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清朝时期进一步扭曲了民众的主奴双重人格，为民时无条件俯首帖耳，为官时乱施淫威，但始作俑者并不是清朝。当政者把一切资源都拿来用于维护统治，导致社会是非颠倒，民众良知泯灭、信心黯淡：国人“信”儒教是为了做官，“信”道教是为了长生不老，“信”佛教是为了保佑平安。在一个连信仰都是假的庸俗的国度里，企盼涌现素质高的民众和敢于站出来“负责任”的知识阶层，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一种奢望。在一个权力绝对主导型的社会里，大概变革的初始激活力量还得从权力集团中找寻，也就是由既掌权又有良知的少数人，做出一两件鼓舞人心的事情，带动社会良知的复苏和社会风气的改善，直至建立起多数人的信心和共识，社会的进步才有希望。包括《努力周报》在内的论政和启蒙，作用就在于影响当政者，唤醒麻木的国人，所以是不可能一两个回合就见成效的。
署名“陶因”的《中国社会紊乱的原因及挽救的办法》首先罗列了思想界对中国社会紊乱原因的四种总结：民族衰老了，由衰而亡，不可救药了；民智太低，教育不良；法制不良；偶然的原因导致混乱，比如不幸出了袁世凯，胡乱任命武夫，豢养军代，结果养痈遗患。陶因认为除了“衰老说”外，其余三种说法还都有几分道理。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第一，中国古来“学者完全趋重精神方面”，以为社会是可以按照思想家的主观设计任意改造的，“换一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现状都是我们意识的制作品”。因此，空头思想家泛滥，托古改制成风，反而经济领域的工作没人重视，结果社会长期限于农牧状态；第二，传统思想中的“多子主义”，上至王公，下至乞丐，无不“如醉似狂的粗制滥造，所以弄成人口充斥，人浮于事。”
高一涵在《国民应该起来制裁这制造革命的国会》中对比了英国政治相对平静，法国则风起云涌的原因，强调国会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性。“在英国的政治进化史上为什么看不见掀天动地的大革命？皆因人民的意志可由议会转到政府。法国为什么突然发生了1789年的空前的大革命？皆因自1614年到1789年国民议会中断，政府和人民之间没有方法可以沟通意志。英国人看出这个秘密，所以自此而后，极力的使议会接收人民的请愿事件。”作者列出了英国众议院19世纪上半期诸时段接收请愿书的数量：1827～1831年24492件；1838～1843年94292件；1844～1848年68501件。作者反观当时的民国国会竟然残酷殴打请愿者，不胜感慨。作者引用了学生的《告诉书》，揭露司法被践踏的丑恶现实：“巡警或用长杆，或用皮带，或用刺刀，向‘请愿人’扑杀；以致‘请愿人’或伤头面，或伤耳目，血肉横飞，悲惨已极！对于奔跑之‘请愿人’……向前追击，有颠仆者，更被其拳足交加，以致脏腑受损；而落后之人，更被其捉入门内，施以毒打，然后放出。”作者还引用了参议员李素致参院同人书：“议员对于请愿者有相当受理。……乃警士横加干涉，学子备受赶击。刀砍杠伤，如捕盗犯。
人孰无情，何能堪此！”二、启蒙的新局面：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努力周报》创办的初衷是要论政，但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开始后，论政便退居到第二位，启蒙成了周报的中心话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也叫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努力周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启蒙的重要标志，也是周报后期的最重要的启蒙内容。促使周报战略转移的重要因素，就是政治的乌烟瘴气非但没有随着周报的批评而有改善，北京政局反而越来越坏，军阀政客变得越来越无耻，越来越肆无忌惮，标志性事件就是北京政府不顾舆论的强烈反对，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引发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1923年1月17日辞职的，2月4日的《周报》上胡适是这样记述的：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
胡适后来（10月21日）在《周报》上撰文回顾说，就是从那时起，觉悟到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下功夫，然后才可以谈政治的变革。胡适对人生观的关注，可以说有一段时间了。《周报》兴办之前的1921年6月3日胡适日记：“拟定在保定讲演的题目：《文法的研究法》《诗经的研究》《新诗的运动》《科学的人生观》《中学教育与中学学生》《思想革新的几个条件》，定明天早七点十分去。”显然此时胡适就意识到科学的人生观的重要性，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8月3日胡适在安庆讲演《实验主义》和《科学的人生观》，据胡适日记，《科学的人生观》的主要内容是“主张随时随地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生种种问题”，包括：“消极方面”的“不武断”“不盲从”，和“积极方面”的“疑问”“研究事实：指定疑难所在”“提出假定的解决法：应用学问与经验”“选择适当的解决”“证实：行！”1922年3月25日胡适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演说《科学的人生观》，胡适当天日记：
科学的人生观即是用科学的精神、态度、方法，来对付人生的问题。科学的精神在于他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有五点：
（1）特殊的，问题的，不笼统的。
（2）疑问的，研究的，不盲从的。
（3）假设的，不武断的。
（4）试验的，不顽固的。
（5）实行的，不是“戏论”的。
……
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1）打破笼统的“根本解决”，认清特别的、个体的问题。人生问题都是个别的，没有笼统的问题（例如婚姻、家庭……），故没有笼统的解决。
（2）从研究事实下手，不要轻易信仰，须要先疑而后信。
（3）一切原理通则，都看作假设的工具；自己的一切主张，都看作待证的假定。
（4）用实验的证据来试验那提出的假设；用试验的结果来坚固自己的信心，来消除别人的疑心与反对。
（5）科学的思想是为解决个别的问题的，已得了解决法，即须实力奉行。
科学的人生观的第一个字是“疑”，第二个字是“思想”，第三个字是“干”！实际上，胡适所强调的“科学的人生观”，包含这样一些要素：
（1）强调的是科学的精神，这种科学的精神也就是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所宣传的“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的“科学”，主要不是宣传自然科学知识甚至常识，而在宣传一种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宣传的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在胡适看来，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推到前台的最有影响力的“赛先生”，应该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
胡适为来华访问讲学的杜威充任翻译，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实验主义的旋风。按照胡适的概括，实验主义就是“拿证据来”，就是怀疑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就是不武断，不盲从，把一切好听的理论都当做待证明的假设。胡适大概遗憾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被他所谓的政治因素干扰，未能深入进行下去，所以要不失时机地继续宣传包括以怀疑和批判为特征的“赛先生”在内的新思想、新文化。
（2）胡适所谓的“人生观”，不仅是一般意义上所谓关于人生的价值、目的、意义之类的哲理，还泛指人生道路、人生态度、人生追求。
（3）胡适的“科学的人生观”，就是独立思考、怀疑精神、真诚信仰基础之上的积极的“入世”态度和活动，创造出一番人生的事业和辉煌。所以也可以说，发起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是新形势下的新文化运动，是以“赛先生”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启蒙，而胡适的“科学的人生观”事实上包含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实验主义，所以此时的“赛先生”虽然是舞台上的主角，但很多时候是携着“德先生”一起登场演出的。
《周报》高度重视这场论战。论战最主要的背景就在于从欧洲到中国，兴起了一股否认科学的浪潮。欧洲的一批哲学家痛感科学技术枉自发达，不仅没有使人生观有质的提升，发而引发了死伤几千万人口的欧战。欧洲对科技作用的反思，触动了一向喜欢反思和自我否定的梁启超的神经，他在结束访欧旅程后所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认为科学不仅没能给欧洲带来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就像沙漠中的迷路者，盲目尾随黑影以为向导。结果黑影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不愧是善于思辨的人：“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但胡适却认为梁启超身份特殊，影响很大，所以其一番怀疑科学的高论，“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胡适认为，欧洲的几个玄学家吃饱之后没事可干，尽可以对科学说些风凉话，丝毫无损于在欧洲已经处于深固不摇地位的科学，但在中国则不同，因为中国的科学基础太脆弱了，中国太需要科学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
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那里配排斥科学？至于“人生观”，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
实际上，《努力周报》正式拉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序幕之前，交战双方的代表丁文江和张君劢私下里已经有了思想交锋的“热身赛”了。丁文江和张君劢原本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但1923年3月间两人曾经就人生观问题有过一场长达一个小时的辩论。张曾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有《人生观》的演讲，两人的辩论自然就围绕着人生观展开。张的观点是“人生观不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而丁文江则认为“科学方法是绝对不受限制的”。张说，“我做我的人生观，并没有反对科学的意思，但是听了你这番话，真正出乎意料之外。我倒要做篇文章反对反对科学。”丁文江把辩论的情况写信告知胡适，称“我想我们决计不能轻易放过他这种主张”。1923年4月15日周报第48期刊载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4月22日周报第49期续载）。周报的确高度重视这场论战，不仅把文章置于头版头条，而且特意在头版刊登编辑部的启事“‘这一周’时评暂停”。
张君劢的《人生观》的主要观点是：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而所谓古今大思想家，即对于此人生观问题有所贡献者也。……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