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马君武的话明显地是痛感于国民党无国会的专制。胡适接着讲出了“有”比“没有”好的道理：“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其实，与胡适等看法相同的人并不在少数，著名报人胡政之1934年对比说：
要讲压迫言论，从我二十年的经验看来，真是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在民国四五年中，当新闻记者的人，除非是好出风头，奔走政界，很少受人注意。电报局虽也有时检查专电，扣留不发，但是检查员间或还找着发报的记者，和你商量商量，有些经过解说，便可照样发出，有些纵令检扣，还许你另外改过再发，这都是我亲身阅历过的。后来北方军阀专政，虽说一样地干涉报馆，但是因为智识太欠缺的缘故，新闻记者只要立身行己，有卓然自全之道，在新闻技术上很容易避免危险。……民国十七年革命军统一北方，党部成立，言论便渐渐不如军阀时代自由，因为党人们都从此道出来，一切玩笔杆，掉花枪的做法，他们全知道，甚至各处收发的新闻电报检查之外，还任意加以修改，这比从前的方法，进步何止百倍？在胡政之看来，政治自由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南京政府超过北京政府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早年受过苏俄的影响和训练，其官员们特别是政工出身的人，都深知媒体舆论的厉害和重要，很多人都搞过宣传，原本就是“专家”，所以记者应付检查的招数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了然在胸，釜底抽薪般地打杀不算难事。
周报的停刊，固然有政治形势不断恶化、办报风险有所增加的考虑，但主要还在于丑恶的政治形势愈演愈烈，满腔正义和苦口婆心都不能打动军阀们，军阀们铁了心，把住权力不放，任凭国家沿着荒谬的道路滑向泥淖。论政者无可奈何，大失所望了！1923年10月，远在上海的胡适致信北京负责周报的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等人，谈周报停刊事：“停办之事，原非我的本意。但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若撇开人而谈问题和主张——如全国会议，息兵，宪法之类——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而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二、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重拾胡适等人决定不再进行无济于事的论政了，但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并没有消失，反而因为政治环境日益败坏，这种责任感变得更加迫切。他们要继续进行启蒙，从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从改造政局转移到改造国民素质，在根本上打造改造社会的基础。周报这种形式，时效性较强，更适合于论政，而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偏重于学理的阐释和形象的创作，周报不是理想的传播载体，所以就需要停办《努力周报》了。
1923年10月胡适致信高一涵等人，告之他与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等在上海商量周报如何办理的结果。胡适说：
（1）周报暂时停办，将来改组为半月刊或者月刊，“专从文艺思想方面着力，但亦不放弃政治。……此时仍继续《读书杂志》。”（2）希望把新的《努力》办成《新青年》那样在启蒙事业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刊物：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
《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六年不断的作文学思想革命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3）扩大新《努力》的同人阵容：欢迎蔡元培先生等老辈和少年同志一齐加入新《努力》中。（4）积累资本，把事业做大。此前《努力》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发行量达到了8000份，所以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都表示愿意接办新《努力》。这两家出版商与胡适的关系均非同一般，所以合作还带有友情互助的性质。胡适决定把审稿以外的诸如出版、印刷、广告等事务全交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去做。
胡适的初衷，在于积累资本，把办报事业做大，“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是我十年来梦想。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同人写稿没有稿费，负责发行的人“也不支薪”，胡适感到有些于心不忍。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商议的结果，胡适、陈独秀的稿子不付稿酬，由馆方支付版税形式的“编辑费”给新《努力》，其他人由馆方支付稿酬。当然，新《努力》没能出版，这一切也都无从落实。
三、新《努力》没能降生世间
很遗憾，这个胡适寄托着厚望的新《努力》，尽管社会各界人士抱着深深的期待等着它的诞生，但最终还是没能呱呱坠地。综合胡适与朋友之间的信函往来的内容，拟复刊的周报最终未能出版的情况，可以大致归纳出基本的线索。
虽然最初打算办月刊（或半月刊），但实际上胡适一直在月刊与周刊之间犹豫不决。1924年9月胡适致信《晨报副刊》称，“《努力》的二次出来，是月刊呢？
还是扩大的周刊呢？这个问题也要等张先生回来再决定。他主张办周刊；我们也嫌月刊太慢。也许将来的新《努力》还是一种周刊。”同人们虽然都支持胡适的设想，但也有一些顾虑，朱经农10月告诉胡适，“《努力》若出版，似仍以谈学术为宜……《努力》仍出周刊，远方投稿恐失时效。”当然，办周刊有一些具体的困难，朱经农与王云五等人商量的结果是，“如果仍办周刊，还是先照旧日小规模进行，免得经济上发生困难。”但刊物的形式直到1925年初还没定下来，据任鸿隽2月写给胡适的信：“在上海看见奚若，因约了经农、振飞会谈一次。奚若不高兴办月报，我们也觉得此刻高谈学理没有什么意思。而且要办周报，必须办得有精神、有锋芒”。《读书杂志》1924年2月22日第18期终刊号的《本报特别启事》称，新的《努力月刊》1924年5月出版。但出版日期一度又改到了7月份，再后来又说最快也要年底才能出版。一再改期的原因，除了胡适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全力投入编稿审稿工作以外，还因为被选做刊物编辑并“专任政治方面的议论”的张奚若尚在法国，需要1924年底才返回国内。没能按计划出版的原因，也与经费问题有关。张奚若回国专门协助胡适办刊物，但国内为他找工作和筹划生活费的工作并不理想，张奚若本人很着急。值得注意的是，丁文江写信告诉胡适他与王徵“觉得奚若担负不了”，似乎对张奚若的办报能力有些担心。
张奚若的本意是要全身心投入到新杂志的编辑业务中，但前提是他还要养家糊口，如果胡适等人不能筹到这些钱，他只好另寻一份工作同时兼职做编辑。任教北京大学的计划没有着落，他又不想在商务印书馆接替陶孟和的位子，所以让他做全职的新《努力》的编辑也难了。另一个因素，大概也影响到了新《努力》的命运，即《现代评论》周刊经过半年多的筹划，于1924年12月13日出版了。这样一本同样是高级知识分子论政和学术内容兼有的周刊，在吸引读者和争取稿源方面肯定会同计划中的新《努力》形成竞争的关系，1925年1月张奚若在上海就表示担心“《现代评论》出版，与我们续办《努力》原计划有无影响？”任鸿隽也感觉到两个刊物有些冲突，但觉得《努力》已经有了一点历史，“弃之可惜”，况且“《现代评论》虽然不错，但精神、言论都觉得太柔和一点。”所以新《努力》的夭折，很大程度上也与《现代评论》有关，1925年1月17日胡适日记：“晚上到北大英文演说赛会作评判员，完事后与陈通伯同步行回到我家，谈甚久。他说，他们盼望我们不办《努力周报》，而把《太平洋》归我来办。前者我本已与一涵说过，后者我也赞成。”看来，此前胡适他们已经决定不再办新《努力》了，而且不办的原因大概在于现代评论社和胡适双方都担心竞争导致两败俱伤，而作为补偿的条件则是陈源（陈通伯）把另一个刊物《太平洋》转给原来的努力周报社来办。这里也应该明了，现代评论社与胡适他们是两部分人，虽然胡适等人后来在《现代评论》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胡适日记是把现代评论社的同人称为“他们”的，而且“他们”也是单独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