判，但起码抓人和免职的程序是错误的：交通部仅凭着“沟通逃犯，鼓励工党”的名目就请总统下令逮捕，又仅凭着几个股东（很像“捏名”的）的控告就请总统下令免职。胡适等人对罗文干案的态度，不是无条件的营救，也不是坐视不管，在尚不能充分肯定罗的问题性质的情况下，更多的是批评军阀践踏法律。因为如果程序错了，结局自然也就没有公正可言。胡适在“这一周”评论中，针对罗案和傅案，很严肃地正告黎元洪及其同伙，开了违法的先例，必然会有人仿效，“上自总统，下至极小的官吏，总觉得法律不方便，命令方便：国家又怎样能有法治，人权又怎样能有保障呢？”大胆地呼唤法治，抨击军阀人治的行径，写下了《努力周报》闪烁着时代光芒的一页。
《努力周报》看重时评，也穿插文学作品，后来又每月出版一期《读书杂志》。
这些形式都算周报史上的大胆创新。徐志摩1924年2月致信胡适谈到策划《理想》周刊时，很真诚地讲到要借鉴《读书杂志》：“我也想照你《读书杂志》的办法，月初或月尾有增刊，登载长篇论文与译述创作。”胡适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自古成功在尝试”，他真诚地论政，真诚地启蒙，也就必然会真诚地办报，包括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