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们对他的表达迷惑不解，他进一步解释说：“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因此，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经如此解释，笔者认为他的“媒介即讯息”竟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以生产工具为代表）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暗通款曲。也正是基于这一层理解，才会有笔者下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工具的作用的论述。此处存而不论。
要之，“这是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高度概括，其含义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讯息。”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是广义的，在他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论题下，几乎所有人体功能的外化物都是这样的媒介。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新世界的方式，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因此，媒介又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他认为，由该图不难看出，麦克卢汉是把媒介作为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化的决定因素来看待的。虽然他表达含蓄，没有如其他一些人那样给麦克卢汉贴上“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标签，但也流露出这一倾向。他认同美国学者切特罗姆的说法，认为麦克卢汉是技术自然主义者，而且指陈其理论上的极端片面性表现之一就是：“麦克卢汉把媒介技术视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对许多研究说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属于“决定论”（还有“技术自然主义”的标签），笔者从来不认同。以麦克卢汉注重整体的场性、非线性思维方式，怎么可能自己推出一个“决定论”式的观点？这只能是他人以线性思维来理解麦克卢汉而导致的违背思想者本人的思维逻辑的推论。
还是先看在1965年那次《箴言》电视访谈节目中，麦克卢汉应弗兰克·科莫德的要求是如何解释他的“媒介即是讯息”这句“口号式的警语”的：“我想，换一种说法可能会更加令人满意：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环境……环境纯粹是一套基本规则，一种总体上囊括一切的力量。”而在1974年2月25日到南佛罗里达大学所作的题为《在光速之下生活》的演讲中，麦克卢汉结合汽车在美国的重要性，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真正内涵：“我的意思是说，汽车产生的结果正在消亡，隐私和服务环境是汽车产生的一部分结果。我说‘媒介即讯息’时，我的意思是：汽车不是讯息，这里的讯息是汽车产生的结果，比如公路、工厂和石油公司，那才是讯息。换句话说，汽车的讯息是汽车的结果。你抽掉了结果，汽车的意义就被抽掉了。作为工程客体的汽车和这些结果没有关系。汽车是许多服务背景中的外观。你改变背景，你就改变了汽车。汽车并不起讯息的作用，而是讯息的结果之一。由此可见，‘媒介即是讯息’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我总是再三踌躇，不愿意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它说的其实是一套隐蔽的服务环境，由革新造就的隐蔽的服务环境；使人改变的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人改变的是环境，而不是技术。”“使人改变的是环境，而不是技术。”只此一句，就足以扫荡一切关于麦克卢汉是“媒介决定论者”或“技术决定论者”的陈词滥调。其后，他还曾在他处畅谈其媒介生态学构想。这为在他之后的媒介生态学及如今的媒介环境学奠定了基础。而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不可能被视为所谓的“媒介决定论”。
一方斥之为媒介决定论，另一方则断然否认此说。一些态度中庸的媒介学家为息纷解争，提出了“硬媒介决定论”和“软媒介决定论”。麦克卢汉的传人保罗·莱文森在其著作《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绪论中对此有所介绍，并聪明而温和地为老师麦克卢汉作了辩护。按他的介绍，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种关系就属于硬媒介决定论。这种观点的极端性显而易见，因为，理智地讲，媒介很少能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这种关系就属于软媒介决定论。
笔者认为，软媒介决定论根本就不是决定论，将决定论分“软”和“硬”只是给辩论双方留有余地的文字游戏。因为所谓“硬”在这里就是绝对的意思，而所谓“软”则是“相对”的意思。既然“相对”，又何来“决定”？莱文森用心良苦地提出：“为了区分硬媒介决定论和软媒介决定论，我们可以把信息技术在基因层面创造有机体结构和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参考。”并在承认任何一种关系都不是绝对的（或者说“硬”的），亦即任何一种关系都是软决定论的一种形式的前提下，依然声称“我们有理由将基因称为‘硬’的，而将社会称为‘软’的（基因所施加的影响是绝对的，但产生的结果是相对的。）”莱文森认为，软决定是这样一种系统，它认为技术只决定事物可能发生（没有技术就不可能发生相应的结果），而不认为技术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绝对的结果。在这样的系统中各种因素共同起作用。对此，笔者效仿李泽厚的“经济前提论”说法（在论述马克思唯物史观时再详细阐述），将此称为“技术前提论”。莱文森举例说，当麦克卢汉声称“如果电视早点产生的话，就不会有希特勒”（1964年），他的意思是说，希特勒通过广播这种具有强大个性化的影响力量却看不见脸的大众传播形式，使其信念从内容到形式得到了必要的广泛传播，但是在更加直接、不能作弊的电视图像中，讲演者和听众的关系将会被完全破坏。虽然如此主张足够激进，但它并没有强调说在只有广播的情况下，希特勒和纳粹会必然产生。而对麦克卢汉的批评就经常忽略这一点。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希特勒是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和德国人选择的结果，因为，与此同时，在开放的社会中，广播创造出广泛的听众，却产生了两位强有力的民主国家领导：弗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
因此，软决定论（笔者注：其实是技术前提论）说明，信息技术和事物产生的可能性之间确实存在相互关系，但人类将这种可能性变成事实。而人的选择则是我们分析媒介影响时始终要考虑的因素。
作为工具的媒介就是这样由人选择而使用的。媒介的演化进程不是自然选择，也不是技术的自动进化，而是作为类的人的选择。任何成功的媒介都必然要满足人的某些需求，而数字融合媒介则是至今为止最能全面满足人的需求的信息生产（包括传播）工具，它的功能还有待于我们人类作更深层次的开发，这也是媒介融合在性质上总是一种处于过程中的趋势的原因所在。
二、唯物史观下的生产工具
麦克卢汉的媒介工具观，尤其是“媒介即是讯息”论，笔者一直将其视为马克思唯物观“生产力（以生产工具为代表）决定生产关系”的媒介版。故而，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紧密关联一直也是笔者关注的一个方面。
郭庆光教授在其《传播学教程》一书中，指出麦克卢汉的意义就在于它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并强调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
并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看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媒介工具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推动社会发展前进和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已经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所证实。”同时，郭教授也结合唯物史观的相关分析指出麦克卢汉理论的局限性，认为决定社会形态发展和变革的基本因素是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的矛盾运动，而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生产关系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一定时期还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两者永远处于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之中。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媒介工具和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媒介归根到底是人类的主体活动的创造物，人如何利用和控制媒介，社会占有结构、所有制关系如何，也反过来规定着媒介活动的特点和性质。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只强调了媒介工具和技术的巨大能动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对它制约的一面，其理论具有明显的片面性。”持论公允，且与国际上对麦克卢汉理论的批评颇能对接，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不足称得上是其阿喀琉斯之踵。不过，笔者认为这并非他没有意识到，而是他缺乏此类理论建构能力。正是在这种基础上，笔者愿从媒介与表达自由的角度，梳理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并努力将唯物史观和媒介工具-技术理论勾连起来。
唯物史观，或曰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而言，就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所谓普遍规律，常见说法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而推动社会基本矛盾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回答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人和自然的矛盾推动的。因为人类要吃、喝、穿、住，就必须克服物质生产中的困难，从而必须不断积累经验。增长生产能力和知识，如此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因此，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并把唯物史观和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学者庞卓恒则立场坚定地指出，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理论体系上看，“是因为它的前提或出发点是人，它的归宿点也是人”。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而这些“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的实践活动首先就是制造、使用生产工具的活动，所谓的“在一定条件下”的条件之一就是其所处历史社会环境下的工具-科技条件。
这一工具-科技条件的重要性，在我国当代美学家和思想家李泽厚提出的“历史本体论”（原称“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或“人类学本体论”）中得到了更大的凸显。在他提出其“历史本体论”后，一般人只记住李泽厚常说的那三句话（作为这个“论”的三个要点）：“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然而，这个“论”还有一个更基础的本体存在，即他屡次强调的“工具本体”。实际上，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则是他的历史本体论的两个本体。因为在他看来，“历史才是真正的本体，渗透、沉积在工具———社会和心理———情感两个方面之中。”他在《历史本体论》一书的最后一段如是说：“人类是动物族类，而工具———社会和心理———情感都由群体历史地形成，但落实在个体的物质生存、精神存在上。可见，两个本体，不管从人类说或是从个人说，都以人与内外自然的关系（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而展开，而最终归结为‘历史’，此之谓‘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或‘历史本体论’。于是，回到了本书标题，以此作结。”他曾述其思想根源，说：“历史本体论提出了两个本体，前一本体（工具本体）承续Marx，后一本体（心理本体）承续Heidergger，但都作了修正和‘发展’。结合中国传统，前者得出‘实用理性’，后者得出‘乐感文化’。两者都以历史为根本，统一于人类历史的本体。大概有多种读法（包括误读）来读Marx、Nietzsche、Heidergger，这是我的读法。”笔者本文主要关注其工具本体说。
